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邓华的长征岁月

我的父亲邓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父亲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党代表、纵队党委组织干事、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启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父亲随着中央红军一起，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长征中的重要战役、战斗，如湘江战役、四渡赤水、攻占遵义、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直罗镇战役、东征作战、西征作战、山城堡战役等，父亲都参加了。

1936年，邓华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摄于甘肃正宁县

告别苏区，踏上漫漫征途

1934年6月，父亲进入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9月，学业还未完全结束，前线战事吃紧，中央一声令下，所有学员立刻归队，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出发前，苏区的乡亲们捧着热腾腾的红薯、煮好的鸡蛋，拉着红军战士的手依依不舍，战士们看着熟悉的故土和送行的亲人，也满是不舍，但没有人退缩。

邓华在工农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时的毕业证书

父亲当时是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政治委员。他所在的红一军团，是红军的主力部队，长征路上承担着开路、阻击、掩护的重任。二团作为先头部队之一，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向西，踏上了未知的漫漫征途。父亲说，刚开始行军，部队还能有相对充足的给养，夜晚也能找到村落歇息，但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路途越来越艰险，战士们每天都要顶着敌机的轰炸、敌军的追击，日夜兼程行军，疲惫与饥饿成了常态。

作为团政委，父亲不仅要指挥作战，还要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战士们的士气。他说，很多战士是十几岁的孩子，离家千里，饱受磨难。父亲和战士们并肩行军，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未来的美好生活，用信念感染每一个人。正是这份信念，支撑着大家走过艰难的路。

血战湘江，用血肉掩护主力过江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后，抵达湘江岸边。国民党调集几十万兵力，布下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父亲所在的红一军团一师二团，奉命在湘江岸边担负阻击任务，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过江。

父亲带领红一师二团从全州凤凰乡大坪渡口渡过湘江。战斗打响时，他带领的二团已经与红二师的3个团全部进入脚山铺阻击阵地。 敌人组织了数次进攻，也未能占领红军阵地。为防止敌军迂回，军团长林彪紧急电令红一师的一团、三团增援脚山铺。红一师到达脚山铺时，敌军的兵力部署也进一步做了调整。 天一亮，敌军的进攻又开始了，敌人蜂拥而上，不但人数多，火力也更猛烈。很多工事被敌人的炮火摧毁，各团的指挥所被迫不断转移。但各部队仍然顽强地坚守阻击阵地，以确保中央纵队顺利过江。

父亲清楚地记得，他带着一师二团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敌人三面包围在封锁线里。当时，部队只剩200多人，一个营已经冲到前面被包了后路，他身边就剩一位参谋和一名警卫员。他们被敌人的交叉火力卡在田埂边，子弹在耳边“嗖嗖”飞，进退不得。那一刻父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决不能退！”他率先猫腰冲过田坎，等滚到田坎下回头，才发现参谋和警卫员没有跟上，他们英勇牺牲了。这两位同志从井冈山起就和父亲并肩战斗，为掩护父亲献出了生命，父亲常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们！”

父亲脱险后来到团部，同团长刘瑞龙等人会合，随后去看望战士们。那情景，比战场上惨烈的厮杀更令人痛心。湘江战役前全团有1700多人，打完这一仗只剩八九百人，炊事班做好的饭菜摆在原地，没人动一口，战士们抱头痛哭，因为好多朝夕相处的战友再也回不来了。父亲也很悲痛，他站在队伍前，拿着中央的电报大声告诉大家：中央首长所在的红星纵队、红章纵队已经全部安全渡过湘江，红军大部队也都过了江，同志们的流血牺牲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我们胜利完成了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他喊着“开饭”，自己拿起小树枝当筷子大口吃饭，用行动给战士们打气。半小时后，军号吹响，刚才还沉浸在悲痛里的红二团，踏着整齐威严的步伐，继续向西前进，去和兄弟部队会合。

北盘江架浮桥，挥师入滇

1935年3月下旬，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后，甩开了北面的追兵，但仍被困在贵州。蒋介石亲赴贵阳督战，调集几十万大军试图围堵红军于贵州腹地。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佯攻贵阳，逼迫驻守滇黔边境的滇军主力紧急东调救援，云南后方兵力空虚。4月，中革军委决定，火速抢占渡口，架设浮桥，全军迅速渡过北盘江，向云南挺进，彻底扭转被动局面。

父亲带着红二团，奉命担任先遣团，核心任务是夺取北盘江、架设浮桥，为大部队打通前进的道路。任务下来的第一天，父亲就带着部队马不停蹄地直奔紫云县城。

紫云城很小，只有300来户人家和几十间小商店。守敌是当地民团改编的一个营，有200多人，手里都是些坏枪。可敌人早有准备，沿途埋了地雷，严阵以待，拦阻红军。父亲和战士们一天行军上百里 ，傍晚之前赶到县城，经过几小时激战，击溃守敌，顺利占领紫云城。进城后，部队严格遵守纪律，群众在街上欢迎红军，商铺老板也打开铺门做生意。战士们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还打了土豪，给工人们发了工资，狠狠惩治了欺压百姓的劣绅。当晚，部队扩红十余人，筹到了两千多块钱。第二天取道保保树，继续向北盘江前进。

出紫云40里，进入彝民区域。因为历代的“大汉族主义”与民族压迫政策，加上民国时期军阀长期欺压当地彝民，致使该区域成为武装冲突地带，汉人的行商走贩大多被抢劫杀害，就连白军的小部队也很难通过，沿途不少圩场成了焦土。上午10点左右，部队接近一个彝民庄子时，前面突然响起枪声，山上的彝民喊着口号冲了下来。为了抢时间，部队采取驱逐监视的手段，边打边前进，直到黄昏才抵达宿营地。便衣队进庄子时，最前面的侦察员被彝民砍了两刀，经过战斗，部队占领了最高山，得以宿营。

部队又沿途打了大半天，下午4点，到达离保保树10里的一个彝民庄子。有个放哨的彝民被战士们抓了。父亲向他宣传红军对彝民的主张，明确告诉对方：红军只是路过，纪律严明，绝对保护彝民的利益，让他回去给庄子里的人传话。没一会儿，村子里的彝民都不跑了，纷纷跑到路边看红军，还送来好几桶水，并派被缴枪放回的哨兵给红军带路。

第三天到达保保树。这个村子只有七八十户人家和一座小教堂。团部领导和村子负责人、小学老师交涉后，对方让出房子，送来粮食。当晚，部队驻扎在教堂里，父亲和村里的负责人聊了很多。老乡们把附近的敌情、北盘江的地形说得明明白白，还说豪绅反动派怎么压迫他们，请求红军送些子弹。父亲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后续又做了很多宣传工作，老乡们格外高兴。

保保树到北盘江还有40里，中间有个石头筑成的彝民寨子，地势非常险要。因为两个村子的首领有矛盾，第二天部队刚到庄边，就遭到了枪击。经过父亲和同志们的耐心交涉，对方最终让开道路，部队顺利抵达北盘江边。

北盘江是珠江的上游，水面差不多有金沙江那么宽，但水不深，流速平缓。河西岸是20多里的大高山，东岸离江5里处有个村子，周围长满了竹林，红军主力就在那里集结。因为没有敌人骚扰，可以放心架桥。经过动员，战士们发起搬材料竞赛。天气酷热，大家却干得热火朝天。将近黄昏时，一座浮桥像长蛇一样，在江面上稳稳地荡了起来，一队队红军从桥上通过。

父亲说，北盘江的胜利，从来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战士们用脚一步步量出来的、用命拼出来的；是红军靠严明的纪律、对百姓的真心，换来彝民的信任和帮助。这座浮桥不仅为红军打开了向云南前进的通路，更让他一辈子都记着：只有把老百姓放在心上，才能打得赢、走得远。

铁丝沟战斗，为夺取泸定桥创造条件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蒋介石扬言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企图凭借天险将红军歼灭于此。大渡河水深流急，无法搭桥，船渡又很慢。因敌情紧张，中革军委决定抢夺泸定桥，令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为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红二师、一军团团部和五军团为左纵队，沿西岸北上，东西两路夹河而进，夺占泸定桥。父亲所在的二团为右纵队先头团，沿河东岸溯流向泸定桥前进。

为了胜利完成这一任务，父亲对部队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红军战士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个个斗志昂扬，决心一定要夺取泸定桥。在险要隘路上，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地向前冲，经过一路战斗，粉碎敌人的节节抵抗，攻击前进到铁丝沟附近。

铁丝沟地形险要，左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右边是峭壁千仞的高山。敌人一个多旅的兵力已占领了铁丝沟最高的山头及隘口，凭借天险固守。二团先以一部由山腰绕至敌翼侧攻击，占领了隘口，再追击前进。此时，前面是高山，背后是大河，敌人兵力、地形都占优势，后退便有落水的危险。

父亲说，当时真是万分危急，只有拼命向前，才是出路。经过有力鼓动，全体指战员冒着枪林弹雨攀爬峭壁，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特别是九连一班的战士们，绕至敌人后侧，投掷手榴弹，动摇敌军。同时，三团一部赶到，双方配合发起反冲锋，夺取了敌人阵地，二营占领最高山，多方配合，迫使敌军全部退向龙八埠。

红二团与兄弟团的作战行动，不仅打开了由右岸通往泸定桥的通道，而且有力牵制并打垮了川军第四旅主力，极大地减轻了红四团夺取泸定桥的压力，为飞夺泸定桥创造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条件。

爬雪山过草地，掩埋战友后继续前进

长征中，父亲逝去的战友很多。其中，红一师二团团长龙振文的牺牲让他久久不能忘怀。

1935年夏，红二团翻过夹金山，途经四川黑水、毛儿盖一带。因部队粮食紧缺，为筹粮北上，绕道返回毛儿盖，行至黑水卡让寺旁的山沟时，突遭山顶土司武装伏击。

敌人居高临下，扔下无数滚石。龙振文团长骑着大黑骡子，率部队沿崎岖的山路前进。由于天黑，视线不清，躲闪不及，他的两腿、胸部和头部都被巨石砸中，骡子后腿也被砸断。与他一同倒下的还有几名战友。虽经战士们拼死抬离险境，但因伤势太重，龙团长与另外7名指战员壮烈牺牲。由于军情紧急，父亲强忍悲痛，下令部队继续前进，自己与几名战士留下处理善后。第二天，全团千余名战士冒雨在寨场坝为龙团长举行追悼会，没有棺木，大家就地掩埋后含泪整理行装，继续向毛儿盖进发。

龙团长是江西永新人，1930年参加红军，从排长、连长、营长一步步晋升为红二团团长，湘江战役中曾带队七进七出突破防线。他的牺牲，是长征路上无数英烈的缩影。牺牲前，龙团长把自己用的皮带交给父亲，父亲一直将这条皮带带在身边，带着它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父亲常说，正是这些用生命铺路的英雄，才换来后来的胜利。

有人说父亲是“福将”，父亲却说：“我虽然多次大难不死，但一想起那么多牺牲了的战士，肩上就像压着沉重的担子一样。没有他们，我这个福将是福不起来的。”这让我想起母亲跟我们说的一件事。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回过一次家乡。回去后，父亲没有先去祭拜祖先、父母，而去祭拜了湘南起义时牺牲的战友，叮嘱村里为烈士修坟立碑。

1936年摄于甘肃正宁县。前排右一为杨德志、右二为邓华、右三为朱瑞、前排左一为孙毅、左二为熊伯涛、后排右二为肖华

长征中父亲没有掉队、离队，坚持走完了两万五千里，他和参加长征的所有老红军一样，度过了人生中艰苦卓绝的日子。对于这些，父亲并没多说，反而多次对我们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红军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正是凭着这种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诚和信赖，凭着为民打天下的理想和信念，凭着长征时期锤炼出的红军精神，父亲才能无论在艰苦的条件下，还是在顺利的环境中，始终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考虑个人得失，为党为人民奋斗毕生。

(贾变变 整理)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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