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笔中国之红色湖南

　　湖南是红色的。

　　意象里的湖南，红的是桔子洲头“看万山红遍”的恣意豪情，红的是爱晚亭旁“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浪漫，红的是岳麓山上“青山有幸埋忠骨”的血色惆怅。这种红，浓烈、张扬，也常常带有血色的豪情和冲动。于是，对于湖南的印象，便总离不开那铺天盖地，无处不在的“意象红色”给予的刺激和震撼。

　　对于红色湖南的第一意象，首先是一种纯粹、勃发、激扬的血色。千百年来，这令人激动的颜色，可是由湘湖诸多赤子之血层层浸染。因为干净得高尚，因为纯粹得从容，所以相对国人的世故圆滑、灵珑剔透，我更喜欢湖南人性格中的这份圣洁的血性和直白的坦然。

　　湖南人的血性，先是体现在浓烈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上。这种精神传承，或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太过较真”的屈原。这位浪漫而忧郁的老先生，悲情《离骚》，忧思《天问》，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精神，求解济世的“天”道，公益的“正”礼。这种“悲天”的忧郁气质和“悯人”的济世情结，对于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影响甚大，对于湖南的老乡影响尤其明显，其影响力，甚至浸入到骨子里，融化到血液中。曼昭《南社诗话》说："湖南志士好自杀，而自杀尤好沉水。"譬如陈天华、姚宏业、杨笃生等湖南的热血青年，莫不如此。我想，志士们选择这一极端却又令人尊敬的“救国方式”，多多少少都应该与屈老先生的影响有关。

　　如果说屈原为湖南人的忧患意识树立了精神坐标，那么千年过后的宋朝范仲淹，又以生花妙笔添写了最好的“导向”注脚。洞庭湖畔，岳阳楼上，范先生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得一道文人命题，立意大气得无可话说，一面人文大旗，气度张扬得也是无话可说，从此，湖南人也就更加理直、更加气壮地担起“天下忧乐”的重任。熔铸于群体人格中的精神气象，千年传承，一脉相传，在与历史的激越碰撞中，溅射出炫丽火花。这星星之火，曾成燎原之势，以“革命”之烈火，以“运动”之狂飚，席卷大江南北，誓在烈火中重塑我民族性格，收拾我大好河山。

　　也许是心太真，也许是情太浓，湖南人对于国家的热爱、对于理想的追求，总是那么执着和浓烈，甚至不惜以鲜活的生命或滚烫的热血为代价，求取人生的份量。也许是把“救国家，济苍生”看得是如此地“重”，才会把“抛头颅，洒热血”视得是那样地“轻”。

　　于是，维新志士谭嗣同主动选择“为变法而流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般刚毅的语言，与那颗坚硬的头颅一样，掷地有声，从此，沉闷的中国不沉闷，黑暗的华夏，也终有希望的火炬渐渐燃起。便是今日，重读“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悲壮诗句，想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境潇洒，总恨不得穿越时空，化为李逵，持两把板斧，与大刀王五一起劫了这法场。可先生决意要死，他想得比我们深刻，比我们深远，于是，冲动也只能“规矩”点，去刑场与先生对拼几碗酒，痛快为先生流一次泪了。

　　再如民国先躯陈天华、黄兴、蔡锷等，个个愿为“革命马前卒”，或是敲响醒民警世的钟声，或是奏响辛亥革命的号角，或是树起护国讨袁的义旗，无不是“治国平天下”的丰功伟业。民族群英谱上，他们傲然挺立，浩然独往，俱是热血好儿男，俱是杰出大丈夫。如今，云松掩映的岳麓山上，长眠着三位先烈的忠骨，满山丹枫，烈士碧血，互为映衬，使得湖南人的血色精神红得更加夺目，更加鲜艳。

　　湖南人的血性和超然，并不说明他们是“超”人。他们同是血肉之躯，只是有一副不信邪的硬骨头，一股不服输的“野”精神。于是，愈是非常时期，他们愈是坚强和勇敢，愈是令我们汗颜，令我们慨然。譬如抗战初期，日寇铁蹄肆意践踏，国军一败千里，唯有攻打湖南时，骄横的日军终被狠狠地教训，三战皆败，这就是抗战史上有名的长沙会战。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历时23天，共毙伤日军5万以上，这是自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大捷，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的胜利系华军的长沙大捷”。

　　需要说明的是，长沙会战的前一年，即1938年11月，长沙发生了震惊世人的“文夕大火”。这场大火，本是国民政府实行“焦土抗战”的一种无奈策略，焚城也只是一种战略准备，却缘于太过紧张的神经，一个小小的误会，在日军未到来之前，焚城便提前由最坏的“可能”变成残酷的“事实”。大火烧了整整五天五夜，全城街道、建筑90%被毁，大火中丧生者达3000多人。当时《中央日报》社论沉痛写道：“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也就是在经受这般“残酷”的打击后，也就是在这片“破败”的废墟上，长沙人依然坚强地挺了过来，以滚烫的赤诚热血，以无畏的决然豪情，换取“长沙会战三战三捷”的骄人战绩，大长我国人志气，力壮我中华国威。

　　虽然长沙第四次会战(即1944年的长衡会战)时，因为兵力过于悬殊，长沙终是沦陷。可血性的长沙人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许多志士仁人更是气贯长虹，以碧血丹心坚守民族的大义气节。譬如当时长沙名士、前清翰林，已经七十多岁的书法家郑家溉老先生，便是毅然拒绝担任日伪维持会长职务，骂贼不止，最终投塘自尽，以死明志，实现了他生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性诺言。湘湖民族气节史上，也由此多了一个穆重的血色惊叹。

　　2

　　湖南人的血性，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冲动和简单。

　　如果你细点心，便会惊喜发现这些血性的好儿男，绝非粗陋的莽夫白丁，而都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读书人。谈及地域文化性格，最有代表性，也当是这些承载、整理、发扬地域人文精神的读书人。也正因为湖南血性里的诸多文化因子和历史渊源，使得湖南的红色精神，具备了更耐人寻味的丰厚内涵。

　　湖南人历来品性豪迈，这一点有唐时湖南长沙窑出品的瓷器上的诗为证：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与此有一比的，便是毛泽东16岁时改写日本人西乡隆盛的明志汉诗，诗曰：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般精神气象，自是一脉相传。

　　论及湖南人群体性格，我以为与唐时湖南人欧阳询的书法特征有诸多相似之处，即“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是那种厚重中透露出尖锐的一派。也就是说，他们表面上平实内敛，但骨子里意气风发，神采风扬。或许缘于湖南耒阳人蔡伦发明了纸张，使得湖南人对于纸墨承载的文字或文化，更具亲切感、自豪感和使命感。换言之，他们更青睐、也更相信文化的力量。于是，湖南人的狂放，常是漫卷书香，他们的自信，缘于知识的兼容累积，他们的潇洒，缘于文化的喷薄释放。

　　因此湖南人气宇轩昂，野心勃大，敢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鸿鹄之志，敢做“天地为之动容，四海因此寂然”的撼世义举。对此，不要以为那是狷狂之言、痴语梦想，湖南的读书人真的敢做敢当，“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也常做得有模有样。“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样的话，也只有湖南人敢说，而且说得是如此浩然，如此坦荡。

　　敢把“江山社稷”扛在肩上的湖南人，最具“霸气”的便是这股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济世情怀。虽说中国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结，可说及执行力，却多是停留在“读书人一声长叹”或“纸上谈兵”的浅薄阶段。相对而言，湖南读书人除了那一腔滚烫的热血，具有更高的水平、更多的能耐。他们往往思考得更深入，行动得更彻底，坚持得也更长久，于是，对于这“霸道”的口气，最多也只能来一句“惟楚有才”的慨然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精神，多半自湖南人开始。或说师法，邵阳人魏源写就长达100卷的奇书《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擦亮了困惑已久的中国人的眼，使得我们学会从虚妄的自大中走出来，开始真心了解世界，走向世界。或说求变， "戊戌变法"时，全国诸多省份，支持变法的开明官吏唯只有一个湖南巡抚陈宝箴。或说创新，办学堂，开路矿、造枪炮、建轮船，湖南人无不是走在国人前列，而且做得是那么有板有眼、有声有色。

　　近代以来，湖南呈现群体文化超强态势，名人辈出，自然非偶然个体事例，而是与湖南的文脉、人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强势文化必有它茁壮而茂盛的文化根源。对此，我们不妨把目光聚集到那座千年的庭院。岳麓山下，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岳麓书院。

　　这块令湖南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程潜等，那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几百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

　　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受唐时湖南老乡周敦颐影响甚大。正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周先生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这一切，都为岳麓书院扎下健康而茁壮的文化根系，以后的枝繁叶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学院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院善于找到与理想与现实，特别是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的同时，又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和鼓励，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学院在理性地认可现实统治的基础上，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的自由和学术的方向。于是，历代统治者多有褒奖，学者也终有了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学术平台。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栻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众所周知，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传播学术而闻名于世，而对理学的传播和发扬尤为突出。对于理学，今人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偏见，总会轻易扣上“唯心主义”的大帽子。其实，哲学世界，绝非唯心唯物划分这么简单。这些艰深的思辩命题，还是留给哲学家来解答。先贤们勇于对世界进行多样的思考和深刻的了解，自由讨论，平等交流，我以为这种精神和气氛在中国实在难得。至于后来理学走向“官样文章”，我以为那就不是读书人的错，而是政治家的事了。

　　岳麓书院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会讲”制度。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想想看，聆听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是一件多么高尚，多么快乐的事呀。这样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当年学院举行“朱张”会讲时， “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就学者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想象当年这些鲜活而热闹的情景，便是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动激动和愉快的文化盛事。

　　学院的伟大之处，还在于教育回归纯真的目的。从精神层面讲，学院期望通过教育恢复人性、激发人性更善、更美的一面。正如朱子所说“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或“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从文化意义上讲，学院要求学生“读书有良法”，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物理，注重道德规范，从而明理有为。需要指出的是，学院既有尊崇传统的文化坚守，又有“与时俱进”的明智变通。譬如在学术方面，宋明时岳麓学术以朱张之学为宗，清代时则主要传授儒学和汉学，而清末维新变法思潮兴起时，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加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纵观中国文化史，这样的书院真是“独此一家”，它集天道、地脉、人缘、文气于一体，树人无数，兴盛千年，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湖南人的幸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恰是因为这座书院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力量，湖南的“兴邦人杰”才会如此密集、这般茂盛。反过来又是因为这一点，书院门前的那副楹联，才可以悬挂得这般端正、这般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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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人对于文化的痴迷，使得纸面上的功夫、书面上的文章，做得非常漂亮。犹如中国传统的信笺，以鲜艳的红色勾勒出一线快活的透亮和大方，再衬以墨韵的底色，可算是生动得出神，好看得入化。譬如说齐白石老先生“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空灵画风，再如毛泽东狂放不羁的“毛体”书法，还有沈从文的清灵俊秀文章，都酣畅着水墨新鲜意趣，淋漓着诗意乐彩华章。然而，这不等于湖南人只愿做纸上文章，他们历来对于文化的学习和解读，都是本着“经世致用”的目标。因此，湖南人相信，为了“天道”，为了“大义”，除却文化的软性功能，有时武力和暴力也是必要的。只要是为“匡扶正道”，流再多的血，革再多的命，都不要紧。

　　耐人寻味的是，最能领兵打仗的湖南人，偏是两个读书人，一个是曾国藩，一个便是毛泽东。如果说毛泽东搞的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那曾文正公干的只能算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工作。再换个角度看，那毛是“造反”，曾就是“反造反”了。

　　但无论造反还是反造反，两位湖南人的出发点却是一样的，那就是为“天下百姓计”。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曾国藩，本着“忠君爱国”的原则，为挽救清朝政府危机，带领一帮善于"扎硬寨"、"打死战"的湖南人，如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曾国荃、郭嵩焘等所谓"中兴名臣"，“屡败屡战”，硬是以百折不挠之决心和竭志殚力之远谋，打败了太平天国起义军，为清政府平了内乱，收拾了残局。对此，我不以为他有什么错。无论当初对曾国藩的妖魔化，还是时下将其“神人化”，我都以为曾的深刻与伟大，绝非几个意识形态的定论或商家恶俗的炒作那么简单。 这位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书生”，其处世之学，御人之术，带兵之策、谋划之功，都已经超越过一般意义的名臣将帅，对此评价，我们只能用伟大来形容了。曾国藩曾被世人称为“曾剃头”，讥其杀人如麻。对于曾冷酷刚毅的一面，我想无需刻意升华或放大，只需要说明的是，打仗，总要分输赢，作为将帅，杀人只是职业罢了。

　　曾与众不同的一面，便是身为读书人，对于战争，他有自己的道德良心，也有更深入的思考。对于战乱给百姓造成的灾难和困苦，他深有感触。因此，他与太平军拼死周旋，只是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无谓的战争，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套用毛的一句名言，那便是“为消灭战争而战争”。

　　无论曾如何，就地域文化影响而言，曾对湖南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且不说曾带领出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臣良将，大半中国的安危渐归拢在湘人的掌控之下(据统计，清代十八个行省中共设八个总督，湘人占了五个。其中，有统辖最为显要的京津地区的直隶总督，有统辖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的两江总督);且不说曾在征战期间，引进许多“西洋新鲜玩意”(如洋枪洋炮洋轮船等)，拓展了湘人的文化视野，单就他将好勇斗狠的湘人梳拢成一支极有战斗力的“湘”军，不但使湘人日渐摆脱“霸蛮”和“野俗”之气，而且成就了许多湘人出人头地的梦想，从此使湖南民风有了质的转变，湖南从此“开通而明达”，湖南人也开始有机会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最终占居了大半场地。

　　若从湖南的人文精神来讲，作为历史人物的曾国藩，有许多潜力可挖，有许多话题可讲，可话题转移到毛的身上，却难以下笔。因为他的精神气度和个性张力，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以时代巨人的姿态，缚苍龙，主沉浮，他以“人民救星”的身份，革掉资本主义的命，革掉帝国主义的命，革掉封建主义的命，终是“打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毛的伟大就在于他成功地“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