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曾经多次对外国朋友谈起中国的一九二七年，谈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武装革命的深切体会。他说：“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又说：“这个方法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毛泽东在这里已经把武装的暴力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不二选择，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来了 

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他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毛泽东任文书科代主任、组织部秘书。国共合作之初就不是那么的和谐，一些所谓国民党元老批评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碍”，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毛泽东等在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十分艰难，尤以组织部的困难更为突出。他常因工作上的事情，与上海执行部负责人发生分歧，工作难以开展。1924年7月，他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

当时，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局秘书，协助党的领袖陈独秀筹备中共四大。繁重的工作累病了毛泽东，经中共中央同意，12月，毛泽东和妻儿回到韶山。他在家一边养病一边做社会调查。走村串户，访朋问友，了解农村的情况，了解农民的疾苦。在此基础上，他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组织农民协会，并通过他们发展会员。又在韶山一带创办农民夜校。

农民协会和农民夜校互为补充，成为发动农民，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主要阵地，而夜校则提供了活动场所。1925年6月中旬，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和考察，毛泽东在韶山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至年底，韶山、银田一带已经发展近百名共产党员，并建立共青团组织。7月初，在韶山成立国民党第七区党部，毛泽东任常务委员。

正是在韶山，毛泽东真正发现民众的力量，而他与农民的关系又是那么的融洽，工作起来更是如鱼得水，农民运动进行的有声有色。7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季节。地主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召集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并派农协干部同土豪、上七都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非但不答应，反而准备把谷子偷运到湘潭以高价出售。毛泽东要毛福轩等率领农民数百人，手持锄头、扁担、箩筐夜奔银田，阻止稻谷出境。成胥生见人多势众，不得不把谷子平价卖给农民。这期间，韶山永义亭、瓦子坪、鳖石桥、如意亭等地也出现了“平粜”斗争，并且均获胜利。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深有感触地说：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到了广州，他开始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0月，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1月，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他岂止是注重，在接下来的革命实践中，他已俯下身段，深入农民之中。12月，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著名的论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在文章中把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自耕农和雇农归属于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在国民党二大参与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时，他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会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3月19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就在第二天，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全身心地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毛泽东从自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中，感受到“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斗争的运动。”“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这是他独立思考，努力探索出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由此他在其后又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些在当时党内很少能得到认同和支持。党内普遍认为农民协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武装“不能超出自卫范围”等。他的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理念，既不为国民党所接受，也被中共中央以照顾友党关系，顾全北伐大局的理由而拒绝。

尽管如此，毛泽东却因此而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11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彭湃、阮啸仙等七人组成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农委在汉口设办事处，以便就近指导湘、鄂、豫、赣、川农民运动。毛泽东于11月底到达武汉，即在汉口建立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时值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电请毛泽东对大会进行指导。电文称：“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12月17日，他由汉口到达长沙，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期间，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湖南省的工代会和农代会，他在会上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1927年1月4日，他从长沙启程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到家乡韶山，他看到这里与他两年前离开时已大不一样，祠堂庙宇成为农民协会的办公室，农民协会组织农民修塘、修坝、禁烟、禁赌，还办起了农民夜校，韶山成了农民的天下。农协开会时，许多妇女也都到会。看到这一切，他十分欣喜，在银田寺召开的农协干部和会员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我们的革命才开始，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三四十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来了。” 

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从1927年1月4日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下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他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程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湖南农民运动来势迅猛，到他考察农运的1927年1月，农会会员已增加到二百万户，直接影响和领导群众则有一千万上下了。在湖南农村，半数的农民都已加入农会。农民既然有了自己的组织，便开始了空前未有的农村大革命。

他发现农运兴起来后，乡村发生了颠覆性的革命，昔日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以及几千年的特权，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昔日的泥腿子成了农村的主人，原先躲躲藏藏的农民协会，现在成了农村最光鲜荣耀的组织，成了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归农会”已不仅仅是口号，而是真正地办到了。毛泽东认为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他高兴地看到农会在农村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切的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的人放个屁也有分量’。”大到经济纠纷，小到夫妻吵架，都要有农会来裁定。农民不仅对旧的封建统治者造反，而且也在这场革命中完善自己，他们自觉地清除禁绝旧的生活陋习，麻将、骨牌、纸牌等赌博活动受到禁绝。鸦片烟枪也都上缴了，等等。农民办起了夜校，按照城市“洋学堂”的样子，兴办起在他们看来最新式的学堂。经费来自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它闲公闲产。农民非常热心开办这样的学校，认为这才是他们自己的学校。农民办学校，这可是盘古开天地以来的稀奇事。他看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而这得益于农民夜校。

封建政权在乡村的统治，莫过于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一级的政权机关，几乎全为土豪劣绅所把持。它相当于县一级，有独立的司法权，可以随意逮捕、监禁、审问和处罚农民。农民可以不大在意总统、督军和县长，可对待这些称霸一方的乡里王就不能这样了，他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一声哼哼，农民都要小心在意，否则就不知祸从何而来。可现在天地翻覆了，造反的农民打碎旧的封建政权，都团也成了缩头乌龟，隐身遁形了。农民谈到都团，再也不用重足而立了，而是鄙夷地说：“那班东西，不作用了！”

中国男子在封建社会普遍要受到政权、族权和神权的支配和压迫，女子除这三权的压迫外，还要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运起来了，地主政权倒台，其他三权自然也摇摇欲坠。他听衡山农会干部汇报说，族长再也不敢用“打屁股”、“沉塘”、“活埋”等肉刑和死刑，农民尤其是农妇们真的有解放的感觉。白果乡女子们，结对涌入祠堂，一屁股坐下来吃酒，族尊老爷们也只好听之任之。有一个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涌进去，大喝大嚼，乡绅族长也望之兴叹，溜之大吉。他由此感叹：“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

农运不仅破坏了封建制度，而且也热衷于做社会性的公益事情。修路铺桥，筑堤建坝。农村道路难行，塘坝干涸，直接影响了生产和生活。农会直接管起这件事，把要修的路和塘坝，分摊给地主，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各负其责。号令一出，谁敢不依？路也修好了，塘坝也修好了。农会领导农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在农村得到最大程度的支持和拥护，可是却得不到高高在上的先生们的理解，“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并惊诧“这简直是赤化了！”毛泽东却极为欣赏和支持，他说：“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当然，他也看到了农民运动的一些偏激的做法，可却认为这些“过分”的举动，在一场大的革命运动中是难免的，“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农民运动“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欣喜地预测，“很短的时间里，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出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回到武昌后，2月16日，他向中共中央报告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指出“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应该正视“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农运糟得很”的议论，正视“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农民协会破坏了联合政权的错误认识。他还就今后的农运工作提出了十点意见，认为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农民运动，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在所难免的，所谓“过分”也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

他把考察中的所见所闻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月5日，中共湖南区委在其机关报《战士》周刊首发了文章的部分内容。12月，《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4月，以《湖南革命（一）》为书名，由长江书店印发。瞿秋白写了序，称毛泽东和彭拜为“农民运动的王”。5月27日至6月12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 

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此较薄弱的农村去 

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十分注意农民的武装力量，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问题。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实行血腥的清共反共时，他和其他同志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名义，向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发出训令，其中就有解除土豪劣绅武装，武装农民的指示。6月24日，中央决定毛泽东回湖南任省委书记。回到长沙，他召开党和工农青妇干部会议，一再强调：“各县工农武装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徘徊观望。”7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指出，现在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上山和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事变我们则无办法。”

形势的发展不幸而被毛泽东言中，由于中共没有军事武装基础，所谓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也于7月15日，步蒋介石后尘，实行血腥的分共，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大革命失败了。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八七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候补委员。会后，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他明确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武汉来到长沙，积极筹划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中央湖南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他提出，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8月20日，毛泽东就秋收起义应打什么旗帜的问题，给中共中央去信说：

“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的旗子已经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失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就湖南省委报告和来信，讨论湖南秋收暴动问题。会上，有人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取政权”，批评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同时提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的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如果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对的”；指示湖南暴动应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宝庆（今邵阳市）一带为暴动点，等等。

毛泽东认真分析中央指示，一再给中央复信，就信中的内容予以申辩和答复，力主缩小暴动区域，不赞成中央以长沙、衡阳、宝庆三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县的湘中暴动，改变中央关于三个中心同时发动的全省暴动计划。

当时，在湘赣边界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工人武装。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行前把杨开慧和三个儿子送回板仓杨家。谁曾想这次分离竞成了他们夫妻的永诀。

毛泽东身着农民服装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他在会上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报告湖南省委改组及新省委制定的秋收暴动计划，通报了各地秋收暴动的准备情况。会议听取潘心源、王兴亚关于湘赣边界军队情况的详细报告，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会上正式组成的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同日，毛泽东在安源做好起义的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扮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可途中却被民团抓住，在押往民团总部的途中，机智脱险。

毛泽东于第二天来到铜鼓，宣布这里的浏阳工农义勇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分三路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毛泽东兴奋地写下《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当时全国革命已处于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仍然十分强大。仅凭工农革命军的力量贸然去攻打中心城市长沙，显然是以卵击石。他认真分析形势，当机立断，改变原有的进攻长沙的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9月19日，起义部队会师文家市，晚上，在里仁学校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经他一再坚持，会议否决了师长余洒度等坚持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起点，由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寻求落脚点。

第二天早晨，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会议上，前委宣布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不要怕困难……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一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永新县三湾村。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主要完成了这些任务：把不足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营和军官队、卫生队和辎重队，共有七百多条枪。部队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士兵有说话的自由，连以上设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的行政和经济管理。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立在连队，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建立起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

部队在三湾休整了五天，于10月3日离开三湾向宁冈古城前进。行前，毛泽东兴致勃勃地作了战前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的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晚上，他在文昌宫主持召开有宁冈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州、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为四千平方公里。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远离中心城市，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里，进可攻，退可守。这里早已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王佐部驻在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宁冈茨坪。他们互相配合，互相呼应。反动武装无可奈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

上井冈山并非一句话的事情，因为这里已是袁、王的地盘，他们担心工农革命军上山后会“火并山寨”，如同《水浒》中的宋江抢了王伦的头把交椅，所以一再推托。他们虽接济了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却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这时，不少人主张武力解决，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何长工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那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古城会议后，10月6日，毛泽东仅带几名随员，轻装简从的来到宁冈大仓村会见袁文才。他们约好在林家祠堂见面，当袁文才看到毛泽东仅仅来了几个人，一下子就放心了。他们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交谈，毛泽东充分肯定他们的“劫富济贫”的革命性，也坦言工农革命军目前最困难莫过于没有一个落脚点。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一百支枪，而这正是袁文才最需要的，这使他深受感动。当即表示竭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并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欣然应允上山再做王佐的工作。

10月23日，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汾镇突然遭到“靖卫团”的袭击，敌众我寡，部队被打散。毛泽东率团部与特务连撤退，跑到井冈山南麓黄坳，收集失散人员共四十多人。部队的情绪再次失落和沮丧。时任连指导员罗荣桓回忆：

“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几个战士带着钱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用手抓饭吃。饭后，毛泽东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直，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大无畏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指战员，他们一个个提着枪站起来，列队向排头看齐。”

正是这种排头兵的表率作用，部队才重新整队向井冈山转移。10月27日，他率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早在10月12日，秋收起义的部队进驻酃县十都时，毛泽东就派何长工去长沙、衡阳等地，寻找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特委，向他们汇报秋收起义部队的情况，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11月，朱德、陈毅在赣南派毛泽覃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部队联系。毛泽覃在宁冈茨坪见到毛泽东，介绍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的情况。毛泽东同意毛泽覃留井冈山，另派人到朱、陈部联系，期待两支起义部队的胜利会师。

此时，国民党内发生粤桂新军阀战争，茶陵城防空虚。工农革命军乘机攻占茶陵县城，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的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同时，在宁冈砻县龙江书院创办军官教导队，培训军队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军事素质，为长期斗争培养军事骨干力量。

粤桂战争告一段落后，敌人又集中军队攻下茶陵。部队的情绪一时又低落下来，毛泽东深入连队做思想工作，他告诉大家，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兵打了十几年的交道，官兵就是剿不到他，他总结了一个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毛泽东说：“我们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了弱点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敌人，又缴获武器。”他把这概括为：“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何长工受前委和毛泽东的委派，在向湖南省委汇报工作后，于12月，经过辗转周折，终于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南昌起义余部，同朱德、陈毅取得联系。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就要会师了，这对于增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对于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割据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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