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煜：在圣贤门楣下卖国求荣的衣冠禽兽

历史的聚光灯往往偏爱那些在大是大非面前挺起脊梁的英雄，却也不得不偶尔抽出时间，去审视那些匍匐在侵略者脚下的丑恶灵魂。当我们翻开抗日战争那部血与火写就的史册，看到的不仅是“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悲愤，更有一些衣冠楚楚之辈，在民族危亡之际，不仅没有成为支撑大厦的栋梁，反而化身蛀虫，企图在废墟中为自己挖掘一座苟安的坟墓。

孔令煜，这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略显陌生的名字，正是这样一具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行尸走肉。

作为孔子第七十六代孙，顶着“圣人后裔”这块在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了两千多年的金字招牌，孔令煜本应是气节的象征，是风骨的传人。然而，当1938年1月日寇的铁蹄踏破曲阜的宁静，这位代理奉祀官的表现，却让祖宗蒙羞，让后世齿冷。

他不仅没有如外界想象的那般以死明志，反而以一种近乎“专业”的奴才相，迅速找到了自己的新角色——侵略者案头的一枚精致印章，一块用来粉饰“大东亚共荣圈”的遮羞布。

一、阙里迎贼

1937年底，随着时任衍圣公孔德成被迫随国民政府南迁重庆，孔令煜作为“留守”人员，接过了孔府的管治大权。这原本应该是一段临危受命的佳话，如果他能守住圣人之家的底线的话。可惜，历史的考验刚一降临，他的膝盖就先于大脑弯了下去。

1938年1月5日，日军占领曲阜的第二天，或者说，就在曲阜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次日，孔令煜便迫不及待地做了一件足以让他遗臭万年的事——率领孔府族人，在曲阜城中心的阙里街，毕恭毕敬地“迎接”日寇的到来。

这一幕是何等的讽刺!阙里街，那是孔圣人故里的象征，是历代文人墨客顶礼膜拜的圣地入口。在这里，曾经迎接过康熙、乾隆的南巡，迎接过历朝历代的封赏。然而孔令煜却用它来迎接一群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史料记载，他不仅“迎接”，还亲自充当向导，带着这些侵略者游览孔庙、孔府、孔林，甚至在大成殿前，看着日军举行所谓的“祭拜”仪式。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一个身着长袍马褂、留着白胡子的老者，佝偻着腰，向身边那些荷枪实弹的日本军官谄媚地介绍着“万世师表”的典故。他的脸上或许还挂着勉强的笑意，心里或许还在自我安慰“这是为了保全孔府”。但无论他有多少理由，当他在侵略者的军刀下低下头颅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不再是圣人的后裔，而是一个彻底的软骨头。

最令人作呕的细节发生在当天晚上。就在孔府那雕梁画栋的大厅里，孔令煜张罗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款待田嵨、久保添等一众日军头目。觥筹交错之间，谁也不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什么，但所有人都能猜到——这是一场投诚的仪式，是一场用圣地的尊严换取个人平安的肮脏交易。当日本军官的笑声回荡在原本庄严肃穆的孔府院落里，孔令煜那张堆满皱纹的脸上，早已看不到半点圣人的风骨。

二、沦为宣传工具的木偶

如果说“阙里迎贼”还只是私下里的丑行，那么孔令煜随后与日军的公开合影，则完全是在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他的变节。

那张如今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的黑白照片，至今看来依然令人感到刺目。照片中，孔令煜穿着那身标志性的清朝服饰，白胡子飘飘，看起来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模样。然而站在他两侧的，却是手握军刀、一脸倨傲的日本军官。几个人站在一起，竟然还配合着镜头露出了笑容。

这张照片在当时被日军大肆印刷，作为宣传材料在沦陷区和大后方散发。配文充满了虚伪的谎言：“孔圣后裔与皇军亲善”“儒家文化在日本得到发扬”。日本人太聪明了，他们知道，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孔家是一面旗帜。只要这面旗帜倒向日本，哪怕只是在照片里看起来“倒”了，就能瓦解无数人的抵抗意志。

孔令煜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他太明白了。他毕竟在官场混迹多年，担任过山东省运河船捐局长、财政厅科长。他深知这些照片会被用来做什么，但他依然配合了。因为他需要日军保护他的家产，保护他在红萼轩的安逸生活。至于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那些在沦陷区受苦受难的同胞，在孔令煜的眼中，恐怕都比不上他那一亩三分地的安宁。

这不是无知，这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是以圣人之名行小人之实的极度自私。

三、为侵华日军歌功颂德，为“大东亚圣战”摇旗呐喊

如果说迎接日军、合影留念还属于“被动配合”，那么孔令煜在抗战期间的那些公开言论，则是彻头彻尾的助纣为虐了。

根据《孔府档案》的记载，孔令煜在日占时期的行为远不止于“迎来送往”。1940年的孔子诞辰纪念大会上，这位代理奉祀官竟然公开发表演说，大谈特谈要以“孔子儒学完成大东亚圣战”。

“大东亚圣战”——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侵略战争发明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孔令煜作为孔子后裔，居然在孔子的诞辰纪念日，利用孔子的名义去为这场侵略战争背书，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失节，而是对祖宗灵魂的亵渎!如果孔圣人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不肖子孙拿着自己的学说去为异族的侵略辩护，恐怕会气得从坟墓里坐起来。

1942年，孔令煜的丑态进一步升级。在汪伪政权举办的纪念孔子大会上，他再次发表广播演说，继续兜售他那套“复兴东方文化”与“完成大东亚圣战”相捆绑的谬论。汪伪政权是什么?那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日本人的傀儡，是彻头彻尾的伪政府。孔令煜甘愿在这个伪政府的舞台上粉墨登场，他的身份已经从一个文化守成者，彻底堕落为一个政治上的投敌者。

更有甚者，根据记载，1943年孔令煜还曾向汪精卫“还都三周年”发出贺电。汪精卫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头子，向其贺电，无异于向侵略者的帮凶致敬。孔令煜此举，等于公开承认了伪政权的合法性，把自己彻底绑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战车上。这个时候，任何关于“保护孔府”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保护孔府需要向汪精卫贺电吗?需要公开发表支持“大东亚圣战”的言论吗?显然不需要。这只能说明，在长期的苟且偷安中，孔令煜已经逐渐丧失了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底线，甚至开始主动迎合侵略者的意识形态。

四、早有奴性之根

孔令煜的变节，并非一时糊涂，更非被逼无奈。追根溯源，他与日本人的“缘分”，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种下，甚至可以说，他的骨子里本就流淌着“恐日”“媚日”的血液。

早在1927年，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已经在华夏大地上昭然若揭时，孔家内部就曾有人提出一个荒唐的建议——在孔庙的奎文阁设立“日本图书馆”。虽然这一提议最终是否落实尚待考证，但这样的想法能够堂而皇之地在孔府内部被提出，足见当时以孔令煜为代表的这帮守旧派，对日本的态度是何等暧昧。他们根本不觉得日本是敌人，反而把日本人当作文化上的“同道”和可以依附的“强权”。

更早之前，孔氏族人就曾多次前往日本，与日本皇室、军方过从甚密。这种长期的文化交流和利益纠葛，在孔令煜的心中埋下了亲日的种子。当1938年日军兵临城下时，这颗种子迅速发芽，开出了“汉奸”这朵恶之花。

所以，当我们看到他“设宴款待”日军时，不要以为他是被逼的。他是自愿的，甚至可能是期待的。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他已经习惯了与这些“东洋人”打交道，习惯了在他们面前低声下气。这种长期养成的奴性，使得他在民族大义面前，本能地选择了膝盖着地。

五、一个家族的两张面孔

孔令煜最可悲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自己的堕落，还在于他的所作所为，衬托出了同族子弟的铮铮铁骨，进而让他的丑陋显得更加不堪。

在那个年代，孔家并非没有硬骨头。同为孔子后裔的孔昭同，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毅然拒绝出任汉奸“维持会”会长，反而散尽家财，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他拆了家里的棉被给战士做军服，变卖了家产购买枪支弹药。他的长子被日机炸死，他自己积劳成疾，病逝于抗战途中，临终遗嘱依然念念不忘“上尽国忠，下报家仇”。

还有孔繁人，这位孔家的子弟，秘密接受党组织的委派，潜回曲阜从事地下抗日工作。因汉奸告密被捕，在济南宪兵司令部的刑场上，他大义凛然，慷慨赴死。

同样是孔家的血，孔昭同、孔繁人流的是热血，是为国捐躯的红;而孔令煜流的是什么?是脓，是腐蚀民族脊梁的毒脓。

孔德成先生虽然远在重庆，却也时刻关注着曲阜。当孔府内部出现危机，有日本军官试图闯入孔府胡作非为时，孔德成从重庆发回密电，只回了一个字：“杀”。那个嚣张的日本军官当晚便被人从孔府的万仞宫墙上扔下，一命呜呼。这才是圣人之后该有的血性!

而孔令煜呢?他在曲阜做什么?他在陪着日本人喝酒，在镜头前对着日本人微笑，在广播里替日本人宣传。同样是面对日本人，孔德成敢说“杀”，孔令煜只敢说“请”。这一“杀”一“请”之间，是君子与小人的天壤之别，是忠臣与汉奸的云泥之判。

六、盖棺已定论，洗地是洗不干净的!

或许有人会为孔令煜辩解，说他是“被迫的”，是为了“保全孔府两千年的文物”，是“忍辱负重”。这样的论调，在某些时候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在孔令煜身上，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谎言。

所谓“保全文物”，日军占领曲阜期间，孔庙确实没有遭到大规模破坏，但这并不是孔令煜“忍辱负重”的功劳，而是日本人本身就需要孔庙来装点门面。日本国内早就有命令，要求军队不得破坏孔庙，因为他们要利用孔子的影响力来安抚民心。孔令煜的存在，只不过是为这种“文化侵略”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工具而已。他不仅没有阻止日本人利用孔府，反而积极配合，甚至主动献媚，这哪里是“保全”?这分明是“出卖”!

所谓“忍辱负重”，真正的忍辱负重，是像那些深入敌营的地下工作者，表面周旋，内心仇恨，时刻想着给敌人致命一击。孔令煜做到了吗?没有。他的所作所为，只有“周旋”，没有“仇恨”;只有“迎合”，没有“抵抗”。他甚至在日本人走后，依然安安稳稳地活到了1955年，如果这算“忍辱负重”，那这份“辱”也太舒服了。

历史是一面公正的镜子，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模糊真相。孔令煜在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是对“圣人之后”这一称号的极大讽刺。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血统的高贵并不能保证灵魂的纯洁，祖宗的荣耀也无法掩盖个人的卑劣。

今天，当我们重提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为了警示后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总有一些人会因为恐惧、贪婪或者愚蠢，选择站在人民对立的一面。他们或许能苟安一时，甚至能享受到一时的荣华富贵，但终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反面教材。

孔令煜的照片依然流传在网络上，他站在日本军官旁边，笑容可掬。那个笑容，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是对儒家精神的亵渎，也是他留给后世的一张丑陋的“投名状”。

我们应该记住孔令煜这个名字，不是作为“圣人之后”，而是作为“汉奸标本”。让每一个后来者都看到，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守护者失去了气节，当一块“万世师表”的金字招牌被用来掩盖侵略的罪恶，那将是何等的悲哀与耻辱。

愿孔令煜的遗臭万年，能让后世所有所谓“精英”明白：在这个国家，你可以有千万种选择，但唯独不能选择背叛。否则，无论你披着多么华丽的外衣，终究逃不过历史的审判和人民的唾弃。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