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完全了解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不熟悉党史的人来说，直接读毛选是比较难懂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无法体会主席对应之妙。中国自1840年之后开始步入坠落的轨迹之中。

　　然而日本却在1868年开始，趁着欧洲没有强势扩张之际，自觉地开始了明治维新的改革。早一步进入工业化进程之中，于是中日两国的国运因此反向而行，甲午战争则将这种趋势变成了显性。从那时起，日寇的狼子野心开始膨大。

　　积弱已久的中国引发了日寇的觊觎，到了1931年的九一八演变成公开地侵略中国了。而根基在江浙的蒋介石集团丝毫不把东北视作自己必须保卫的地盘。张学良一个花花大少，根本没有任何的战斗力，一枪不发丢掉了东北。背上了不忠、不孝的骂名。蒋介石却只靠着张学良来围剿红军，学生则要求张学良抗日，诸多因素逼迫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这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完全是突发事变。事情发生后，张学良赶快通知中共，请周恩来一起商议。这时候有几个势力的表现我们需要知道一下：

　　一个是国民党的多数大员摩拳擦掌要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丝毫没有民族道义！再一个，日寇是最希望中国彻底乱了，所以威胁南京绝对不能与共产党妥协。最后，当时的苏联生恐日寇崛起对它产生压迫，所以指责张学良和杨虎城。这种国际政治的丑态，让中国人很受伤。

　　斯大林指示中共一定要和平解决。这一点和中共是一致的，所以被历史学家理解成中共解决西安事变是秉承了斯大林的旨意，我们倾向于是主席自己的决定。从到达陕北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开始将中共转变成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了。

　　所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这不需要斯大林来教育。抓住蒋介石逼蒋抗日，让张学良亚历山大。在蒋介石口头答应抗日之后，张学良就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去了。为了给蒋介石面子，所以张学良并没有要求蒋介石签字画押。

　　所以蒋介石一旦脱离险境，就立刻翻脸不认账了。蒋介石发表《对张杨的训词》，面对这样的局面。主席写了这篇文章。就是回击蒋介石的。

　　显然蒋介石是一定要做出让步的。要不怎么会放他回去呢?所以主席说：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⑴，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

　　而在事变之前，蒋介石的打算是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要么听从命令打红军，要么撤到其他省份去腾出地方让中央军来剿灭红军。所以，既然中央军撤离陕甘两省，那就说明是蒋介石的承诺。所以主席评价说：

　　“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

　　这里蒋介石名字后面加个氏字，大概是一种尊称？或者是礼貌用语？大概是不卑不亢之意。

　　主席认为：

　　“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

　　“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⑵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

　　日寇当然盼着中国人自己先打起来，所以失望是必然的。但是中国的讨伐派却绝对不是东西了。讨伐派

　　指西安事变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亲日派。这些人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借西安事变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并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后人将这个账主要算在汪精卫和何应钦头上了。但是实际上当时趁着乱劲，想灭了蒋介石的是多数。只有四大家族是决心要救蒋介石脱险的，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南京政府的大员们多数是有罪的。

　　主席评论说：

　　“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⑶，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

　　为什么说蒋介石的文章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呢？就是因为蒋介石这个恨啊。蒋介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不抗日已经导致了众叛亲离了。在日寇的魔爪已经伸到北京附近的时候，蒋介石依然全心全意地全力以赴地去围剿红军。他的意思是先安内然后再攘外，也不管能不能剿灭红军，根本不考虑北方军阀的利益和心态，所以蒋介石其实早就败了。

　　大概蒋介石认为我答应中共和张、杨的事情是可以不算数的，因为那些些条件是你们拿枪逼着我的。所以一旦安全了就想着，看看怎么找吧回来一些了。主席对此很不以为然，说：

　　“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既然蒋介石含含糊糊，主席就帮着蒋介石把话说明了去：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

　　这就把话挑明了。意思是当时蒋介石可是答应了的。不然也不会就那么轻松地回南京继续当老大去了。从陕甘撤走中央军就说明是有条件的，但是其他的条件估计蒋介石也不会公开地发表，这事情指靠不上蒋介石会自觉。于是主席就把当时的条件替蒋介石公布了：

　　“这些条件是：

　　（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⑷，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蒋介石讲不讲信誉?

　　“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而对蒋介石在对张杨的训令中将捉蒋放蒋的各派势力指责为反动派，主席毫不客气给予反击：

　　“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

　　主席把逼蒋抗日的各种势力都列出来，供全国人民评判，看看蒋介石嘴里说的反动派是哪些人：

　　（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

　　（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

　　（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

　　（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

　　（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

　　要求蒋介石抗日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呼喊。蒋介石拒绝这个呼喊就意味着放弃领导的责任。大家是不会要这样的领袖的。除了日本和亲日派，再也没有其他力量了。连国民党的所有其他实力派都在要求蒋介石抗日。

　　而且主席明确指出：

　　“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

　　就是你蒋介石是答应过认真抗日的，如果你转脸就不承认不落实，不光是不讲信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你蒋介石看清楚了，这个过程中还有你身边的那些要你命的亲日派的。我们今天已经无法体会当时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烂泥潭了，蒋介石政府中啥派都有，像何应钦这种亲日派一直是蒋介石的心腹大员。可见中国的一窝窝买办像螃蟹窝一般勾连在一起的。

　　所以主席提醒蒋介石注意：

　　“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

　　虽然军权在张、杨二位将军手中，但是政治上张、杨两位将军是没有主张的。政治主张是中共提出的：

　　“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⑸、何应钦⑹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⑺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如果我们从中华民族利益出发去看待毛泽东，就会发现什么都能讲通讲顺。如果以共产国际的主张去看待中国革命就会认为中共完全是傀儡。那么我们要问中共是苏共的傀儡吗？在主席掌舵之前有点那种意味，但是主席掌舵之后呢？所以上面这段话就讲的非常清楚了。只不过这一次主席的主张和斯大林的主张在共同的敌人日本人这里变成了完全一致的了。因此就认为主席的主张是斯大林指示的是啥意思啊？

　　我们学历史，重点是脉络，是逻辑，不是字眼。主席提醒蒋介石

　　“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

　　“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这也不是主席吓唬蒋介石，而是提醒他，你看看上面列出的各种反蒋势力，特别是这个实力派，其实包括了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各派军阀。主席说如果蒋介石：

　　“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

　　共产党之前的承诺不变。并不因为蒋介石被逮着过而变。中共是说话算数的。

　　“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

　　这样我们就能看出，一旦主席成为最高领袖，他的才气睿智，就全部施展出来了。所以从这时候起，毛选的气势就完全变成了舒展和意气风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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