山东首支援坦医疗队，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大爱往事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是非洲民族解放与发展振兴的坚定伙伴，而山东首支援坦医疗队的先辈们，正是这段深厚情谊的生动践行者。他们以白求恩精神为灯，在缺医少药的非洲大地，用手术刀刻下使命，以听诊器传递温情。从昔日医疗队的无私奉献到如今中非合作的全方位深化，七十年风雨同舟，中非友谊在代代相传中愈发坚韧，正循着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航向，书写更加辉煌的时代新篇。

对外援助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国家安全、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1963年，刚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走出来的新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中国医疗队，从此开始了中国医疗界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的征程。

“医疗队员到坦桑，兄弟情谊似海洋，白求恩的榜样永不忘，毫不利己日夜忙……”这是20世纪70年代摄制的纪录片《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中的一首插曲。1964年8月，第一支中国医疗队抵达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在殖民时期遗留的简陋卫生院里开启了援非征程。本文通过档案文献与口述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展现了山东首支援坦医疗队(1968—1971)的跨国医疗援助往事。

万里之约，共赴健康使命

1965年2月17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应我国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邀请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年后的1967年11月27日，坦桑尼亚卫生和住房部部长沙巴及他率领的卫生代表团访华，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其间，坦桑尼亚政府卫生代表团同我国政府达成了由中国派出医疗队赴坦工作的协议。次年5月6日，两国政府代表在达累斯萨拉姆签订了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坦工作的议定书。

1965年，毛泽东主席接见尼雷尔总统

坦桑尼亚之所以邀请我国派遣医疗队赴坦工作，主要原因是1964年4月27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刚刚建立(10月29日改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医疗卫生力量十分薄弱。据时任驻坦使馆临时代办的周伯萍回忆，1967年9月下旬，尼雷尔约其谈话，讲到想要中国派遣医疗队援助坦桑尼亚之事。尼雷尔还谈到，“贫穷、愚昧、疾病，是坦桑的三大敌人。治穷、治愚、治病，是坦盟的基本任务之一。治病对治穷、治愚都有重大影响。坦桑几乎没有自己的医生，用高薪从英国、印度聘请的少数医生，只在城市医院工作，城市居民看病都很困难，农民根本无法看病，所以人口死亡率很高，加重了治愚、治穷的难度”。可见，尼雷尔认为治病已不单纯是对民众的身体健康负责，更是坦桑尼亚开启民智、国富民强的一个重要前提。有资料显示，那时的坦桑尼亚“缺医少药，疾病多是罕见的，在人口较密的地区一个诊疗所管40—50英里的范围，有的才有一个医助、二三名初级卫生人员，一个县(省)医院才有一名医生”，药品器械全靠进口外援，仅有的一些器械也陈旧残缺，许多诊疗所的药橱几乎都是空的，“自己只能培养医助，才有三所学校，学生很少。坦桑自己没有医学院”。

而我国为何愿意派医疗队援坦?可以通过当时周恩来接见坦桑尼亚卫生代表团的讲话来理解其背后的原因。周恩来讲道：“我们医疗队在国外，不但要治好病，而且还要帮助所在国家进行培养训练工作……我们的援助，就是要使这个国家能够站起来……亚洲国家都发展了，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帝力量……中心问题，是帮助一个民族主义国家独立，帮助这些国家站起来，把潜力发挥出来。”周恩来所述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而形成国际统一战线的问题。这也是当年我国派医疗队援坦的战略考量。

1967年11月，周恩来接见过坦桑尼亚卫生代表团后，即亲自批准“由山东派出中国援坦桑医疗队”，并由山东省卫生厅革命委员会负责具体落实组建医疗队的各项工作。1971年1月4日，财政部联合卫生部给山东等地下发了通知，其中讲到，“援外医疗人员，均系在各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原有人员编制内抽调”。山东首支援坦医疗队的组建亦不例外。山东省卫生厅革命委员会按照“政治思想好，立场坚定，历史清楚，无复杂的社会、海外关系，工作有干劲，技术过硬，身体健康”的要求，从全省范围内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第一队。据参加第一队的队员回忆，“出身好、政治可靠、没有海外关系、业务好是基本条件，还要经过广泛征求意见，逐级审查把关，最后确定人选”。当年组建第一队的医生有55人、护士9人，可见重心放在了治病救人而非护理;来自省、市、县级医院的各有14名、42名、3名，来自省、市两级医院的医生占了多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鉴于国际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周总理还批准时任济南军区二十三野战医院政委的王芝亮参加第一队并任队长兼党委书记。

第一队第一批援坦医疗队出国前在天安门留影

首支援坦医疗队的性质应该说完全属于“尽国际主义义务”的援助型。当时，我国与坦方签订派医疗队的议定书商定，医疗队在坦工作期间需要的主要药品和医疗器械由我方供应，一般药品和医疗器械由坦方供应;医疗队人员赴坦往返旅费，在坦工作期间的工资、伙食和生活零用费均由我方负担，坦方仅负担医疗队的住宿、水电及在坦交通工具和交通费用。

第一队出发前，卫生部和山东省有关领导还对队员们进行了政治教育：“国外工作无小事……要遵守内外纪律，要提高政治警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医疗队的自身建设。”队员们抵坦后，我驻坦使馆有关领导一方面向队员们介绍了坦桑尼亚的当前形势、中坦友好关系、我国对坦援助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要求医疗队“以白求恩为榜样，团结坦桑医务人员一道工作，要取信于人民;在工作中，要提高警惕，遵守外事纪律，要不卑不亢，要放下专家架子，平等待人，积极工作，用实际行动影响、团结和争取群众”。

救死扶伤，尽显医者仁心

山东首支援坦医疗队由88名医务人员组成，1968年3月应坦桑尼亚政府邀请，在坦工作了三年零三个月，于1971年7月完成任务返回祖国。第一队按照坦桑尼亚政府和我驻坦使馆的商定，先后分编了14个医疗组，每组5—7人，分布在马拉等8省及其所属6县的省县医院，在当地政府统一组织下展开医疗工作。

1968年第一队第二批援坦医疗队队员合影

山东援坦医疗队在坦工作期间，收治住院病人7.2万多人，门诊病人216.3万多人，下乡巡回医疗中诊断治疗113.2万多人。通过手术为2.1万多名病人解除了痛苦，为820多名患者摘除了白内障，从死亡线上救活了1300多人，其中救活新生窒息婴儿400余名。第一队还在当地政府和医疗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通过临床巡回医疗，以带徒弟、半工半读、办学习班等方式，为坦桑尼亚培训医生35名、医助17名、护士105名、赤脚医生130名、生物制品技术人员23名。

上述各项数据背后，凝结着全体队员的辛勤付出与牺牲。队员鞠维英工作期间很少过星期天，有时一连几个昼夜不休息;队员田家永在巡诊中不幸负伤，但仍坚持工作;队员郭友山出国前，妻子还在坐月子，但仍毅然支持他参加医疗队。

队员阮汝清回忆了在木索马省医院工作的情形：“我们在医院已经工作了1个多月……但我们的援外医疗工作……仅限于门诊接诊……难得进行医疗操作。Patel医官对我们要求十分苛刻，考试合格后才能取得上岗资格。”随后，在一次诊断病人右肩前上部肿胀病情时，Patel医生认为是肿胀，阮汝清则认为是皮下积气。最终经X线片检查，证明阮汝清的诊断是正确的。Patel医官也当众宣布“从今以后，外科病房全部由阮医生负责”。像阮汝清这样的队员还有很多，他们运用自身医学知识，不仅赢得了尊重，更打破了当地医生对我援坦医生的质疑。

队员崔学英回忆：“坦桑尼亚……热带皮肤病和眼疾在农村特多，我们医疗队恰好这类药品准备得太少，其他几个队也急需这类药品。”作为药剂师，他在帮助坦方药剂人员清理药库时发现了部分药物原料，便利用这些原料配制了数十种治疗皮肤病的外用制剂及几种眼药水。没有软膏板就用普通玻璃板代替;没有软膏刀就自己动手用竹子削制，充分利用已有物资为医疗队制造了大量药品。

繁忙之余，队员们还“苦”中作乐，丰富业余生活。队员张益发回忆：“我们从国内带来各种菜种……经过半年多的辛勤劳动……小菜园几乎成了一座花园”，“各种蔬菜长得特别好，既补充了我们的生活用菜，节省了开支，又吃到了当地买不到的美味可口的细菜，还提供了我们消遣的场所。每天饭后或星期天，我们就浇水、施肥、整理土地，其乐无穷”，“我们养了几十只鸡，是为了补充伙食少花钱，及时吃到鲜蛋和鲜肉。”队员吴承远、郭友山曾应坦桑尼亚医学会邀请出席东非和中非国际外科学术会议。除参会外，他们还泛舟维多利亚湖上，参会虽短短数天，却增加了队员们对坦桑尼亚的进一步了解，“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难以忘怀的深刻的美好印象”。

医路同行，镌刻中非友情

山东省卫生厅革命委员会按照周总理的指示，通过抽调省内各级医院精干力量组建成首支援坦医疗队，在坦桑尼亚当地政府及医务人员的安排配合下，运用医学知识开展治病救人、培训坦桑尼亚医务人员等工作，既提高了自身思想政治站位及医疗业务水平，也传递了友谊，以医疗形式为我国打造国际统一战线进而应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作出了贡献。

如前述周总理在接见坦桑尼亚卫生代表团时的讲话中表达的，我国派遣援坦医疗队的深层次动因是以医疗形式构建国际统一战线，山东首支援坦医疗队通过治病救人这种形式，广泛接触了当地500多万民众，进行友谊工作，扩大了我国的政治影响，“为团结朋友，打击帝修反，巩固发展中坦友谊，扩大反美统一战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坦桑尼亚有其独特的地方病、罕见病，医疗队员除了已掌握的医学知识外，通过在当地的医疗实践，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诊治坦桑尼亚地方病、罕见病的医学水准。此外，在治病救人过程中，在医务人员不足的情况下，队员们相互间也会互相帮助、学习，这对队员医术水平的提升有重要影响。如临床医生初步掌握了对热带的睡眠病、埃及血吸虫病的处理;经过开展多面手活动，多数医生在完成本科任务的基础上，能够处理两三种别科病人。

通读首批援坦医疗队队员的回忆录可以发现，“难忘”二字经常出现其中，如队长王芝亮所讲，“离开援坦桑尼亚医疗队虽已二十年了，但漫长的岁月没有冲淡三年援坦医疗生活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我的脑海中常常闪现出当年那令人难忘的一幕幕情景”。队员段永祥回顾了他们巡回医疗期间车辆陷入泥坑后，在坦桑民众的帮助下搭建起临时木桥，顺利渡河的生动情形。就是在这样一件件具体事情中，医疗队员拉近了与坦桑尼亚民众的情感联系，传递了友谊，潜移默化间获得了独特的人生体验，丰富了人生阅历及内心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在坦治病救人等考验，3年多时间里，医疗队16名队员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74名队员受到多种奖励。个别队员出国前思想上存在“临时出差思想和半截子革命论”的问题，通过在坦医疗实践及政治学习等，不断对自身问题进行纠偏、改正，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政治站位。

(原题：《山东首支援坦医疗队往事》)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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