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山东曹县籍老八路蔡文清同志回忆日军残酷的“三光”政策，说：

　　“第一光，日军侵掠我大小城镇和村庄时，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个光；第二光，粮食畜禽抢个光；第三光，房屋、家俱烧个光。”

　　13岁的蔡文清同志，当年还是个“小孩儿”，拽着姐夫的衣襟，告别姐姐和不满月的外甥，俩人一起参加了八路军。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不断向冀鲁豫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攻和大扫荡，蔡文清已经是位老资格的小八路了，在鲁西行政主任公署印刷四所当印刷工，负责印刷“鲁西票”。

　　所谓“鲁西票”，即“鲁西银行币”，是由我鲁西抗日根据地鲁西银行发行的抗日货币，主要用于军政日常供给，农村贷款等。

　　“鲁西票”

　　抗战期间，除了刀枪的战争外，我军和日伪顽还进行了货币的战争，这就是在各根据地驱逐日伪货币和国民党“法币”的斗争。凡根据地内一切交易和债务清偿，均以本区唯一合法货币——我根据地发行的抗日货币进行流通和结算。说白了，经济命脉必须自己掌握，决不能依靠于敌人的“仁慈”和“朋友”的“靠谱”。

　　鲁西根据地建立于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共鲁西区党委与八路军一一五师及一二九师共同创建。起初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后于1941年7月并入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域主要是今天山东、河南交界处的郓（城）、寿（张）、阳（谷）、范（县）一带。

　　小蔡所在印刷四所住的村庄，距离日伪据点只有二十余里，就在敌人眼皮底下。一望无垠的鲁西南大平原上，要想生存下来，不断与敌斗争下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敌人星罗棋布的据点和公路网络，还有近代化的交通工具，可以很快集结起大批武装力量，随时随地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每逢此时，前方后方就没有了确切的战线，军与民，干部与战士，战斗单位与后勤单位，一样要面对鬼子“工匠”精神的一丝不苟“大考”。

　　在这一地区，我根据地周围的日军计4000余人，伪军4000余人，顽军7000余人，共计1．6万余人。敌军常以东线为主，每年对我根据地进行春、秋两季较大规模（三至五千人）的“扫荡”，秋季一般较春季规模大，时间长（有时长达1个月之久）。日军通常采取远距离奔袭的“扫荡”战术，由陇海铁路沿线的开封、商丘、徐州，拉起大网，一路往北，与济宁之敌南北呼应，对我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进行“分进合击”，而后在根据地中心区反复清剿，妄图达到彻底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正在“扫荡”的日军

　　特别自1941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当作他们“以战养战”的战略基地，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加上根据地严重的灾荒，我对敌斗争极为复杂艰巨。

　　到了1943年，形势更为紧张，先是日伪进行了春季“扫荡”，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顽军李仙洲部奉蒋介石之命，北犯我山东根据地，企图迫使八路军撤出山东。还没刚取得反顽斗争的胜利，鬼子的秋季“扫荡”接踵而至。

　　全年有统计的战斗计2701次（较小的民兵的战斗不在内），带有全区性的战役4次（反日伪“蚕食”，反李顽杜伪的夹攻，反秋季“扫荡”，反孙伪“蚕食”），日伪500人以上、l万余人以下的“扫荡”计45次，平均每日战斗7次半到8次，每月“扫荡”近4次，全年战斗次数较1942年增加165%。

　　特别是日伪军进行的1943年秋季大“扫荡”，从9月21日到11月13日，总计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集中三个师团、一个骑兵旅团，及伪第二方面军，共两万余众，配属大量的汽车、坦克和飞机，对我冀鲁豫根据地的重要区域，进行了三次“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从四面八方扑来，堵住所有通道，妄图把我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彻底歼灭。不论就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意图之狂妄与手段之恶毒来说，在边区都是空前的。

　　冀鲁豫边区1943年秋季反“扫荡”形势

　　对于这次秋季大“扫荡”，蔡文清同志的回忆文章，给今天我们很直观的感触：

　　当时印刷所的六位同志，不能待在一起，目标太大了，必须分路突围，当时还是个少年的蔡文清跟着杨明义所长，后者说你还小，又不是附近村子的，不熟悉情况，太危险，我家在附近，我带你走！

　　“那天是阴天，我和杨所长摸到封锁沟边上观察，沟深一丈二、三，底宽四米，封锁沟设有岗楼，有探照灯，两个岗楼同时探照如白日，不断的探照，我们在两个岗楼中间观察，发现有人通过，扒的有坑，敌人探照灯一停，我托下去迅速上去，夜静敌人岗楼说话都能听到，敌人探照一停，杨所长也迅速过来，不敢走路，怕碰上敌人，往他村摸去，快到公路时发现有日本鬼子的汽车通过，大扫荡开始了。汽车过去我们迅速过去，到了一个坟地，有不少柏树，停了停，向寨门摸去，看无动静，进了寨门，摸到他家后院放干草的小屋，他爱人做饭，我们吃了饭，就住这个干草小屋里，白天不出屋门，也不让邻居知道。

　　不幸的事是杨所长三、四十岁人了，出了一身天花，浑身都是小红泡，眼睛周围也有，算把我们困在小草屋里了，天又热，小屋更热，真急死人了。他又是所长，病还没好，我们又摸回了单位。”

　　为什么要着急回去呢？

　　因为那里还有印好和半成品的鲁西币，有印刷器材，让敌人搞走了，必然要印制假币，打击我们的鲁西币就太危险了！

　　日军的“封锁沟”

　　回到原来那个村子——刘岗村（山东曹县韩集镇刘岗村），日伪军也退了，遇到了一位战友，通信班长刘金柱，刘班长是本村人，讲了敌人在刘岗村，摧残群众的情况：

　　“天刚亮，郭小胡村（今曹县庄寨镇郭小湖村）鬼子打三炮，十二个庄子都烧掉，有的群众在地里和坟头躲藏，被日本鬼子杀的到处都是死人，伪军将群众带的钱物全部抢光，不少妇女被强奸。

　　日伪军将刘班长和几百人民群众赶在一个大水坑里，人在水里泡着，凶恶的鬼子叫群众供出八路军人员和粮食物资藏在哪里，无人吭声。

　　日本鬼子和汉奸兵几个人抓住一个群众，按在地上往口里灌水，有的人被呛死，死后，鬼子用脚踩着他们的肚子叫水从口里流出来，即使这样，也无人敢说。

　　后勤的一个同志看不上群众受罪，出来说：

　　‘我是八路共产党！’

　　日官非常得意，到跟前细听好消息，这位同志手握无帽的钢笔，照日官眼睛猛扎，把眼睛扎流血，鬼子鬼叫一声，开枪将这位好同志打死。

　　鬼子进村

　　天黑了，日伪军进村怕得要死，于是就将树木砍倒，把大小村口路堵死。群众到处逃离去了。”

　　这位关键时刻站出来，舍命保护群众的后勤干部，蔡文清不知道名字，但刘岗村的老百姓却忘不了他的名字——秦兴体。2015年，即秦兴体烈士牺牲72年后，刘岗村的老百姓没有忘记为他们牺牲的这位烈士，为他在村里立了一块“秦兴体烈士纪念碑”。三位刘岗村年近九旬的的老人，从两年前就开始做这件事，他们发愿：

　　“我们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我们心中的英雄——秦兴体的事迹，不能发扬光大，不能给这样的英雄树碑立传，这种精神不能弘扬，我们觉得愧对英烈，愧对历史。这是我们人生暮年最后的牵挂，办好这件事，我们可以无憾瞑目了！”

　　为此，老人们摇着轮椅，手托柳条筐，挨家挨户，为烈士建碑进行募捐，一角、一元、十元、百元，最终募集出了5万多元。《功德簿》上，捐款的所有乡亲，都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又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根据地老乡！

　　根据秦兴体烈士的英名，我在《鲁西南烈士陵园碑文集》里，找到了秦兴体烈士传略。

　　山东曹县刘岗村“秦兴体烈士纪念碑”

　　“兴体同志，河南修武县人，一九〇五年生于中产之家。十五岁入道清铁路充当学徒，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党。一九二五年因领导反对铁路段长斗争，被迫出走上海，曾参与‘五卅’”大革命工人运动。‘七七’事变后返里，组织修武抗日游击队，旋即编为正式八路军，历任炸弹所所长，商店经理及购买股长等职。四三年十月六日日寇大举扫荡，斯时，兴体同志于刘岗坚持工作，未及转移为敌包围，与该村群众同时被俘。敌人察觉为抗日人员，当即进行审讯，兴体同志历经残酷暴刑，毫无惧色，汉奸设法引诱欺骗，均严词拒绝，共产党、八路军外只字未供，每当审讯口口口口口（缺五字）众激励陈词痛骂敌伪，闻者莫不悲愤泪下。临刑时，我兴体同志已血迹遍体，奄奄一息，犹含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遂慷慨就义。兴体同志之生命虽被倭寇夺去，其崇高革命气节、奋斗精神，将永远照耀在鲁西南国土上。

　　除了蔡文清转述刘金柱班长的说法外，幸存者老民兵刘勋云和村民刘效民也有回忆补充，为我们基本还原了整个过程：

　　1943年10月4日拂晓，日军突袭并包围了刘岗及附近几个村庄，把千余名群众驱赶到刘岗西门外的场院上。架起机枪，逼问群众说出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八路的粮食物资藏在哪里？如果不说，就要进行大屠杀。群众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出卖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物资的。

　　鬼子从人群中拽出来杨二孬等三位青年，对他们严刑拷打，用刺刀乱捅乱扎，活活折磨到死，二孬他们也誓死不说。秦兴体同志目睹这情景，心如刀绞，他几次想冲出去和敌人拼命，但都被群众制止，15岁的刘效民和父亲紧紧拉住秦兴体的手。

　　秦兴体烈士画像

　　下午两点，鬼子把人都赶到东门里的大水坑里，第二天又把群众赶入东门外的寨壕里。

　　寨壕水深三尺，敌人规定，不论个头高低，肩膀一律不准露出水面，否则就用砖头砸。人们坐不能坐，站不能站，只好弯着腰活受罪。时值晚秋，壕水冰冷，有几位年老体弱的老人家，不久便栽倒在水里。

　　日伪军又拉出来侯秋寒、侯秋思、孙雨运等四位青年，水刑、狗咬、鞭打、刀刺，挨个“伺候”。侯秋寒被折磨致死，侯秋思和孙雨运被拉去活埋，第四位不知名的年轻人依旧紧咬牙关，坚不吐口。

　　即便这种情况下，乡亲们也没有一个出卖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物资的。

　　日军指挥官恼羞成怒，拔出战刀，叽哩哇啦怪叫一阵，鬼子、汉奸立刻子弹上膛，保险打开，眼看一场大屠杀就要开始，群众危在瞬间。

　　秦兴体同志站了出来，大喝一声：

　　“住手！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共产党、八路军，他们都是老百姓，别为难老百姓，有啥冲我来！”

　　版画《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古元，1943年

　　敌人要他说出粮食、物资藏在哪里？秦兴体昂首不语，几个汉奸上去，先是水刑，接着皮鞭拷打，然后用硫酸泼洒身体，浑身是伤，已成血人的他始终不屈，大骂敌人。日本兵提来一桶辣椒水，用刺刀撬开嘴，往肚子里灌，又用杠子压，血水从口、鼻、眼睛、耳朵里喷出，接着吊在树上，用两把燃烧着的线香燎腋窝，用火把烧他的肚子，最后用刺刀捅进他的腹部……

　　群众忍无可忍，纷纷站起来要和敌人拼命。敌人的机枪响了，当即有十几名群众惨死在水里。

　　整个刘岗村惨案，日伪共残害八路军和群众73人。

　　但这并没有吓倒共产党、八路军和群众，因为党领导下的军民，扔在与日伪战斗，并没有被苦难吓倒。蔡文清回忆说：

　　“敌人都出来了，他的老窝就空了，我们的八路早突围出去，鬼子在解放区烧杀。我们一个部队一晚上打掉12个日伪老窝，还有七旅的七、八、九团专署独立团，各县区的区干大队，同时向鬼子汉奸据点出击。还有湖西抗日根据地在金县、鱼台一带，河北省区抗日根据地，内黄、太行一带行署所在地，同时向敌人出击。毛主席所讲的，犬牙交错的战术，你出城打我农村抗日根据地，我攻你的城，所以鬼子汉奸在根据地扫不了几天，就滚蛋了。”

　　反“扫荡”中的八路军

　　根据八路军冀鲁豫军区1943年反“扫荡”总结：

　　尽管日伪军此次秋季大“扫荡”，其长期性、普遍性，掠夺之残酷，为边区过去所未有，但我以空前的胜利的反“扫荡”予以回答。

　　我进行战斗355次，攻克据点74座，攻破濮阳、东明、东平、考城（今属河南兰考）、延津、平阴6城，毙伤日伪1300余，俘日伪2746名；缴获主要武器：步马枪2012支，轻机枪8挺，掷弹筒11个，冲锋机枪3挺，手枪71支，子弹3．5万余发，手榴弹4000余颗，并扩大了我们的根据地与游击区。

　　这些胜利大为震撼了日寇，动摇了伪逆，鼓舞了敌占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又进一步地坚定了边区人民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心，停止了反动派特务的谣言散布，创造出边区反“扫荡”胜利的新纪元，扩大了根据地和游击区，增加了今后坚持边区斗争熬过困难的新的有利条件。

　　当然，我军的伤亡也很大，全年我之指战员亡1681人，伤3794人，较1942年伤亡增加225%。

　　正在读群众慰问信的八路军

　　可是与之相比，敌人的伤亡更大，日伤亡1060人，伪伤亡12287人，日伪伤亡总数较1942年增加141%；我俘日21人，俘伪19904人，比1942年增加310%。

　　就是在这种艰苦卓绝、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日军最终坚持不住了，国民党军颓废了，我军却越战越强，让群众看到了希望。

　　说到这里，我想说说平原游击战。

　　抗战爆发前后，我党提出的对日游击战法，最初叫做“山地游击战”。

　　这个好理解，山川地形特别复杂，比较有利于设伏，红军时期我军在南方，依托山林，对国民党军经常这么打，效果不错。

　　可是问题来了，太行山地区有山地可作依托，太行山以东却是广大平原地区，八路军必须下太行，才能更好地发动人民，在相对富庶的平原地区，取得更多的人财物力支援，我们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前途，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日伪，取得最后胜利。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同志致电朱德等八路军前线将领，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首次提出了“平原游击战”的概念，要求：

　　“坚决采取尽量扩大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群众欢迎八路军

　　根据这一方针，八路军应即在冀鲁豫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去普遍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民众抗日斗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措给养等。

　　说到底，平原地区没有山地可以依托不要紧，广大平原区的人民就是我们可依托的“山地”，只要我们争取了人民人心，在这里人民就是山地，人心就是最可靠的堡垒。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八路军过来之前，平原地区的群众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一盘散沙，被各种国内外反动势力想咋欺负就咋欺负。一旦共产党来了，有组织扎根下来并细致工作了，群众就被唤醒、觉悟、发动、组织起来了。只有如此，才能有人民战争。人民战争不是凭空出来的，只有有了“群众路线”，才能没辙想出辙，不靠谱的辙靠谱，靠谱的更靠谱，才能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也照样成了易守难攻的“人造山”，才能出现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人间奇迹，才能一个个平凡的个体农民，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做出不平凡事业，并成为八路军的粮仓和最大兵源地。

　　国民党的党政军为啥溃散逃跑，共产党的党政军为啥能扎根生存？

　　不是我们有办法，而是我们有群众，有群众就有办法，有办法就有出路。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打日本 救中国

　　当然前提是，你要让群众看到，你是干干净净做人事，真真正正和他们在一起，实实在在为他们争权益，否则群众并不是命中注定跟我们走的。

　　看不得群众受苦，改变群众受苦的局面，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群众才会跟你走，跟定你走下去……

　　后  记

　　当年带蔡文清参加八路的姐夫姓刘，后来由于军政双优，很快就入党提干，当上了排长。

　　可惜在东明县游击区催收公粮的时候，遭到汉奸队围攻，从上午打到下午，为掩护同志们突围，刘排长和几个战士甩光了手榴弹，打光了子弹，被敌人俘虏。

　　他们让汉奸放了他们，说你们不要当秦桧这个卖国贼，以后你们没有好报。

　　可是汉奸头子都是死心塌地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共产党、八路军，还有群众，都是死对头，所以不但不放，还五花大绑，把刘排长和几个八路军战士，绑到东明城东门外，在地里挖几个半腰深的几个坑，把我们的同志头朝下，上边露着腿脚，给活埋了。汉奸管这叫“插香炉”、“倒栽葱”，就是要让群众看到，干共产党、八路军没有好下场，威胁群众远离我们。

　　版画《战斗》，江丰，1936年

　　刘排长牺牲的消息传回家，蔡文清的姐姐一直不相信，直到晚年七、八十岁了，还在家等着丈夫平安回来，念叨着要跟他说道说道，五、六十年熬寡之苦和相思之情。

　　蔡文清同志迎来了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前后作为“南下干部”，从山东曹县来到了河南巩县（今巩义市），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巩县支行行长、县外贸局长，现已离休，仍然身体健康。

　　秦兴体同志的孙女：秦文苑、秦文琦、秦笑蕾、秦笑萌、秦春玲、秦春艳，找寻了大半个世纪，终于找到了爷爷的下落，在刘岗村群众为秦兴体烈士捐修的纪念碑前，她们向父老们鞠躬致谢，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