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回顾之：大浪淘沙

郭松民

　　《大浪淘沙》是我最喜欢的新中国电影之一，也可以算是我的政治启蒙电影。

　　自七十年代末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后，我就有点迷上了。但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没有再看过，直到新世纪初年，偶然淘到一张光碟，大喜过望，后来又看了很多次。

　　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主要是因为这部电影充满革命激情的特殊气质。

　　《大浪淘沙》的故事跨越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第一次大革命，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大革命也被称为国民革命，非常微妙的有别于人民革命，主要因为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到军阀，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诉求，只有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消除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才能形成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为民族资本预留发展空间。

　　《大浪淘沙》的主角是四个山东青年学生，顾达明、靳恭绶、余宏奎和杨如宽。他们苦于在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中国没有出路，于是抱着追求真理的愿望踏上了前往济南的求学之路，为了相互照应，他们在船上义结金兰，誓言“今后定要情同手足，患难与共”。他们共同参加了1926年冬爆发的济南学生运动，后来又到了被北伐军占领的武昌，从此进入了大革命的洪流，经受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

　　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大革命失败之后，顾达明、靳恭绶继续奋进，跟着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如宽意志消沉，脱离了革命队伍，回家乡当了一个小画家;余宏奎则叛变革命，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鹰犬。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电影，主角通常都是工农兵，他们往往是不堪忍受剥削、压迫才走上革命道路，带有逼上梁山的味道。而《大浪淘沙》中的四个青年学生，则是主动思考时代和人生，自觉寻找光明，又恰逢风云激荡的大革命时代，所以就特别富有激情和感染力。

　　在《大浪淘沙》中，当时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任教的共产党员赵锦章对靳恭绶的启蒙，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靳恭绶考上一师之后，星期天在街上闲逛。看到乞丐和卖儿卖女的母亲，不禁恻隐之心大动，遂掏出为数不多的生活费一一施舍出去。这被赵锦章看在眼里，他把靳恭绶约到公园向他借钱：“我有一个妹妹，失学在家;我还有一个弟弟，失业了，生活很困难，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靳恭绶越听越气，蓦地站了起来，冷冷地说：“你在耍我!”

　　赵锦章说：“不!我说的是事实，全国有四万万同胞，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过着苦难的日子，你有多少钱?你能帮得了他们?”

　　他们的对话到了这一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也就呼之欲出了。靳恭绶几乎是怀着一种久旱逢甘雨的心情，狂喜地接受赵锦章向他传授的革命理论，并成为四兄弟中最坚定的革命者。

　　深深的佩服那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能够用最深入浅出的方式，把复杂的革命道理讲的清清楚楚;也深深的佩服那一代的电影人，他们能够把这一切精彩地在银幕上再现出来。

　　在《大浪淘沙》中，余宏奎的参加革命与叛变，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余宏奎是“为了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出封建家庭。”中途加入顾、靳、杨的。这说明他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有一点类似《青春之歌》的于永泽。如果他能够在革命队伍中坚持到解放，庶几应该成为李锐、杜导正一类人物(当然资格要比他们老)。

　　余宏奎在山东一师，和国民党员的教授薛建白关系密切。和赵锦章向靳恭绶、顾达明传授马列主义理论不同，薛建白向余宏奎传授的是“宁可闯过虎口成大器，绝不默默无闻混一生”的个人奋斗思想，反复提醒他的是“青年人最大的毛病是盲从，而感情冲动又是盲从的忠实伙伴”，等等。总之，希望他能够沉着冷静，心狠手辣，实现个人野心。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国民革命的目标，余宏奎是认同的(当然前提是风险不能太大)，但等到大革命发展到两湖地区，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兴起之后，余宏奎就不能接受了。他认为“共产党在乡下搞的乱七八糟，简直糟透了。”

　　而他的“二哥”、亲手把他救上船的靳恭绶，则认为“农民起来推翻欺压他们的土豪劣绅，好得很!”他们在武昌的小旅馆里激烈争论，加上余宏奎又嫉妒他心仪的女同学谢辉站在靳恭绶一边，于是大打出手，终于决裂。

　　农民运动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在1927年，当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开始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激烈碰撞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确实成为真假革命的试金石!

　　为什么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加上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参与，并不足以推翻帝国主义。要打到帝国主义，就必须动员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而要动员农民，就必须把他们从土豪劣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毛主席在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言简意赅地写道：“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当时有人以农民运动“过火”、“恐怖”来指责农民运动，这实际上是要取消农民运动。农民几千年一直饱受剥削压迫，他们没有条件受到良好教育，也没有机会养成优雅风度，这又如何呢?这就能够证明农民运动不合理?这就应该取消农民的革命许可证?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主席才是真正理解革命的旷世伟人。“不优雅”的革命拯救了中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获得自由、解放与发展，结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条件、有可能优雅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当代。杨奎松的一系列所谓“党史研究”不是继续在做翻案文章，重弹“糟得很”的老调吗?

　　在2009年为国庆六十周年献礼的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则把湖南农民运动庸俗化为“把地主财产分给农民，农民就能富起来吗?”然后借黄埔军校学员之口质问共产党员教官瞿恩。瞿恩竟不敢正面回答，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这也算是报了《大浪淘沙》的一箭之仇吧!

　　正是因为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知识分子就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作为五四运动中产生的最杰出人物的毛泽东，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纪念文章，以一种“过来人”的透彻与仁厚，谆谆告诫正从四面八方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大浪淘沙》贯穿了这一主题，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余宏奎叛变革命，除了无法接受农民运动，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汉口各界群众收回英租界。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历史上的一大胜利，但余宏奎却被这种“过激”行为和此前英国军舰炮击万县吓破了胆。他酒后吐真言：“外国人不是好惹的”，“英国人的军舰上有大炮”。

　　二是余宏奎看到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他的“人生导师”薛建白攀上35军军长何健，做了何健的参议，余宏奎则想借薛建白的关系实现自己的野心：“我见到薛建白先生了，他现在是35军的大官了!”“在军部工作嘛，气派大，知道的事情也多，要钱嘛有钱，要前程嘛有前程。”

　　阶级立场，加上个人野心，最终害了余宏奎。在发生在1927年5月21日的长沙马日事变中，他在薛建白的指使下，暗杀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教官，也曾经是他启蒙者的赵锦章，这也决定了他必死的命运。

　　在武汉郊外最后的决斗中，余宏奎被他结拜兄弟，“大哥”顾达明、“二哥”靳恭绶亲手处决，为赵教官报了仇。靳恭绶并为他总结道：“你们背叛国民革命，暗杀赵教官，你们走的是一条死路啊!”

　　究竟是革命立场高于兄弟情义，还是兄弟情义高于革命立场?这本来是在革命实践和文艺作品中都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但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中，兄弟情义忽然具有了至高无上的价值，当代主流文化的堕落，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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