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革新：文化艺术的七个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艺术工作的几个关系

李革新

作者按：此文为笔者发表在1993年第10期《河北文化》的一篇旧稿，原题为《市场经济初期文化艺术工作几个“热点”问题》。1993年11月5日，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立成同志批示：“文章中谈到一些热点及问题，是文艺界存在的，有的甚至很严重”，要求文化厅、省文联等部门“进一步深入讨论，以取得共识。”

前几天，在网上发现并再读这篇旧作，感慨良多，觉得无论是文章还是当年领导批示，均无大错，而且仍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再过一个月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4周年，于是萌发了修订、重发拙文，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4周年的念头。现将修订稿发出，不当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繁荣文化艺术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艺术工作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热点”问题。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研究、探讨这些热点，求得科学一致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拟就文化文艺工作几个关系，谈点粗浅意见。算一家之言，以为引玉之砖。

一、人才和设施“下海”和文化艺术主业的关系

商品大潮的诱惑，使有的文化艺术从业人员一度“魂不守舍”。离职经商，“跳槽”“下海”“走穴”者不乏其人。报载：某市歌舞团14名20岁左右的女演员，11人离团或拒聘;某省艺校92届舞蹈班毕业生，分配到歌舞剧院的17名演员，已有10人离院出走，“南下北上”“孔雀东南飞”。有的演员即便没下海，也是白天上班，晚上“走穴”，到歌舞厅、夜总会捞“外快”;甚至有的到农村丧葬场合吹打班卖唱挣钱。

除了人才“下海”外，更令人忧心的是文化设施也“下海”。有的剧院团把排练场出租给外人，当成了营业性歌舞厅、卡拉OK厅;有的文化宫、图书馆、博物馆，被改成了商店、宾馆、酒楼、高级夜总会;多年的老电影院出租给外国老板，到后期，因经济纠纷，与承租方打官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一个基本原理是人必须首先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其他艺术活动。计划经济时受穷，搞了市场经济，别人都富了，你还叫他受穷，他必然会“这山望着那山高”，觉得“没意思”。面对人才外流，设施“出轨”，“编笼子”不如种“梧桐”，“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改革也要靠点“逼”劲。市场经济的竞争“逼”着我们加快改革步伐。为改变经费拮据的状况，单位组织一些非专业人员，搞点副业，补贴大家收入，对稳住队伍无可厚非。

但是，“以副补主”还是得“以文为主”，在改革和发展主业上下功夫。任何社会都一样，工厂不生产，农村不种田，部队不练兵，大家都“一切向钱看”，改行做买卖;文化艺术单位，作家不写书去摆地摊，教授不搞科研去卖烧饼，剧团演员不唱戏去开酒馆;领导也是“一切向钱看”，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使文化主业和文化设施流失，不是党和国家所要求的改革。作为文化艺术单位，主要是改革领导工作，分析、研究、改掉阻碍优秀文化艺术产品创作、生产的体制、机制，创作、生产出更多优秀文化艺术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卖个好价钱”，提高职工收入。这样，就必须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防止和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入侵，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教育、带领大家深入生活，熟悉、体验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以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占领文化市场，引领单位出人、出戏、出作品，才是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人间正道。

二、文化产品的价值和物质商品的价值的关系

作家写书，画家作画，演员唱戏，杂技魔术，耍猴卖艺，以各自的特殊劳动挣钱谋生，养家糊口，古来如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承认文化艺术产品具有商品属性，参与市场流通，使文化、文艺作品，在为经济建设服务，取得社会效益的同时，取得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文化艺术工作的客观要求。

但是，文化精神产品与物质商品，最大的区别是在于它们的价值不能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文化精神产品与物质商品的等价交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文化文艺作品来说，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在它们中间失去了“一般等价物”的职能;无论社会怎样市场化，一本书、一篇文章、一部电影、一张戏票“等于一把斧子加两只羊”的公式都不能成立;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每次交换用货币所表现出来的稿酬、票价，只能体现、实现其真正价值的极少部分，绝对实现价值，可能是永远的不可能。马克思倾毕生心血为无产阶级写了大量的鸿篇巨著，为人类解放做出难以估量的伟大贡献，然而他自己却一贫如洗，有时为了买到寄稿用的邮票，不得不把“上衣送进了当铺”，有时甚至“连买报纸的一个便士都没有。”(1)

精神产品与物质商品的价值不能比较，不同类的精神产品的价值也不能比较，甚至同类精神产品也无法进行比较。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等作品的作者，当年所得报酬，或根本就没有报酬，远不如今天一个歌星一次出场费的万分之一。即使同一件精神产品，也会因时间、地点和接受主体等等条件的不同，与物质商品产生天壤之别。

但是，精神产品(仅就进步的精神产品而言)有它们共同的价值。它们是文化文艺工作者高级的精神劳动的凝结，是他们多年甚至终身学习实践、观察社会、积累耕耘的成果。正因如此，它们所发挥的作用，绝不在一时一事，而是潜移默化地改变和提高人的素质，塑造人的灵魂。这种价值，不知道要大于某些物质商品价值的多少倍!它们的真实价值之深厚伟力，在于它们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能够改造世界，类似能量转化那样一种规律。

区别精神产品与物质商品的不同价值，区别不同部类精神产品的不同价值，区别相同部类精神产品不同个体的不同价值，区别同一件精神产品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价值等等，具有重大的意义。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清多数精神产品具有商品属性、商品价值，该放开的放开，投进市场，在竞争中求得经济效益，有利于搞活文化市场，促进文化艺术的发展。而划清上述区别，又可以防止“一刀切”，防止把所有文化艺术部门和文化艺术产品一股脑儿推向市场。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对那些不能参与市场竞争、不能赚钱，具有巨大社会效益的部门，如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应加以扶植;对一些具有商品属性，能够参与市场流通，虽然经济效益不佳，但确属民族优秀文化瑰宝的文化艺术种类，也应在经济上给予适当扶持;对纯娱乐性的“玩文化”，所谓“无益无害”的文化文艺，应该加以引导;特别是对那些“无益有害”，只对经营者有益，对消费者尤其对青少年有害的，例如歌舞娱乐场所的色情陪侍，甚至有卖淫嫖娼行为的歌舞厅、夜总会、卡拉OK厅，带有赌博性的电子游戏厅等，除以高税收加以调控外，必须加强“扫黄打非”力度，大力压缩，坚决扫除“黄”“赌”“毒”对社会、对青少年的毒害。只要我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正确的政策导向，就能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文化艺术工作的促进作用，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三、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物质商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总的来说是一致的——质优价高、质次价低，优胜劣汰;而精神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远比物质商品情况要复杂得多。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也好的精神产品，即主题重大、政治思想内容正确、学术和审美价值高、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正能量的作品，就目前看，还为数极少;确有好的社会效益，但经济效益极差，有的甚至毫无经济效益的精神产品;即便内容正确，也有较高的学术或艺术价值的作品，因受目前我国文化市场消费者欣赏水平的限制，读者、观众面小，书不畅销、戏不上座;而西方渗透进来的俗的，甚至庸俗的东西，却受到一些文化消费者的赏识，在文化市场上能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例如有些“爱得死去活来”的流行歌曲、武侠小说、言情和枪战影视等，占领了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许多阵地。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一种商品供不应求，其价格就上涨，以至于价格高于价值，刺激该类商品生产和供应急剧增加;相反供大于求，其价格就下跌，以致价格低于价值，这类商品的生产和供应就会猛烈下降。但是如上所说，精神产品的价值是不能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的，其价格不是以它本身的社会价值变动，所以文化市场上的价格并不能如实地反映精神产品的真实价值。价值高的，价格不一定高;而价值低的，价格却可能很高。这种价格与价值的背离，使价值规律在文化市场上起到了与物质商品市场完全相反的作用。在文化消费者鉴别和欣赏能力有待提高的情况下，它对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力、杀伤力;它发生作用的结果不是质优价高，质次价低，优胜劣汰，而是恰恰相反。一个老教授呕心沥血，惨淡经营一生，积累的学术资料，要出一本专著难于上天，而且专著越“专”，读者面就越小，卖不出，更谈不上经济效益;深谙经营之道的出版商，决不干这种傻事为他赔钱出书，所以要出就得花数万元自费“买版权”，甚至在正统报刊上发篇论文还要交“版面费”，这样就造成了与党和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完全相悖的情况。相反，一个流行歌曲歌星，上台一扭一唱，便成了举世瞩目的“大款”“大腕”;写本武侠、言情小说，很难说有什么社会价值，却可捞得相当可观的高稿酬，黑市上一本黄书，甚至一副“带色”的扑克牌，有的可以卖到几十甚至上百元。这样就在文化知识领域里出现了类似“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严重倒挂现象。无论多么正确的宣传舆论导向，多么优秀的文艺作品，也会在“一切向前看”的“刺激”下败下阵来。口头上而不是在经济政策上向严肃文化、高雅艺术倾斜，文化艺术界许多人不甘寂寞去追逐时髦，使严肃文艺严重滑坡，乃是传世力作、高雅的艺术精品凤毛麟角、尖端人才产生不出来，产生出来也留不住的根本原因。必须认真解决好这个重大“热点”，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才是改革的正路。

四、“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市场调节的关系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艺术，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并服务于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部分文化艺术产品进入市场流通，是不可阻挡的大潮。但党和国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目的是实现三个“有利于”，我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不会改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不会改变;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不会改变。我们应在这样一个大视角下，认识文化艺术产品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更好地坚持“双百”方针创造了有力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必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繁荣，有利于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施展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才华，有利于文化艺术产品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使内容健康向上，讴歌英雄人物及其光辉业绩、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的精神产品，占领文化市场，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但如上所述，文化市场与物质商品市场有着根本不同的特点。物质商品市场的“假冒伪劣”商品，为广大消费者深恶痛绝，一经识破，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文化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却往往受不到抵制，甚至货畅其流。

从总体上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对文化艺术产品是有鉴别力的。但毋庸讳言，也有一部分文化市场的消费者尚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因此，和物质商品市场一样，文化艺术产品不能只靠市场的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我们的“看得见的手”，就是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艺术工作离开市场调节，没有竞争、没有优胜劣汰、没有压力和动力，就不能充分实现“双百”方针，达不到调动积极因素，繁荣文化艺术的目的;而离开“二为”方向，一任市场去调节，则会导致“劣胜优汰”，“双百”方针也会被扭曲。

坚持“二为”与“双百”的统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既有统一意志，又有市场竞争，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文化艺术繁荣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就文化文艺作品来说，“二为”是作品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内容，“双百”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途径、是接受市场检验标准，也是作品表现形式和艺术功力、取得两个效益双丰收的手段。对于毒害人民灵魂，违背“二为”方向的东西不准上市，或通过“扫黄打非”予以取缔;虽有好的内容，但缺乏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的精神产品，消费者不买账，在这样的方向、管控下，好的文化产品才能产生出来。

五、文化产品的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的关系

应该说，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都属于“二为”方向的范畴。一本好书、一篇好文、一出好戏、一支好歌、一部好片，通过深邃的哲理，感人的艺术力量，给人以启迪，激发人的向上，美化人的灵魂，使人民同心同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实能起到“唱一支歌等于上一堂政治课”的作用，这当然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也有另一种文化艺术产品，它们可能没有什么政治性、思想性，无所谓教育、教化作用(如杂技、戏法、盆景、根雕、吹糖人、捏面人等)，但却能赏心悦目，给人艺术享受，使人精神愉悦，能解除劳动、学习的疲劳，使人忘却某些扰人的烦恼，换来第二天充沛的劳动和学习的精力，这也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那种单纯强调教育功能，而否认娱乐功能的观点，是妨碍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左”的观点。这种观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也是错误的。

承认“两种功能”都是“二为”，并不是不分主次。有史以来的思想家、政治家、文艺家，无不把教育功能放在首位。孔子对待诗、乐的审美，就不单单为满足人的感官愉悦，而是以复辟周王朝政治制度“礼”为核心，他要求人们在审美、鉴赏活动中，要从心理愉悦达到对“礼”的领会，“克己复礼”，从而发挥“君君臣臣”“君贵民贱”“上智下愚”的统治压迫人民的“社会效益”。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夺取了政权的统治阶级不把教育功能放在首位。无产阶级当然也不例外。列宁说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毛主席把文艺工作称为“文化军队”，强调革命要有“两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周总理说“寓教于乐”，就是要把“教”作为目的，把“乐”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

多年来，文艺界一些人，特别是某些“公知”、历史虚无主义分子，总是攻击文艺的教育功能，把重视教育功能说成“左”，否定艰苦奋斗，鼓吹“吃喝玩乐”的高消费。对这种错误导向，必须高度警惕。

六、文化工作者学习人民和教育人民的关系

内容再正确，寓理再深刻，格调再高雅，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再高，但是一些文化消费者就是不买账。你说俗的太多了，武打的、言情的、枪战的、皇帝的、太监的、土匪的等等太多了，社会效益不佳，应该改革!可是人家就“认这个”，你奈若何?电视机前，老子要看戏，儿女要看歌星的摇滚音乐，看“四大天王”，为此争执、赌气的何止千家万户……这种现象说明，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文化消费者，还不习惯欣赏社会价值高的文化艺术品，对一些青年人，哪怕是稍微带点政治意义、带点教育功能的节目，好像都不屑一顾。

造成这种情况不惟文化艺术方面的原因，它与多年来我们思想政治工作“一手软”不无关系，特别是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不无关系。1989年邓小平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这种“教育不够”，就包括文化艺术工作者尽职尽责不够。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工作者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学生，必须终生向人民学习。文艺作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文艺家向人民学习的过程，这是文艺工作者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也是文艺创作优秀产品的根本规律。

但是，人民也是需要教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又是人民的“灵魂的工程师”，对人民素质的提高，对历史的发展进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二为”中理所当然地包含用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教育人民、影响人民。列宁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思想要靠灌输，认为崇拜自发性、轻视党的思想教育，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2)

文艺对人民的教育，就是要为人民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改变群众对社会价值、社会效益的“拒斥”心理，使文艺真正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人的素质高低在于他掌握的知识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在于他的主体能动性，在于他的“内因”对外界信息的接收信号的强弱和处理外来信息能力的大小。一个人对是非的判断力、对艺术的欣赏力，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吸收什么拒斥什么，和他头脑中的旧有的相关知识相联系。任何人的某种知识的增长、某一方面能力的提高，都是他头脑中“库存”的相关信息、知识，与新信息、新知识、新材料相结合的结晶。一个毫无京剧知识的青年，对舞台上演员慢慢悠悠、咿咿呀呀的表演表示反感自有一番道理;而在戏迷或行家眼里，一板一眼，一招一式，都是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特定性格的惟妙惟肖的表达，欣赏起来如醉如痴;我国西南边境许多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连搞对象都用“对歌”的形式，张口就唱;河北吴桥号称“杂技之乡”，小孩子都会些杂技、戏法;沧州一带许多农家妇女也会几招武术……原因何在?实践使然，生活中见得多了，耳濡目染，就生成和增长那一类的艺术细胞，其内在的主体能动性就发生从量到质的变化，由不会欣赏到会欣赏，由毫无兴趣到爱之如命，逐步养成了该方面的素质。

由此看来，文化消费者的素质如何，归根到底取决于文艺工

作者的素质，取决于他们为人民提供精神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取决于他们为人民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是由社会文化生活实践决定的;人民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是由文艺作品的内容和质量决定的;文艺作品的内容和质量，是由文化、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的;文艺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就创作、生产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他们为社会提供哪方面的文艺作品多，人民群众该方面的文化生活实践就多，在一个时期内，形成某种文化生活氛围、某种社会文化思潮，出现一批一批的“追星族”“粉丝”等等，以致影响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乃至政治稳定，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多年来，人民群众对文艺工作不大满意，主要是嫌文化艺术工作者给人民尤其是给青年提供较高的社会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的精神食粮的确太少了，而给他们“提供”的武打、凶杀、拳头、枕头、妓女、太监、间谍、枪声、血污、摇滚、嘶喊以及“好地主”“好皇帝”“好太监”“好土匪”、好“国军”太多了。南方人爱吃米，北方人爱吃面，“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是吃得久了胃口形成了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和“少”都是导向。“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是因为人们对“阳春白雪”接触太少;反过来俗的东西、灰的东西、黄的东西、黑的东西太多了，占领文化市场太久了，使我们人民尤其是青年的艺术“接收机能”发生了变异、转了“基因”。我们这个靠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夺得革命和建设伟大胜利的泱泱大国的青年，反而得了“政治冷淡病”，形成了对社会价值、社会效益的抵触，这是几十年最大失误的“压痛点”，也包括文化文艺工作者的失职。

高雅文化艺术的普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认识的扭转却迫在眉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问题在于现在仍然有一些人主张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位置倒过来。热衷于搞“拜金主义”。如果“人类灵魂工程师”们老是“一切向钱看”，文化市场的消费水平就永远也“高雅”不起来。

七、文化文艺业务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关系

2022年5月10日，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笔者发文强调文艺工作者的理论学习问题，对不重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说理性讨论;不久前，即2026年1月15日，笔者又发表《不能以地主阶级中有好人而翻案土改斗争》一文，再次强调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性。

毛主席指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3)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也指出：“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4)

无论是文学艺术家还是理论评论家，无论是剧作家还是戏剧演员、歌星舞者或其他文化文艺门类，无论是文化艺术工作单位的领导者，还是某某专业人员，都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了解一些社会发展史，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跟风，不迷向，不凭想当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创作出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符合“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的优秀作品。影视、戏剧演员也应该是这样，不能别人让演什么，有片酬就演，给个本子就演，还是要有所辨别的。

人是有思想的，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也是如此。作家写什么、演员唱什么、媒体发什么，背后都是在某种思想支配下选择的，都有一个以什么思想为指导、站在哪一边的立场问题。毛主席要求文艺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人生、观察文艺，以正确的立场和世界观，指导自己的文艺工作。

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和之后的84年来，文艺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不同意见的争论，根本问题在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语言、共同信仰，特别是一些“公知”、历史虚无主义的干扰，在文化、文艺战线出现许多奇谈怪论，攻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什么以“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等等，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污蔑。在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社会，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文艺是不存在的，“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5)例如有那么一位“作家”，在“写黑暗”的阴暗心理指导下，硬要“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发泄对党和国家的仇恨，抹黑人民军队，诋毁人民领袖，丑化人民英雄，美化日本鬼子，尽管得到什么“国际大奖”，也受到少数人的吹捧;但这样的“作家”，毕竟“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小兵张嘎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别看今天闹的欢，就怕来年拉清单”，鬼子、汉奸、“公知”、虚无主义，站在反革命，反人民的立场上，人民是看得见、记得住的，算总账、拉清单是早早晚晚的事，都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只有学习党的基本理论，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才是光明大道!

注释：

(1)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7月版第273、278页

(2)《列宁选集》第一卷1960年4月版第254、256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852页

(4)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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