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逻辑与解决路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运动是普遍的、永恒的，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和领域。中国共产党人将这一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把握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以此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这一矛盾贯穿始终，不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根源与方向，也为红色文化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一、本质与结构：双重矛盾的共生关系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其深层的矛盾结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双重压迫本质，即帝国主义通过军事侵略、经济控制与政治干预，使中国丧失主权，沦为依附性市场;封建势力则凭借土地垄断、专制统治与宗法制度阻碍社会进步，并与帝国主义结盟维系旧秩序。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性桎梏。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种矛盾并非孤立存在，两者呈现动态结合的共生关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由斗争走向联合，使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随之转化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盟体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一矛盾结构从根本上规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必须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才能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道路，进而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这正好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矛盾解决的尝试与教训

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而社会主要矛盾，则是这一基本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直接反映与集中表现。因此，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讨必须深入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既存的现实冲突中寻求解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各阶级未能科学、完整地把握这一矛盾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致使革命实践屡陷困境，最终未能完成历史任务。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对封建土地制度形成有力冲击，但其领导层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缺乏清醒认识。洪秀全将西方传教士视为“洋兄弟”，以致在清廷“借师助剿”策略下，遭到华尔洋枪队与淮军的联合镇压。洪仁玕就义前痛陈：“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义和团运动则走向另一极端，提出“扶清灭洋”，其“拆铁道，拔线杆”等排外行动被清廷利用，最终在八国联军与清军合剿中走向覆灭。这表明，农民阶级虽然是近代中国规模庞大的政治力量，却因无法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解决路径，其反抗斗争终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以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的、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封建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即封建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中体西用”，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等近代企业，但是他们拒绝变革封建制度。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覆没，宣告洋务运动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发起变法运动，他们意识到要避免被西方列强随意欺凌和摆布，仅仅是着眼于“器物”和“技术”层面的改变是远远不够的，应着眼于制度层面改变，在戊戌变法中企图实行君主立宪，光绪帝颁布102道新政上谕触及科举、官僚制度，但因触怒封建顽固势力，遭到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政变镇压。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封建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改革派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努力也失败了。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认识到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从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入手，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并领导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辛亥革命。这场革命终结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取得了反封建斗争的初步胜利。然而，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仍抱有幻想。孙中山早期曾表示：“欲求中国之独立，当得世界列强之谅解”，并在《告各友邦书》中承诺：“凡革命前清政府所缔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其结果却是列强转而扶持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导致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其根源正在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缺乏彻底的反帝纲领，未能完整把握并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证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已结成利益共同体。任何单方面反对其中一个势力的斗争，必然遭到另一方及其联盟的联合绞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双重矛盾必须协同解决。

三、经济殖民化：帝国主义联盟的统治基础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控制，是其在半殖民地统治的核心手段，也使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经济领域得到具体而集中的体现。其首要方式是攫取海关主权，并通过“协定关税”制度摧毁中国的关税壁垒。以英国人赫德长期把持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为标志，中国近代海关沦为列强掌控的经济工具。在此体制下，进口税率被长期压制在极低水平，导致洋货大规模倾销，严重冲击并摧毁了传统手工业(如江南纺织业)，使中国日益沦为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这不仅是对民族经济的直接压迫，更是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根本剥夺。

更进一步，外国资本通过直接投资，系统性地垄断了中国的关键产业与经济命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外国资本在中国近代工矿交通业总投资中占据绝对优势，并控制了煤矿、钢铁、金融等核心部门。其获取的巨额利润持续汇出，远超新增投资，形成对其有利的财富掠夺循环。与之相对，民族资本在双重挤压下艰难求生，在夹缝中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列强暂时放松控制，中国民族工业(如纺织业)迎来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这恰恰从反面证明：解除帝国主义的殖民经济束缚，是实现民族经济独立与发展的根本前提。这种全面的经济控制与掠夺，深刻体现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下，中国历届政府的经济政策自主权受到帝国主义的系统性剥夺，这是国家丧失主权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框定了政策的外在约束，更使中国政府成为列强经济利益的执行工具。例如，晚清《公司律》赋予外资超国民待遇，默许其吸收华股;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币改革被迫与英镑、美元双重挂钩，实际丧失了货币发行与汇率自主权;战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则从法律上固化并扩大了美国在华经济特权。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结构性现实：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国家无法实施真正独立自主的产业保护、金融监管和贸易政策，其经济主权被架空，政策制定本质上服务于帝国主义资本扩张与资源掠夺的需要。这深刻表明，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地位必然导致经济政策的依附性，民族经济的独立发展在主权不完整的条件下无从实现。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双重矛盾的协同解决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科学把握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自觉肩负起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解决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历史重任的伟大使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党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最终历史性地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首先，理论上的深刻认识与科学把握。1922年，中共二大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进一步将革命性质界定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将官僚资本主义明确列为革命对象，完整表述了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由此，党在理论上清晰界定了由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革命任务，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其次，党将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成功运用于革命实践，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大革命时期，开展土地革命，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同时揭露国民党政权作为帝国主义在华代理的本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战，并抵制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体现了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解放战争时期，彻底揭露美蒋同盟的反动本质，领导人民最终推翻了反动统治。

最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得到根本解决：在政治上，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清除了外国特权，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和完成土地改革，实现了经济自主与“耕者有其田”;在社会层面，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标志着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历史性胜利。

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进程深刻揭示：反帝斗争与反封建斗争是同一历史过程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两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帝国主义是封建主义赖以维持的后盾，而封建势力则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就要全力找出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完成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更以实践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的真理性，唯有彻底打破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才能扫清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障碍，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

(本文系2025年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红色文化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5LLZXA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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