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历史：朱德为什么被称为“红军之父”？

李  舟

朱德

　　一说“红军之父”，在中国，只要念过几天书的，都知道指的是朱德。但是，如果有人忽然问：为什么说朱德是红军之父呢?那么，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恐怕有一大半人都会犹豫一下，甚至干脆就答不上来。当然，人人都明白，说什么人是什么什么之父，显然就是指这个人是这个事物的创造者或者缔造者或者奠基者;但是，说朱德是红军的缔造者，恐怕很多人都会多少有一些疑惑，因为也许是受了一些宣传的影响，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朱德仅仅是一个忠厚的长者，一个老好人，至于朱德有什么能力，甚至军事能力如何，对红军的作用和影响如何，很多人则是茫然无知。

　　“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简称,是在1928年5月25日后，由工农革命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工农武装改称而来的。“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名称出现之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中，朱德凭借其对南昌军事布置的熟悉和在南昌的人脉，对起义的成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南昌起义后，朱德凭借其与南昌周边许多滇军将领的特殊关系，使起义部队在撤出南昌南下广东时没有遭受较大损失;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南下广东在潮汕失败后，朱德凭借其超人的自信、意志、远见以及军事能力，还有在滇军中深厚的人脉关系，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保存了南昌起义残留下来的七、八百人马，不久又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了规模宏大的湘南起义。参加了湘南起义的肖克将军说：“在这三个多月(1928年1月到4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无疑，这次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武装起义中，涉及地区最广、参加人数最多、坚持时间最长、军事上最成功、土地革命实践最早的起义。

　　显然，在有“红军”之前，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是当时所有工农武装中战斗力最强、力量最大、取得胜利最多最大的武装力量，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以及在湘南起义中组建的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是大革命失败后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朱毛井冈会师时，朱德带上井冈的部队有大约一万人，而原井冈山部队则不足两千人;朱德因为有十多年的军事指挥经验，曾任滇军旅长，所以，在后来成立红四军后，朱德任红四军军长，主要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则任党代表，偏重于政治和组织工作。在井冈山，第一次反会剿，连续粉碎敌人的三次进剿，第二次反会剿，又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进剿，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肖克将军后来回忆说：“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部队对朱德军长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

　　1928年到1930年，全国各地的红军蓬勃发展起来，其中朱毛红军战绩最大、力量最强，其经验也通过上海中央被传播给了全国各地的红军，从而带动并促进了全国各地红军的发展。

　　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成立，朱德任总指挥。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月底，朱德又被上海中央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11月，朱德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著名史学家金冲及曾经问过肖克将军，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是谁在前线具体指挥战斗?肖克曾担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他十分肯定地说，就是朱德在具体指挥。曾跟随朱德上过井冈、后来又参加了中央红军历次反围剿战斗的大将黄克诚也说过：“朱老总在当时很困难的条件下，收容残部，扩大队伍，举行湘南暴动，后来又与毛主席会师井冈山，这个功绩是很大的。因为毛主席以前没有打过仗，而朱老总是有军事经验的。……朱老总在打仗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对于红军初创时期能够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是有大功劳的。”

　　1936年12月，也就是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不久，朱德担任的中革军委主席由毛泽东替代，但总司令一职直到1954年被取消，却从未有人替代过。红军时期，与总司令朱德合作，任红军总政委的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总司令与总政委的职责，正如它们本身字面意思所昭示的，总司令主要负责军事指挥，总政委主要负责政治工作。所以，朱德对于红军的贡献，仅仅根据其在红军时期的职务，便可以一目了然。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采访过毛泽东，却无缘见到朱德的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评价红军时期的朱德：

　　“在南方的这些年月里，朱德指挥全军，打了几百次小仗，几十次大仗，经历了敌人的五次大围剿，在最后一次中，他面对的敌人，其技术上的进攻力量(包括重炮、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估计超过他自己的部队八倍至九倍，资源超过他许多许多倍。不论如何估计他的胜败，必须承认，就战术的独创性、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的多样性而言，他再三证明自己胜过派来打他的任何一个将领，而且无疑建立了中国革命化军队在游击战中的不可轻侮的战斗力。红军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错误是战略上的错误，对此，政治领导人必须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即使有这种错误也很少疑问，要是红军能够在第五次围剿中哪怕以大致相当的条件与敌军对垒，结果就会造成南京的惨败——德国顾问也没有用。”

　　“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的，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至少我个人是不可能想象蒋介石、白崇禧、宁哲元或者中国任何其他一个国民党将领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保全一支军队的，更不用说还能够在这样的考验结束时真的做到卷土重来，发动一场大进攻，在敌军为了防止它突破而从从容容地构筑了好几个月的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我走马西北的时候，朱德在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

　　1946年11月30日，在庆祝朱德60寿辰(12月1日)时，重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朱德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周恩来在祝辞中同样称朱德是“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 也是在这一天，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代表有叶剑英、邓颖超、罗瑞卿、王震等)集会庆祝朱德总司令六十寿辰，会场悬挂着“人民军队之父”的贺幛。1955年5月，新华社记者为刚定案的十大元帅采访刘少奇时，刘少奇仍然称朱德“是军队的缔造者”。

　　那么，称朱德为“红军之父”或者“人民军队之父”，就是因为朱德是红军或者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么?

　　当然，将朱德是红军之父理解为朱德是红军的缔造者是没有错误的，但从朱德“红军之父”的最初得名来看，朱德的“红军之父”，并不能单纯理解为红军的父亲，也就是红军的缔造者。

　　将朱德称为“红军之父”的最早记载可能来自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1937年1月，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来到革命根据地延安，当她在先已来到红军中的美国医生马海德的带领下见到朱德时，马海德向她这样介绍朱德：“战士们喜欢他，他是他们的父亲和母亲。”然后，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接着叙述道：“确实，他看着就像是红军的父亲(红军之父)。他刚刚过了五十，带着一张和蔼的脸，上面已经有了皱纹。他宽大的嘴里说着“欢迎”，双手向我伸出来。我双手抱着他的脖子，然后在他的两颊各亲了一口。马医生也抱着朱德，然后用力地亲吻了他，然后站回来看着他的反应。”

　　如果上述记载确实是将朱德称为红军之父的起源，那么“红军之父”这个称号的最初意义，就应当是指朱德就像红军战士的父亲一样。“红军”在这里就应当指“红军战士”。

　　但是，朱德“红军之父”的称号被传开后，却应当仍然表示的是“红军缔造者”的意思!这是因为，对于朱德的“红军之父”称号，不知其起源的人，他的第一理解或者唯一理解就是“红军的缔造者”，而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这个称号的起源的，所以，它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并广泛传播，根本上还是因为在它开始传播时，大家都接受朱德是红军缔造者这个事实!

　　其实，五十年代中期之后，在西方，在中国之外的那些更多保留了1949年前真实历史叙述的人们的认识中，朱德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要远高于国内人们的认识。

　　1963年，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被俘的印度士兵被释放回国，在交接地点与我方告别时，印度红十字会代表高呼“毛泽东朱德万岁!”——那个时候，国内可是早已经不喊“朱德万岁”了!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后，外国元首纷纷发来唁电，称朱德是“中国红军之父”、“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等。事实上，称朱德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传奇式的统帅”，本身也是对朱德“中国红军之父”中所含的“红军缔造者”之意的另一种证明。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朱德是红军之父，当然也是八路军之父、解放军之父，或者“人民军队之父”。

　　但是，在“红军之父”这个称号中，仅仅强调朱德作为红军缔造者的含义是不够的，朱德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的含义也应该得到重视。事实上，只有真正理解了朱德被称为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战士的父亲的含义，也才能真正理解朱德特殊的人格魅力以及对于军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朱德的父亲形象，特别是在战士中间的父亲形象，并不只是美国医生马海德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才有的感觉，到过延安的西方人，总是很容易地将朱德和“父亲”联系起来。

　　1944年，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第一次见到了朱德，后来他在采访的文章中说：“我永远忘不了朱德那慈父般的神态。”

　　德国友人王安娜描述延安时的朱德说：“他对战士们象父亲般地慈爱。”

　　康克清在回忆朱德的文章中说：“在战斗的间隙，他和战士们有时一起下棋，有时一起打篮球，总是精神抖擞，非常认真。朱老总爱护战士是有名的，战士们也同样爱戴他。”

　　徐向前回忆红军翻越雪山时说：“为了保证他(朱德)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到半山腰，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

　　红军长征时，在行军中，朱德那匹骑乘的马实际上常常随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收容伤病员或驮运物资，而自己则步行或者帮战士扛枪、背背包、挑炊事担子。抗战时期，朱德在前线，遇到行军，他仍然总是把分配给自己的马让给伤员，而自己则是和战士们一起走路说笑。于是战士们编了一个顺口溜：“总司令，总司令，一副脚板实在硬，有马不骑专爱走，气得红马直发抖。”

　　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曾任朱德警卫的杨春於回忆说：“朱老总爱兵是出了名的，红军战士提起他，没有人不敬佩!”在杨春於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跟着朱老总一起长征的岁月。行军的时候，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好几双草鞋或者麻鞋，这个习惯是有来头的。一次，走在前头的一支部队的一名小战士掉队了，正好被朱老总碰上。因为没有鞋，小战士的一双光脚被划出血痕。朱老总马上叫警卫员去找了一双鞋给他穿上。从那以后，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好几双草鞋。碰到没有鞋穿的战士，他便会叫警卫员从马背上取下一双鞋给战士换上。在长征途中，常常会有饿得走不动路的战士，只要朱德碰上，都会将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杨春於说，朱老总怀里一直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身边战士的名字。警卫连100多名战士，他都叫得出名字。

　　从井冈山开始，朱德就多次亲自为受伤的战士擦洗脓血，包扎伤口。1933年2月28日，红军在江西乐安的东王坡消灭了国民党两个师，带着大批战利品返回瑞金。途中，由于连日行军，红军战士朱开明十个脚趾都磨出了血泡，但他还坚持挑着两大箱炸药和大家一起行军，最后很快便落在了队伍后面，并且摔倒在地上。这时，朱德总司令正好骑马从后面赶了上来，他看见朱开明脚趾上包裹着的布片还有脚下的草鞋满是脚趾渗出的鲜血和黄水，便赶忙解开朱开明脚上的布片，从带着的水壶里倒出温开水，细心地把朱开明的脚洗净，然后从挂包里取出药物涂在脚上。把伤口包扎好后，朱德将朱开明扶上自己的马，让警卫员送他到医院去，而自己则挑上朱开明留下的两大箱沉甸甸的炸药，爬山越岭，追赶队伍去了。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写道：“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脚(注：指穿草鞋)走路，整整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另外一个冬天则以牦牛肉当饭，从来不叫苦，很少生病。他们说，他喜欢在营地里转，同弟兄们坐在一起，讲故事，同他们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打个“不厌”。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弟兄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据一位老红军回忆，正是因为朱德对战士们父亲般的慈爱,战士们经常由衷地感叹：“他真象我们的老爸爸一样啊!”而那些年轻的战士于是也就都情不自禁地称呼朱德“爹爹”或“父亲”。

　　王安娜在她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就说：“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

　　八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特务团，1945年改称“朱德警卫团”)的团歌中就将朱德称为“父亲”。歌词是：

　　“我们牢记，一个英名，朱德，朱德，敬爱的总司令!多少次雄壮的进军，他的战马总在我们队列前行进，啊~威武的统帅、啊~慈祥的父亲，我们是朱德警卫团骄傲的士兵!

　　“我们牢记，一个英名，朱德，朱德，敬爱的总司令!多少回险恶的交锋，是我们抱着决死的精神伴随他身影，啊~威武的统帅、啊~慈祥的父亲，我们是朱德警卫团骄傲的士兵!”

　　1940年9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有一篇署名秋远的叫作《如火如花的老少年》的文章，其中写道：

　　“他(朱德)的一个秘书，在十数年共同革命的斗争生活中，没有看到总司令其他英雄的特点，只认识到他是一个蔼然可亲的长者，秘书在给他的祝寿诗里这样写到：‘抚育部曲亲如子，接遇乡农蔼似风，谈笑雍容襟度阔，最从平淡见英雄。’我们在全部世界历史上，读到看到了不少气焰万丈煊赫一时的将军人物，但真正成为群众的领袖，象这样‘平淡见英雄’的伟人，却只有朱德将军一人。

　　“的确他是平淡的，他不用任何矫揉造作的将军气魄去统御他的手创的革命军队，他所凭的只是一颗热爱的同志的心，部队称他为爸爸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数十年的革命的斗争，所为的只是民族的解放、成千上万的饥寒交迫的穷人的生存，有什么理由他们不可以称他为‘慈爱的父亲’呢?我看到战士写给总司令的信就这样写道：‘我对父亲的爱是和他属于那革命的事业结合着。’

　　“所以当庆祝朱德将军五十五寿辰(注：应为五十三)的时候，在他面前就站着成千成万的战士，都带着稚气的欢笑，高呼着，我们八路军亲爱的父亲万岁!”

　　在整个世界军史上，我们可曾听说过哪个统帅被他的士兵以“父亲”相称?可曾听说过哪个统帅被他的士兵唤作“爹爹(爸爸)”，而且这样的士兵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是“部队称他为爸爸”?——抛开“总司令”这个角色，又有哪个帝王，哪个总统，哪个州长，哪个董事长被他所统御下的成千上万的人由衷地称作“父亲”或者“爸爸”?

　　笔者不敢确定历史上是否有这样的先例，但至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记载，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迹，而且在朱德所处的那个大人物林立的时代，这样的朱德在世界上确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朱德被战士们称作“父亲”，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慈爱和无私，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大海般的度量、钢铁般的坚强、大山般的沉稳、没有一点架子的平易，与战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以及在困难和逆境面前始终保持的高度自信、总有办法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超凡能力，朱德被称为“父亲”，也是因为他在军事上的神奇表演。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常常是无所不能的，父亲就是他们的靠山。而战士们对于朱德，在井冈山时便“有一种神秘的信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斯诺则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描述说“战士们视他为神明”，作家刘白羽说：“许多跟他作过战的人都跟我说：‘跟着总司令打仗，就相信一定会胜利。’”抗战期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之托，曾到中国考察过八路军的美国军官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这样描述战士们眼中的朱德：“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我了解到朱德受到他的部队所有人的爱戴。只要提起朱德的名字，就会在他的勇敢的同伴们的眼里引起柔和的亮光。“朱德?啊，朱德!”他们会一遍又一遍重复这个名字，语调传达出内心的崇敬。”

　　总之，“父亲”这个称呼并不是轻易被叫出来的，而是朱德身上各种美德以及能力集合在一起，使战士们的崇敬和喜爱达到一定程度而无法用其他语言来表达时，便以这个代表最亲近、最尊重、对一个男性凝聚着最多感情的称呼来称呼他了。

　　战士们称呼朱德“父亲”，这是战士们所能给予朱德的最高的荣誉，被战士们称作“父亲”，这也是作为一个统帅所能享受到的最高的荣誉。所以，“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战士的父亲”比“红军队伍(人民军队)的父亲”包含着更多、更深的含义，而朱德之被称为红军(人民军队)之父，则表示着朱德既是红军队伍(人民军队)的父亲，也是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战士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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