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思考

“坚持实事求是，是陈云同志的鲜明特点。”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陈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注重从党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党的事业发展思考良策。他早年就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对党的早期发展历程特别是曲折和教训感触颇深，因而经常思考怎样才能少犯错误、少走弯路以保证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问题。经过不断思考和学习，他逐步认识到，“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是破解“怎样才能少犯错误”问题的根本答案。1947 年2 月，陈云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围绕“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这个问题，着重从思想方法角度作了深刻阐释。在其他一些场合和著述中，他也多次从思想方法角度论述这一问题。系统梳理陈云从思想方法角度破解“怎样才能少犯错误”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历程，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掌握科学思想方法的重要性和根本路径，减少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更好地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在毛泽东的教导和启发下深刻认识“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遵义会议后，陈云奉中央之命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莫期间，他曾到列宁学校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在学习理论时，他坚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深入思考。“那时候，他经常思考人为什么会犯错误这样一个问题：如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像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是有学问的人，为什么还会犯错误？”他还联系自己的经历思考，认为“过去自己也犯过错误”。从遵义会议时党面临的形势和走过的历程来看，那时的党还很年轻，对于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还在探索之中。那么，年轻的党和年轻的自己“犯错误的重要原因是否是因为经验少呢”？对这个问题，陈云“看得很重，但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延安时期，陈云继续深入思考这一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党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是一个必须要彻底搞清楚的大问题。他说：“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成功”，“这样大的责任放在我们肩上”，“如果我们搞不好，中国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的解放，不知又要拖后多少年！”带着这样的责任和思考，陈云如饥似渴地挤时间学习，并就“怎样才能少犯错误”三次请教毛泽东。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和教导下，陈云逐渐认识到“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对此他回忆说：“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陈云对毛泽东的反复教导作了深入思考和领会，由此拨开思想迷雾、透过现象看本质，在思想方法层面找到了破解问题的正确方向。

循着毛泽东的指点，陈云开始从思想方法角度重新思索什么是错误、人为什么会犯错误等问题。关于什么是错误，他基于主客观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错误就是“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关于人为什么会犯错误，他聚焦于认识主体方面，指出“如果自己脑子里所想的是主观主义的，和实际情况不相符，那就会犯错误”。然后，陈云更进一步分析指出，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犯错误并不是因为完全不认识实际情况，而是因为只认识部分的、片面的实际，也就是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他认为，这才是多数情况下犯错误的根源。陈云指出：“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他结合自身经验指出：“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这样，陈云从“怎样才能少犯错误”问题切入，逐步深入到人的认识的来源、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等哲学问题层面，从思想方法上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二、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著作努力“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

既然“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那么要“少犯错误”就自然要求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而科学的思想方法，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陈云按照毛泽东“学点哲学”的指导开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担任中组部部长时，陈云在部内组织了学习小组，“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毛泽东对这个学习小组很重视，专门派出他的哲学秘书和培元等作为教员帮助学习。陈云还“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通过学习，陈云“思想上的进步可以说发生了一个飞跃”，“思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飞跃”和“新的阶段”指的就是陈云通过学习哲学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陈云后来回忆说：“我到延安后，毛主席让我学哲学，还给我派了教员，我认真地学了三遍”，“那几年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在延安学习前，我的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习后，讲话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

延安时期通过学习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这段经历，使陈云对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少犯错误就要学习哲学有了很深的体悟，并使他从此成为学习哲学和掌握科学思想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延安时期他就说：“努力学习，加强自己。学习什么呢？学理论，学正确的思想方法”，“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对党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后来他更是把学习哲学和掌握科学思想方法视为学习理论之中“最要紧”和“首先”的，明确强调只有通过学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少犯错误。他说：“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在陈云看来，哲学是马列主义的根本和精髓，学习马列主义最根本的就是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最正确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他指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这门科学是观察问题的观点(唯物论)和观察解决问题的办法(辩证法)，随时随处都用得到”。用来干什么呢？就是用来正确分析和解决问题以少犯错误。

改革开放之初，陈云在参与指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过程中深刻指出，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犯错误的根源乃是在思想方法上出现偏差，也就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他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语重心长地建议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写上提倡学习特别是学习哲学的内容。他说：“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他说的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就是指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夯实坚持和运用科学思想方法的思想根基，从而做到少犯错误、不犯大的错误。同时，他深知高级领导干部犯错误对党和人民事业影响大，晚年时反复嘱咐高级领导干部要学哲学，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从思想方法层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通过学习哲学，陈云不仅找到了“怎样才能少犯错误”问题的根源，提出了“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的总原则总方向，而且还更进一步，结合自身思考与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观点、具体方法。这些观点和方法，体现了陈云对思想方法问题的深度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十五字诀”

陈云通过学习哲学掌握科学思想方法最直接、最重要的明证和成果，就是他总结提炼的“十五字诀”。陈云晚年总结说，在延安的时候，“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他明确讲：“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从陈云相关论述来看，“十五字诀”是他针对“怎样才能少犯错误”问题给出的一个根本性的解决之道。其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针对的是错误从哪里来的根源和由来问题；“交换、比较、反复”针对的是如何避免认识片面性、少犯错误的方法和途径问题。

关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与“少犯错误”。陈云认为，既然犯错误是由于认识主体“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那么要少犯错误就必须也只能从“实”即客观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而不能从“上”或者“书”出发。他指出：“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这就从根源上、出发点上解决了错误来源的问题。同时，陈云强调“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而是说对上级的要求、书本的道理要做到“不盲从”，要采取“唯实”的态度和办法，实事求是地将其与客观实际相结合、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关于“不盲从”，陈云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中有一段论述。他说：“现在不要说有了正确的领导就不会犯错误了”，“我们相信毛主席，但绝不是盲从，盲从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对问题仔细地考查，翻来覆去地考查，这样不管毛主席在这里领导也好，离开毛主席也好，大体上不会犯大的错误，否则风潮一来，就又要犯错误”。正是基于对错误本质的深刻思考和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陈云创造性地提出并自觉践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不盲从”。

关于“交换、比较、反复”与“少犯错误”。陈云认为，认识的“片面性”是导致错误的“病灶”。他指出：“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我们常常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而这6个字首先能解决片面性的问题”。陈云认为，如果这三条都做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

交换，针对的是“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强调通过与各方面交换意见以达到对事物的全面认识，从而避免认识的片面性、少犯错误。陈云指出，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因此“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

一是要与持不同视角、不同立场的人交换意见。不同的意见，从认识论上讲是指客观事物在不同主体意识中的反映具有多面性、多样性。陈云指出：“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比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 ”“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 ”

二是要与持相反观点的人交换意见。反对意见是不同意见里的一种特定意见，即明确与自己的认识相对立的颠覆性意见。从少犯错误角度出发，陈云极为重视反对意见的价值，明确指出：“听反面意见是少犯错误的保证之一”，“经常有人提出些反对的意见，能使我们考虑问题更慎重、周到，可以减少错误”。他要求“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认为“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听不到反面意见，这是危险的”。

比较，是指通过将此事物与他事物进行多方面的对比，全面深刻认识该事物的本质、特点等。陈云指出，“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经过比较，能够“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他举例说：“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之，不进行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相较于交换方法侧重于认识事物的广度即不同方面，比较则更加侧重于认识事物的深度即本质属性。

反复，强调的是认识活动本身的反复性特点，因为“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这个“反复的过程”，不是朝令夕改的意思，而是指通过反复认识和实践来发现错误、修正错误，不断形成更加完善的认识，以消除认识的片面性，从而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这个“反复的过程”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认识过程的反复，指在形成初步认识、作出初步决策之后，在认识上再进行“反复考虑”，补充已有认识的不足。所谓“反复考虑”，是指“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可以“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因为“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二是相较于交换和比较只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即“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这个过程是“最要紧的”。

(二)做好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实践要求，是“只唯实”的具体体现。只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才能取得对事物的全面认识，从而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对于调查研究，陈云从少犯错误的角度着重强调两点。一是从犯错误的原因上，陈云强调不搞调查研究就不能使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就会犯错误。他指出：“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二是强调要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就要将决策过程的重心放在充分了解情况、掌握全面情况上。从难易、先后等多个角度，陈云就“弄清情况”对于“决定政策”的重要性作了充分强调。他指出，“难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为了避免犯错误，在开会、决定问题之前，要下去跑跑，搞一两个、两三个典型调查，仔细分析，使我们决定大政方针大体上不出毛病”。

(三)倾听群众意见

群众路线是党推进工作、赢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形成全面认识、及时发现错误、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途径。陈云将倾听群众意见视为践行群众路线从而少犯错误的基本途径。一方面，倾听群众意见可以从群众智慧中汲取养分，完善工作方案和思路，减少差错。陈云认为，群众意见中蕴含着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智慧和办法，要少犯错误就要主动请教群众和依靠群众智慧。他形象指出：“‘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离开群众，世上是没有什么诸葛亮的。”我们共产党人“要解决依靠群众的问题。疑难不决的事情，要请教群众。没有这一条，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者”。为此，他指出，党员干部作决策尤其是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要经由群众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他以三门峡等重大工程的决策为例说，这类大事“要公开讨论”，“只有经过全民讨论，把好的意见吸收下来，才可以少犯一点错误”。另一方面，倾听群众意见可以帮助及时发现和改正错误，及时止损，改进工作。陈云认为，群众意见“是对我们工作好坏的直接反映”，“光靠少数领导干部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那是很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他认为，群众的意见“可以提高我们的警惕性，从而容易发现工作中的错误并改正错误”，“可以改进工作，对革命事业大有好处”。因此，“我们应该欢迎唱对台戏，希望人民群众多提意见”。

(四)善于总结经验

总结经验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正面的成功的经验，一个是反面的教训性的经验。总结经验的作用就是提高、加深和完善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从而少犯错误。陈云把总结经验形象地比作“事后诸葛亮”，指出“总结经验就可以把过去做对了的和做错了的加以分析，使我们头脑清醒，把工作提高一步”。对于少犯错误而言，反面的经验教训往往更具有警示价值。陈云指出，“要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习，特别要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这是使我们减少错误的好办法”；“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不仅如此，他还把反面经验教训或人物称为“反面教员”，揭示其对于形成正确认识、少犯错误的意义和价值，强调“正面的东西是在不断同错误的东西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正确的东西，是在否定错误的东西中生长起来的”。与反面意见侧重于认识层面不同，反面教员则侧重于实践层面，强调正确的思想认识往往是在与“反面教员”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陈云常常以毛泽东思想为例指出：“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就是因为它是在不断地同错误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如果没有王明、张国焘这些反面教员，未必能那样的成熟”。

(五)“踱方步”

“踱方步”是陈云对战略谋划与思考的形象说法，指的是对于关系全局、长远的大问题要进行充分的战略思考，以避免大的错误。由于战略性问题关系重大，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因此必须在决策之前反复考虑，审慎抉择。为此，陈云提出，“上层机构要有人专心考虑大问题”，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他常常举例说， “‘瓜皮帽，水烟袋’，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站得高、看得远，对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判断力，这样才能把握战略主动，避免大的失误。

(六)“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本是民间俗语，是人们从过河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稳步过河、避免在水中摔跤溺水的经验之谈。在长期领导和指导经济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实践中，陈云对“摸着石头过河”进行创造性运用和阐释，使之成为少犯错误尤其是避免犯大错误的重要思想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强调做工作不能急于求成，要有计划有步骤，有试验有总结，走一步稳一步，步步为营，扎实为功。其一，在态度上，陈云认为，办事情“宁可稳当一些，不要冒冒失失”，“宁可慢些，避免有错”。他将慢与失两者作比较，认为“有些问题，没有把握宁可慢些，多考虑一下，其缺点是慢，但如果做错了，那就是失。慢和失比较起来，慢比失要好”。其二，在实践中，陈云把“试点”作为“摸着石头过河”的重要方法和步骤，强调要摸着“试点”这块石头慢慢过河，尽量少犯错误。 1961年3月，他强调搞改革要先试验后推广，指出“一件工作的改革，要先进行试验，不能一下就铺开来搞”，“要把试验和推广分开”，“必须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在陈云看来，“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要的是“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把握好行动节奏。改革开放之初，为了避免在复杂的改革进程中犯大的错误，他指出：“改革必须经过试点”，“因为试点而使改革的进度慢了，与为了加快改革的进度而不经过试点，以致改得不好，还要回过头来重新改，这两种损失相比，前一种比后一种要小些”。“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陈云“摸着石头过河”思想方法的核心就是稳中求进，这样才能做到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

四、小结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陈云是我们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实事求是科学思想方法的典范。他从“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角度对于“怎样才能少犯错误”问题的深入思考及丰富创见，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贯彻和发展。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重温和学习陈云从思想方法角度破解“怎样才能少犯错误”问题的思想历程及成果，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运用实事求是这个传家宝、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唐国军，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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