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践行人民史观的生动历程

1952年4月，彭真听取张澜(右一)、李济深(左四)、邵力子(左一)等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模型的意见

听取民主人士与专家学者的意见，按照中央指示慎重确定浮雕设计方案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的史料中，有一份珍贵的毛泽东主席手书批示。事情缘于朱启钤、章士钊、叶恭绰三位民主人士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后，曾向毛主席建议，提出一些新的意见，如：浮雕史料应特别慎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图画不可漏略;浮雕用材可考虑铜铸;整个图案宜再行斟酌;各部分纹样宜另行选择，明清两朝纹样纤弱无力，不宜多用等。

三位民主人士都有深厚的学识和背景。朱启钤新中国成立前是专门从事古建筑研究的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章士钊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馆长;叶恭绰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看到这三位民主人士的建议后，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付委员会讨论并建议邀三人参加。”

彭真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多次安排会见各界民主人士、专家学者以及科学工作者，亲自向他们介绍设计方案，并虚心征求意见。

从1952年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至1954年11月两年多的时间，工程进展缓慢。据梁思成回忆，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碑顶形式定不下来，建筑师主张用“建筑顶”，雕刻家主张用“群像顶”。反对“建筑顶”的认为这种“大屋顶”形象太古老。反对“群像顶”的理由是把群像立在40米高空，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

二是碑座一周浮雕主题多次送请中央审查，多次发回让继续讨论，并要求作出画稿才能决定。

三是因主题未定，雕刻家难以开始工作。加之缺少石刻工人，需临时调工训练。雕刻家认为主题决定后，由画稿、小比例尺泥塑稿到足尺泥塑稿，足尺石膏稿至正式刻成汉白玉浮雕，需要三至四年时间。

由此可见，人民英雄纪念碑须弥座上的浮雕题材和样稿的确定与施工，才是影响工程进度的关键环节。

1952年7月中旬，纪念碑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在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主持下，初步提出了10个历史题材，按照历史顺序分别是：

⑴三元里抗英斗争;⑵义和团运动;⑶辛亥革命;⑷五四运动;⑸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⑹五卅运动;⑺井冈山;⑻游击战;⑼平型关;⑽渡江战役。

随后，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将这10个题材及浮雕在大须弥座上的位置图，发送给有关领导和机构及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全体委员征求意见。许多知名人士和中央领导对纪念碑浮雕题材的选定十分重视，并就浮雕的题材、内容及前后摆放位置提出了许多意见。比如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回信中建议，浮雕的题材应该加上“八一南昌起义”和“淮海战役”的内容。之后，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根据搜集来的反馈意见，对浮雕题材方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优化，并将材料呈报给毛泽东审批。

1953年1月19日，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秘书长薛子正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浮雕的指示：“井冈山”改为“八一”;“义和团”改为“甲午”;“平型关”改为“延安出击”;“三元里”是否找一个更好的画面?“游击战”太抽象;“长征”哪一个场面可代表?

据刘开渠回忆，毛主席曾经指示，每个情节中的人物，只雕刻到连队的干部，不要把高级领导人刻在上面。当有人提议表现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时，毛主席不同意，坚持说：“还是刻八一南昌起义!”

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一次又一次的修改调整，将原来拟定的10个题材改为8个。根据梁思成1954年11月6日笔录市政府委员会彭真对浮雕最终的定论：“鸦片、金田、辛亥、五四、五卅、南昌、敌后、渡江。”具体地说，按照历史顺序分别是：1.鸦片战争;2.金田起义;3.武昌起义;4.五四运动;5.五卅运动;6.南昌起义;7.抗日游击战;8.胜利渡长江。

在“胜利渡长江”两侧，另有两幅以“支援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为题的装饰性浮雕。

新的浮雕选题方案经报请党中央审定，最终形成了8个历史题材的10幅浮雕以及每幅浮雕在纪念碑大须弥座上的具体位置。由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王丙召、曾竹韶、张松鹤、萧传玖、傅天仇8位雕塑家雕刻完成。这些浮雕高2米，宽2.05米至6.40米不等，合在一起共40.73米，成为历史上少有的汉白玉大型高浮雕艺术珍品。

在最初设计的纪念碑浮雕方案中，《虎门销烟》《金田起义》两幅作品的浮雕样稿里曾有林则徐、洪秀全的形象，在未被采用的《二七大罢工》浮雕草图中最初有林祥谦的形象，在设计创作过程中也曾有过描绘一些当时仍然健在的领袖人物形象。但由于坚持“表现群体，不表现个体”的创作原则，这些人物形象最终没有被采纳，而是在有限的画面中突出人民群众的形象。

浮雕最后定稿前，兴建委员会曾停工3天，组织了10万人到广场上观摩并提意见，然后集中意见加以修改。人民英雄纪念碑镶嵌着8个历史题材10幅汉白玉大浮雕，共刻有170多个人物形象，连环画般概括了中国人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形象地展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的艰辛历程。浮雕上的角色都是普通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等。造型庄严凝重、挺拔雄伟，静穆中带有强烈的古典主义色彩，既有民族风格，又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提议由周恩来书写毛泽东起草的碑文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石碑雕刻源远流长。它的特点是“以文勒石”，以文“述德”“铭功”“记事”。这种带有碑文题字、展现书法艺术的建筑类型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可以说，碑文集中代表着一座纪念碑的主题、风格和灵魂。

毫无疑问，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必须由共和国的缔造者、最高领袖毛泽东主席题写。据《彭真年谱》记载，1954年6月15日，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秘书长薛子正向彭真报告工程进度时说：“碑心大石料，预计九月内要安装，但刻字工程必须早为进行。请毛主席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书好，以便雕刻。”11月11日，薛子正再次报告说：“纪念碑碑心石改变方向，正面朝北及碑顶工程已布置照做，碑身工程目前钢筋洋灰筒子已打好，按原方案进行。毛主席题字希能早日发下来，以利雕刻。”

1955年6月9日，毛泽东挥笔为纪念碑正面的碑心石题写下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落款：“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日”。整幅作品力透纸背，挥洒自如。

毛泽东是在办公用的红竖格的宣纸上题写的铭文，竖行自右向左排列，每个字大小约9厘米，一共题写了两幅。他特别叮嘱工作人员：多请专家们提意见，问问哪一幅可以用。也可以从中选取单个字重新编排，如果认为写得不好，还可以重写。

当彭真将毛泽东两幅手书交兴建委员会并转交给建筑设计组时，设计组成员欣喜万分。后来，选字、放大等一系列工作，就由设计组的解长贺负责。

两幅中究竟选用哪一幅呢?解长贺一时拿不定主意。征求大家意见，也是众说纷纭。后经反复考虑，他们选了其中一幅字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部分，另一幅字的落款签名和时间部分，组成了第三个方案。解长贺专门将这幅重新组合的题字用笔双钩下来留念。

后来，著名书法家魏长青先生在参与选择时提出，书法是一门艺术，一个字、一个条幅的字体是具有其气韵、笔势和连贯性的，因此不能拆开拼用。最后确定其中的一幅，即现在纪念碑采用的那一幅。

毛泽东题写纪念碑正面碑心石的铭文落实后，背面的碑文即毛泽东起草并在奠基时宣读的“三个永垂不朽”内容该由谁来题写呢?

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设想了不同方案。就在他们争执不下的时候，彭真走了进来。他好似看出了大家满脸的纠结，随即说道：“这个问题简单，周总理字不错，我觉得特别适合!”

彭真接着补充道：“你们好好回想一下，周总理写得一手漂亮的颜体字。其字迹浑厚凝重，工整大方，绝不失庄严肃穆。”

听完彭真的提议，林徽因和梁思成脱口而出：“是啊，我们怎么把周总理忘记了!”

随后，彭真带着梁思成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诚恳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没想到，周总理一口就答应下来。

为请周总理写碑文，美术工作组兼雕塑组组长刘开渠按照碑身的大小比例，打了一张格子交送上去，供周总理书写时参考。

彭真于9月14日致信周恩来，请核定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及文字排列版式，并就碑文内容说明：“政协决议文本在‘人民英雄’上冠有‘为国牺牲的’五字，标题上没有这五个字;同时为了同毛主席所题字一致，似以去掉这五字为好。”对第一行说明：“这一行将来排一行或两行，待写出排上再定。”对落款说明：“因为碑文系政协通过，‘书’字有些同志认为应该要，但也有同志认为可以不要。”

接到书写碑文的请求后，周恩来总理极为严肃认真。对于彭真提出的意见，他全部采纳。那段时间，周总理每天晨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写一遍碑文，白天工作忙，晚上再次练习书写。他先练习书写碑文中的每一个字，反复对比、琢磨，然后再练习通篇连贯书写，前后写了40多遍，最后挑选出他认为最满意的两幅。这两幅手稿既秀美隽永，又刚劲有力，显得严谨而流畅。写好后，他把碑文手稿整齐叠好，亲自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工地，并谦虚地说：“不行再重写。”看到总理这样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精心题写的碑文，刘开渠双手捧接，连声称好。

要把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字刻到碑上去，是个技术活儿。那时候没有高科技，只能用幻灯机把字稿投影到石头上。可投影出来模糊不清，笔画边缘有一尺宽，描都描不准。工匠们先用细绳勾出字形，再请书法家魏长青校正。魏长青站在高架上，反复对比原稿，一个字一个字地调整，忙了好几个月才完工。

有人用“绝配”二字来评价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手书。的确，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毛主席的行书放在纪念碑的正面，简洁扼要，龙飞凤舞，大气磅礴，铿锵有力;而周总理的楷书放在纪念碑的背面，书写规范，稳重敦厚，端庄秀美，刚柔并济。两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完美无瑕。

人民英雄纪念碑

最后的拍板为碑顶之争画上圆满的句号，主持隆重的揭幕典礼

在中国传统的墓碑或纪念碑设计中，十分重视碑顶的样式。碑顶也叫碑头或碑首，是碑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是由整块巨石雕刻而成，其中往往融合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元素，如龙凤、麒麟、祥云等图案。碑顶的形状包括半圆形、方形、椭圆形等。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过程中，碑顶的设计也成为关注的焦点。1954年7月，彭真最初审阅时就有8个方案，即庙顶、宝顶、双层檐上加宝顶、宝顶上加五角星、多层式塔式上加五角星、莲花瓣上有半月托五角星、人民英雄浮雕等。美工组组长刘开渠等建议领导能开一次会作出决定。彭真批示说：“碑顶请仍以适当形式征求意见，现在只限于参加工作的同志的意见，范围太小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一度形成了“建筑顶”与“雕像顶”之争。

1954年底，月台、碑座、碑身已开始安装石料，但有人仍对碑顶造型有意见。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吸收各方面意见，将设计又作了一些修改，但碑顶仍然为“建筑顶”造型。

解长贺回忆说，那年夏天的一个星期日，兴建委员会办事处的贾国卿书记通知我和同事杨信勇带上纪念碑的设计图纸和模型去市委向领导汇报。到后方知，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邀请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和陈伯达正为这事进行座谈。经反复讨论后他们认为，既然碑顶造型意见不好统一，暂时就不要碑顶了。孙中山先生不是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吗，那就让我们的后辈子孙去完善碑顶的造型吧!

当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者们是不会把尚未完成的建筑交给全国人民的，他们要做出最后的努力。1954年11月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彭真正式宣布，人民英雄纪念碑碑顶采用“建筑顶”，也就是梁思成、林徽因最初设计的四坡五脊的庑殿式碑顶。虽然对采用“建筑顶”还有许多不同意见，但当时在没有更好的碑顶设计方案的情况下，也只能采用这种碑顶的形式。至于碑顶不使用雕像方案的主要原因，是纪念碑高度近40米，碑顶上的雕塑很难看清楚，而且容易混淆纪念碑的主题，影响纪念碑的整体效果。

在梁思成的笔记本中，有这样清晰的记载：彭真说，(碑顶)如用群像，主题混淆，不相配合。彭真还补充说，我并非反对这种思想(指在碑顶用群像的设计思想)。彭真最后指着纪念碑设计图纸上的庑殿式碑顶，坚定地说：“碑顶这一段定下来!”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这样，就为四年之久的碑顶之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屋顶的形式主要包括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攒尖顶、卷棚顶等，其形制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兼具功能性与美学价值。其中庑殿顶等级最高，常用于宫殿与庙宇中最主要的大殿。它由一条正脊和四条斜脊构成，四面斜坡，又称“五脊殿”。

人民英雄纪念碑使用庑殿顶，不仅代表着这座建筑的等级规格最高，而且体现着人们对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的崇高敬意和永久缅怀。同时，也与北京中轴线上的其他古典建筑的顶部相统一。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正式的揭幕典礼是在195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举行的。这天，首都各界50万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见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代表出席揭幕典礼。

隆重的揭幕典礼由彭真主持。国歌响起，万众肃立，场面特别震撼。彭真在讲话中充满激情地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的隆重日子，我们向1840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致崇高的革命敬礼!”

当披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红色大幕徐徐揭开时，毛泽东主席手书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呈现在人们眼前。顿时，数十万群众掌声雷动，热情欢呼。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大的一座纪念碑。它由须弥座、碑身和碑顶组成，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通高37.94米，比天安门还高出约3.24米，比历代帝王陵墓神道碑高出数倍，比皇家祠堂宗庙的纪功碑宏伟百倍。这座气势恢宏的高大石碑，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获得解放而向苍穹发出的神圣宣告。

这是一座最庄严的纪念碑。它位于新中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中央，也是北京中轴线的中央。碑身坐落在两层月台、两层须弥座上，周围洁白的汉白玉栏杆层层环绕。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镏金大字，在阳光下闪耀着永恒的光芒;周总理手书的碑文，每一笔每一画都包含着对先烈的无限敬仰。镶嵌着8个历史题材的汉白玉大浮雕，展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的艰辛历程，承载着无数革命烈士的英灵!

这是一座参与设计、建造人数最多的纪念碑。在近9年的时间里，全国最优秀的设计师、建筑师、艺术家、雕刻家以及工匠师傅会聚北京。兴建委员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240多个设计方案，无数普通百姓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写信提出建议。建筑工地上，有白发苍苍的老工匠，也有刚毕业的青年学生;有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战士，也有满怀憧憬的少先队员。特别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匠们，以最传统的工艺处理最现代的雕塑。纪念碑共用石料1.7万块，开采的碑心石最初重量超过300吨，运至北京重量减至130吨，最后打造成一块长15米、宽3米、厚0.5米的巨型石料，为此，7000人耗时7个月。在没有现代化设备的年代，工人们用滚木、绞盘、铁锤、钢钎和无穷的智慧完成了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不仅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更是人类意志力的凯歌。

彭真直接领导建造的这座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建筑经典，更是一个刚刚站立起来的伟大民族永远挺直的脊梁。

(摘自《彭真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兴建》，原文见《党史博览》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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