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近代以来的汉字危机与王永民的“五笔字型”

作者：全根先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2-08-15 3329

以汉字为载体传承至今、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华文明；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与根本。“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汉字作为汉语的最重要的交流手段，作为记录汉语信息的载体和传媒，在汉民族和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下，中华民族曾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汉字及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亦面临前所未有的传承危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汉字走上了改革和拼音化历程，在以王永民先生为代表的科学家的努力下，再次克服了传承危机。然而，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汉字危机及其文化传承面临的困境并未全然消除。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坚持文化自信，强调汉字对于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近代以来的汉字危机

文字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汉字也是如此。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汉字被周边许多国家所接受，形成了“汉字文化圈”。鸦片战争以后，以甲午战争为界，近代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大致经历了由“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转为“全盘西化”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则是文化自信的逐步丧失。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与最重要的媒介，自然难逃厄运，甚至一度被当作“野蛮文字”。

西方学者的一些观点与理论直接影响到国人对于汉字的评判。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文字很不完善”，“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2〕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晚清汉字改革者也开始用西方的标准来评判汉字。黄遵宪说：“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不相合也。”^〔3〕梁启超认为:“稽古今之所由变，识离合之所由兴，审中外之异，知强弱之原，于是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谐声增文为世界一大事。”^〔4〕可见，在当时汉字落后、必须改革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说：“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5〕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6〕钱玄同在《今日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之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7〕鲁迅先生说：“我坚决主张用新文字来代替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文字。”^〔8〕

总之，近代以来，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仁人志士，为了启发民智，救亡图存，改变中国人被压迫、被奴役的处境，将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结于广大民众的愚昧无知，而汉字的难识、难写，加上汉字中所记载的一些封建文化，则被认为是造成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当然，他们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学术探讨。

花样百出的汉字改革方案

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和文化自信丧失的情况下，为了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这一政治主题，关于汉字改革的方案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由于汉字改革并非源于文字发展的客观需求，因此，持续百年的汉字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有许多教训。

近代以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始于光绪十八年（1892）卢戆章出版的切音新字读本《一目了然初阶》。其后，王照、劳乃宣、蔡锡勇、朱文熊、江亢虎、刘孟扬、黄虚白等相继加入到这场“切音字运动”之中。中华民国成立后, 继续推行文字改革，为普及教育, 开始了“注音字母运动”。与切音新字不同，注音字母只是一种注音符号, 只为识字注音, 不是作为文字使用。注音字母方案是古代反切法的演进, 也是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先驱。五四运动前后，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等积极推行拼音文字方案——国语罗马字，这是汉字“拉丁化运动”中相对成熟的一种方案。由于汉语方言较多, 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到苏联的中共党员在瞿秋白等人领导下，大力提倡汉字拉丁化。1931年9月在海参崴通过的《中国汉字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定》，其根本精神就是要用拉丁文字代替汉字。在他们看来，汉字是“古代和封建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9〕在延安、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汉字改革被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新文字得到大力推行。

与此同时，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在国统区也大力倡导汉字改革。1936年5月，由蔡元培领衔，六百多位知名人士签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国文化界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是普及民族自救的教育，我们要动员一切工具来进行这个工作。但是在选择工具的时候，我们是必得指出新文字的特大效力。”^〔10〕在他们心目中，新文字是动员民众、进行民族自救的重要工具，选择新文字乃是政治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汉字改革运动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迅速推进。建国以后，汉字改革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汉字整理，即汉字的简化与规范化；二是汉语的拼音化。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由吴玉章任主席。1956年1月，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并正式公布。1958年1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1977年12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颁布。由于这套汉字简化方案违背了汉字发展规律，1986年6月由国务院明令废止。

有必要指出，一百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始终存在旨在彻底废除汉字的理论倾向。有人这样设想：“这时候拼音文字应当开始争取‘法定文字’的地位。这一斗争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但如拼音文字运动者主观努力加强，也可以把时间尽量缩短的。其中最重要的战术，是把文字的实用领域掌握在拼音文字的手中。最后必定有一天，活的拼音新文字成为中国的‘法定文字’，而汉字宣告死亡，成为历史上的‘古字’。”^〔11〕当然，对于这样的主张，我们是坚决不能赞成的。正如周恩来总理1958年1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所说:“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12〕

“五笔字型”的重大意义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ENT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这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项伟大发明，标志着人类从此将进入信息化时代。20世纪70年代，集成电路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计算机的运算速度；1980年以后,微电脑兴起并迅速地进入学校与家庭，席卷至世界各国和各行各业。当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时，计算机几乎成为“文明”的同义词。然而，对于国人而言，成千上万的汉字能否进入计算机，却成为中华文化面临的“卡脖子”的最关键、最核心的一个技术难题。以至于有人说:“要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必须首先实行汉语拼音化，不能让汉字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13〕甚至还有人断言：“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14〕

世界各国计算机专家公认，对于数据处理和计算机系统来说，主要的输入装置是靠手指操作的键盘。文字输入的首要方式，主要靠键盘来完成。然而，怎样才能造出适合汉字输入计算机的键盘呢？正在人们对这一世界性难题束手无策、对汉字命运感到担忧之时，1983年8月28日，王永民发明的“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在郑州宣告诞生。这一发明，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其意义不亚于活字印刷术”。^〔15〕在河南省科委组织的成果鉴定会上，《英华大字典》主编郑易里看了现场演示后，激动地说:“从今天开始，汉字输入不能与西文相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发明的巨大意义，一时还难以估计”。^〔16〕

20世纪70年代，汉字能否输入计算机，已成为有关领导和科学家普遍关心的重大课题。据说，世界上为此倾其全力从事研究与奋斗的学者、专家多达上万人，发表的研究报告、试验成果或者专利多达一千余种。那么，为什么最后摘取这颗皇冠上璀璨宝石的人，会是中国人王永民呢？

回顾汉字键盘的发展历程，有几个关键时间节点：整字大键盘（1950-1978），2000多个字，一个字一个键，像一张桌子似的，需要哪个字，按一下就“输入”了；主辅键输入方式（1970-1980），这是对整字大键盘的改进，每个按键上印有9-16个甚至24个汉字，作为辅键，左右手交替按键，即可把主键上的某个字“输入”；“拼形组字”256键中键盘方案（1978），由北京大学王选教授领导研制，该方案选定一千来个构成汉字的“部件”，分组安排在256个键位上，依照汉字的“结构”，积木式地“拼合”出所要汉字，其优点是组合输入的汉字可以有很多，设备成本比大键盘低，缺点是效率不高，需要掌握拆字的部件和规则。

自1978年起，王永民带领他的助手，把《现代汉语词典》中12000个汉字逐一分解，做成12万张卡片，从数以百万计的统计记录中，归纳出六百多个组成汉字的字根。在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王永民在世界上第一个研制出定量的《字根频度表》，创立了汉字键盘设计“三原理”及其数学模型。再考虑字根（部件）的组字频度和实用频度，首先优选出两百来个“组字字根”（或称“码元”），然后运用键盘设计“三原理”，实现最佳的键位组合。在三年多时间里，王永民可以说摸透了每一个字根的“脾气”，从180键、90键、62键、36键，最后直接使用英文26个键盘，达到了这一领域世界最高水平！

在王永民发明“五笔字型”的过程中，他提出的汉字键盘设计“三原理”及其数学模型尤为重要：

一是相容性原理。在只用25个按键的情况下，把200个字根分为多少不等的25个“家庭”，每一“家”对应一个键位。分组困难在于：这些字根谁跟谁能“和平共处”在同一个键上，键入时能够互不影响，重码字最少。为了这个“相容性原理”，需要作千百万次的“字根组合”试验，才能从无数种组合中找出最佳组合。

二是规律性原理。字根安排在键位上“各自有家”之后，还要根据笔画特征分区划位，有规律性，便于记忆。然而，为了追求规律性，往往又要打乱原来初步实现的“相容性”，甚至要推倒重来！这是一个更高、更难的目标。

三是协调性原理。在初步实现“相容性”与“规律性”的基础上，要计算出“用这样一个键盘”，按照“编码规则”输入“所有汉字”时，左右手每个手指的负荷量。这个负荷量，必须与各个手指的灵活程度相匹配——“能干的”食指负担要重些，而“无能的”小指的负担要轻得多，这样才能保证打字时“顺手”不累，越打越快。如果出现严重不符，就要重新调整各个键上字根位置，让字根搬家，而这势必又要部分打乱原已设计好的“相容性”与“规律性”……

这个“三原理”，三个目标，它们既相矛盾，又要统一，要同时达到最佳值，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实验过程，达到目标谈何容易！为了实现“多目标的统一”，王永民在积累大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经过无数次试验，建立了数学模型，最终完成了汉字输入键盘的最佳设计，成功地与英文输入键盘“无缝对接”！王永民说，不运用这样复杂的数学方法，是根本无法设计出五笔字型键盘的。而“五笔字型”之所以能从数以千计的汉字输入法中一枝独秀，正是因为有科学理论与试验方法作支撑。曾有人作过两个重要的假设：其一，如果没有“五笔字型”，中国人的办公桌上，每台电脑都拖带一个专制的汉字键盘，会是一种什么壮观情景？其二，如果“五笔字型”是外国人的专利，我国的计算机产业将是一种什么局面？

王永民发明的“五笔字型”输入法，使汉字摆脱了被信息时代所抛弃的严重危机，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汉字命运。1985年12月，国家将成立三十余年的旨在实现“汉字拼音化”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99年，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在其主编的《科学改变人类生活的100个瞬间》书中写道：“1983年8月，南阳有一位叫王永民的奇人发明了五笔字型，汉字输入的难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17〕在该书中，王永民被誉为“把中国带入信息时代的人”。2003年，国家邮政总局发行“当代毕昇——王永民”纪念邮票。2018年12月18日，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了一百位“改革先锋”，王永民荣列其中。

汉字危机尚未完全消除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血脉之根、文化自信的伟大基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大力推进，国内“国学热”与国际“中华文化热”相互激荡，汉字的国际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字危机已彻底消除。如果说宣纸、湖笔这些传统制作工艺主要是服务于汉字书写艺术，那么，对汉字在社会生活中被有意无意淡化、“去汉字化”现象却不能不令人警惕。与此同时，随着电脑、手机的越来越普及，人们对汉字书写却变得日益生疏，“提笔忘字”现象异常严重。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汉语的地位似乎没有英语重要。在一些公共场所，汉字遭到冷漠，取而代之的则是亮丽炫目的外文字母，使人感觉仿佛置身于异国他乡。这些现象如果任其蔓延，势必对汉字文化造成新的传承危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8〕汉字承载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砥砺奋进、开创未来征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我们一定要以史为鉴，以汉字文化传承为出发点，增强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鲁毅：《汉字：中华文明的历史丰碑》,《光明日报》，2007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