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观念的集合，观念是认识的系统化。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十大精髓就是毛泽东经济思想中，那革命内容丰富、中国个性显著、道德境界高远的十大观念。如果说毛泽东经济思想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山脉，那么，这十大观念就代表着山脉上的十座最高峰，也代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独立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之外的最高峰。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截然不同的发展史，从正反两方面不断地见证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十大精髓是伟大正确而必须坚持的。

精髓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格观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格观，贯穿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始终。1945年1月10日，毛主席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其后，毛主席又多次强调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并把它上升到路线的高度：“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958年6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捍卫中国国格、激发民族斗志的思想武器，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立足点。

“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在经济建设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描绘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这些经济纲领完全是中国独立自主经济思想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现成的书本上找不到，在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宝库中”也没有，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闻所未闻。

独立思考、“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建设的重要特点。1956年4月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苏共二十大给我们的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行动。正是在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观念的激励动员下，一穷二白但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战胜了资金、技术、设备均严重不足等不利情况，创造了那么多无法用所谓的经典经济学理论解释的“人间奇迹”：红旗渠、大寨田、大庆油田、成千上万个水库，甚至把两弹一星也送上了天。

不难理解，如果今天的中国不再坚持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格观，中国就必然会丧失独立性与自主性，就会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附庸——成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精神附庸，成为“与国际接轨”的规则附庸，成为“参与低端分工”的业务附庸，成为“购买西方高附加值”的消费附庸。这样，中国独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一块全面附庸化的、没有骨头支撑的大肥肉。

精髓二：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历史观

历史观是对社会、对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毛泽东的历史观是人民史观，而不是英雄史观、精英史观，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所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心中总是装着人民、信任人民，其经济思想无疑体现着“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历史观”。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群众中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中国经济向深度和广度进军的主力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1955年）

我们应当相信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中国人民，将掌握中国的命运，创造中国的财富，并战胜一切困难与挑战：“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1955年）

依靠人民，是我们的取胜之法；服务人民，是我们的出发点：“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至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不难理解，如果今天的中国不再坚持毛泽东“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历史观”，中国经济就会堕落到依靠资产阶级精英、服务资产阶级精英的错误路线上去，中国经济就不再具有依靠人民的取胜之法和服务人民的出发点，中国经济的决策权就会掌握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中国人民的手中——在帝国主义主宰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人民创造的巨大财富就会以惊人的速度、以购买海量的垃圾国债等形式向帝国主义国家转移。这样，中国共有共享的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一个主要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巨型提款机。

精髓三：群众做主、群众受益的管理观

社会主义中国是人民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即人民群众拥有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的权利；同时，还享有相应的物质利益。群众是中国经济的管理主体，也是中国经济的受益对象。“群众做主、群众受益”的管理观，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为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解决群众做主问题，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苏联只讲劳动者的享受权，不讲劳动者的管理权，是不对的。而管理权才是最大最根本的权利，没有管理权，享受权就得不到保证：“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企业管理确实大有文章可做，毛泽东的管理创新更是带有显著的中国气魄与中国特色。1958年11月，毛泽东开始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鞍钢宪法尤其是体现这一管理思想精髓的典范。1960年3月，毛泽东在对鞍山市委报告的批示中，对这一原则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鞍钢宪法的重点就是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解放是焕发人民首创精神的基本条件，政治运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强大推动力，由此展示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精神风貌，体现了政治与经济、革命化和现代化的辩证统一关系。

关于“群众受益”。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为动力与目的。在分配问题上，兼顾各方利益：“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

不难理解，如果今天的中国不再坚持毛泽东“群众做主、群众受益的管理观”，中国的国有经济就会出现群众不能当家做主，党委班子陷于瘫痪，资产阶级当权派大搞一言堂，对外合作不讲任何政治原则，缺乏有效的制约与监督，从而出现大量的招商腐败（比如中国国有银行低价向西方转让股权）、收购腐败（比如中国化工酝酿收购祸害全球的转基因巨头先正达）、消费腐败等各种腐败甚至卖国的丑恶现象。相应地，国有经济的巨大收益也会特别地向外国资本家和企业官僚们倾斜，人民群众的利益被无耻地出卖了。这样，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一个日渐被掏空的火山口。

精髓四：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整体观

中国经济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在整体上做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才能使健康科学协调的经济发展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国家计划的强力实施，是毛泽东实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整体经济观的有力保证。

毛泽东把统筹兼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战略方针，突出强调地提出来，有着广泛的指导意义。这里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全体中国人的而不只是对于部分人的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当然也要关注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比如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实行统筹兼顾，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也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一个战略方针。这个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实行这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从十个方面，论述了综合平衡、积极平衡这一思想。以下举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中国经济的总体结构是平衡的，中国的经济规划没有犯和苏东国家一样的忽视农业、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的结构性失误：“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毛泽东尤其注意平衡布局，三线建设正是这一平衡思想的战略产物：“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巩固各民族的团结，避免苏联民族关系严重失衡的不良局面在我国出现：“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

不难理解，如果今天的中国不再坚持毛泽东“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整体观”，就会出现一系列非常深刻的矛盾，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甚至暴富起来”的理论政策，完全没有统筹平衡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经济利益；让农民工进城，推行孤立的城镇化，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村社会的双重衰败；中国经济在产业引进方面，严重重复甚至搞内部寻底竞赛，给外商创造渔利良机；在向外发展方面，孤军奋战，缺乏集团作战和战略协同。这样，中国本来擅长整体规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没有方向、没有凝聚力的一盘散沙。

精髓五：实事求是、驾驭矛盾的动力观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系，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构成了两对基本矛盾，它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分析这些矛盾，才能驾驭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因此，“实事求是、驾驭矛盾”，可以看作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动力观。

早在1937年8月，毛泽东就在其哲学论著《矛盾论》中，强调了矛盾的普遍存在及其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1956年9月，中共八大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后来，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做了进一步的详细论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给出了答案：“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驾驭矛盾、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难理解，如果今天的中国不再坚持毛泽东“实事求是、驾驭矛盾的动力观”，中国经济战略的决策者们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在美国经济帝国主义主宰全球化进程的全新背景下，中美经济的战略矛盾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向外发展的对抗性、关键性的矛盾。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中美经济的战略矛盾，才能成功地驾驭这一矛盾并将之转化为中国经济向世界进军的强大推动力。因此，不要害怕中美矛盾，不要讳言中美对抗，不要妄言中美和谐。大矛盾、大对抗，大对抗、大胜利！反之，中国经济将在美国经济的打压误导下失去动力无穷的明天，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将由此而充满挫折、举步维艰。

精髓六：反对爬行、激情跃进的赶超观

毛泽东认为，中国不能走其他国家技术发展的老路，因此，坚决反对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一穷二白然而人口众多的中国，必须鼓足干劲，点燃热血，激情跃进，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对于资本主义强国的全面赶超。这就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反对爬行、激情跃进的赶超观。”

毛泽东把尽量采用先进技术看作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反对爬行，提倡赶超：“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不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9页）人口众多、一穷二白是中国的突出弱点，在毛泽东的眼里，这正好有利于描绘中国建设的赶超之路：“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

实际上，毛泽东激情跃进的赶超观，更来自于残酷的国际竞争。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又是一个穷国。敌人希望我们永远穷，就是那些朋友，……有的也未必愿意我们超过他们，还得靠自己哟!我们还要走得很长很长的路，我们要赢得时间。像老太太那样一步一步扭不行，像一般人那样走路也不行，要像比赛跑步那样，非鼓足干劲不可”。（权延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第97—98页。）

对于超越美国，毛泽东内心更是抱有强烈的危机感与使命感，他甚至警告说，赶不上美国就要被开除球籍：“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超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选集》第5卷，296页）正是在毛泽东激情跃进、赶英超美的伟大信念指导下，运十、集成电路、半导体产业，还有一系列的国防高科技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此，我们请问那些揪住大跃进的某些局部失误而喋喋不休的小人们，难道中国经济只能奉行爬行主义、洋奴主义的奴隶思想而永远匍匐于欧美之后吗？这才是真正的死路一条。

不难理解，如果今天的中国不再坚持毛泽东“反对爬行、激情跃进的赶超观”，中国人失去激情跃进的赶超精神，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目标怎能完成？将毛泽东思想融于战略实践的华为公司，以挑战极限、问鼎全球的雄心魄力，迅速发展为全球通讯技术的顶级王者，令欧美通讯巨头无不胆战心惊，证明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经济的全球赶超之路是完全可行的。当中国经济出现更多像华为一样反对爬行、激情跃进的赶超勇士，它领先全球的时代就会真的到来。

精髓七：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奋斗观

毛泽东历来提倡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勤俭节约的办事原则。艰苦奋斗是对于中国革命的漫长性与艰巨性的正确回应；勤俭节约、反对浪费是爱惜国力与民力的必然体现。应该说，毛泽东终其一生践行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奋斗观”，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艰苦奋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共产党历来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1日）中国革命的漫长性与艰巨性，更要求我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

关于勤俭节约——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需要执行一个勤俭建国的战略方针：“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勤俭节约是我们办一切事业的原则，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即使在将来也不会过时：“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1955年）

不难理解，如果今天的中国不再坚持毛泽东“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奋斗观”，中国经济的决策者们就会干出许多有违“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原则的所谓政绩工程——有钱投资数千个亿给洋人的奥运跑龙套，却在全民医保问题上支支吾吾、费尽心机；有钱投资数百个亿给迪斯尼在上海建立入侵中国的文化桥头堡，却在上海人民的住房保障上裹足不前、吝啬至极；有钱在华尔街做一些不伦不类的“国家形象广告”，却在中国人民最珍视的国家独立信念的传播上置若罔闻、一毛不拔……这样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强大、踏实奋进的中国，而是一个臃肿肥大、虚浮夸张的中国；这样的中国不是一个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中国，而是一个糜烂堕落、奢侈浪费的中国；这样的中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而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

精髓八：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工作观

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越是有困难，就越是要斗争，就越是要主动承担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者才是好同志；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样的工作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可以说，崇尚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克已奉公、埋头苦干”，代表了毛泽东的工作观。

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有这样两段关于工作的著名论述：“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这些论述将不怕苦难、迎难而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共产主义工作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而言，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我们依然需要、我们永远需要这种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工作观。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必须将个人利益服从于总体的利益，以克已奉公、埋头苦干为光荣，以消极怠工、贪污腐化为耻辱：“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为了改变中国的贫穷面貌，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之路，需要全体人民包括青年们的觉悟团结、埋头苦干和辛勤劳动：“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不难理解，如果今天的中国不再坚持毛泽东“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工作观”，中国经济事务中自私自利、知难而退、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奢侈萎靡与享受在前、吃苦在后等可鄙现象，就会无可遏止地大幅度上升。究其根源，乃在于中国经济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急剧堕落和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肆意泛滥。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取胜之道乃在于：在制度上，从推行私有制转而坚决地向集体制、公有制回流转变；在观念上，大力提倡集体主义价值观以对抗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工作上，义无反顾地将毛泽东所倡导的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工作观念，重新发扬到极致！

精髓九：学习借鉴、平等互利的国际观

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应该向外国学习，展示了中国的勇气和智慧。由中国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平等互利关系的规则典范。“学习借鉴、平等互利”，体现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国际观。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我们要学习借鉴外国的长处和优点，扬弃外国的短处与缺点，抵制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而我们学习的目标，乃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

毛泽东平等互利的国际观，集中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半个多世纪以来，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也是忠诚的奉行者，中国在国际交往上要坚决抛弃有违平等互利价值观的大国主义傲慢态度：“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即使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不难理解，如果今天的中国不再坚持毛泽东“学习借鉴、平等互利的国际观”，中国经济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借鉴外国的成败经验的目标就难以完成；中国经济少走弯路、后发制人，超越全球主要竞争对手的必修课就难以完成。反之，坚持毛泽东“学习借鉴、平等互利的国际观”，就意味着对于富国、强国，中国要站直了腰板，不能奉行屈辱的洋奴主义；就意味着对于穷国、小国，中国要真诚相对、平等相待，不能奉行傲慢的大国主义。这样，在国际上，我们的朋友就会增加，我们的阻力就会减少，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就会得到真正优化；这样，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事业，才能日趋接近成功。

精髓十：敌我分明、制度决胜的革命观

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分清敌我永远是极端重要的；分不清敌我，就等于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社会主义事业是崭新的事业，它不仅需要直面资本主义的竞争，还要小心内部敌人的破坏与和平演变的黑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最终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充满信心。这就是毛泽东经济思想“敌我分明、制度决胜的革命观”。

我们不是在真空中搞建设，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仍然有着各色各样的敌人。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指出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剔除这一破坏因素对中国所造成的危险：“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一定要分清敌我。”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他们之间的胜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社会主义国家要加强合作，共同对敌，展望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国家，是推翻了剥削阶级而由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6日）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竞争、大对决中，一定要小心和平演变这只黑手：“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不难理解，如果今天的中国不再坚持毛泽东“敌我分明、制度决胜的革命观”，中国就会搞不清谁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敌人这个首要问题，就会失去社会主义经济的底线而走上与资本主义经济接轨的邪路。中国经济的主要敌人即西方反华帝国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垄断寡头，正在以各种阴险狡诈的手段，包括：和平演变、战略欺骗、战略误导、规则辖制、思想统战、行业斩首、培养内奸等，破坏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残酷的敌我斗争，正以乔装打扮的各种姿态，摆在中国经济的面前。作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主导者的中国政府，必须意识到的是：分不清敌我、软弱接轨、被动挨打的时代必须结束了，分清敌我、独立强大、主动反击的时代已经到来！

（本文根据栾祖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十个伟大信念》改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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