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古绝今：毛主席创建了一个“30年无毒国”

壬  岷

　　近日，执导《星火》、《毛岸英》、《我亲爱的祖国》等优秀电视剧的导演刘毅然，微博回顾新中国用不到三年时间就消灭毒品，使中国成为了无毒国的历史。这一丰厚的历史遗产，有着太多太多的艰辛与不易，不禁让人兴奋不已，浮想联翩。　　

　　从1950年2月24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禁令》起，到1952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止，整个禁毒运动花了不到三年时间，基本彻底禁绝毒品，一举扫清了这个百余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深耻辱和伤痛的毒瘤，还人民以清明、健康、安定、尊严的生活。这在世界禁毒世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堪称人间奇迹。

　　而近四十年，毒品卷土重来，再次在中华大地泛滥。据国家禁毒委公开资料，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估计实际人数超过1400万名。面对错综复杂、日益严峻的禁毒形势，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毛泽东时代是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烂摊子

　　说起毛时代的禁毒运动，不得不提新政权面对的是怎样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烂摊子：

　　工业革命后的英国，迫切需要打开中国市场，以销售自己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另一方面，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在欧洲各国依然大受欢迎。国际贸易中，中国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的优势，直到1920s，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依然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的地位。

　　英国资产阶级为改变此种不利局面，开始在中国大规模走私鸦片，这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带来了惊人的暴利。但中国国内，则一片惨状。中国白银每年外流600万两以上，导致国内严重银荒，银贵钱贱，导致百姓生活困难，国库空虚，还造成了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萧条和衰落。同时，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日渐羸弱的体质被西方入侵者蔑称为“东亚病夫”，精神上则变得不思进取、好吃懒做。长此以往，那个战天斗地、勤劳生产、数千年来绵远不绝、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将不复存在。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林则徐受命钦差，入广州查处禁，并于1839年虎门销烟。此举触犯了殖民主义者的利益，加之清政府羸弱无能，最终失败，以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作结。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很快，在中国贩卖和吸食鸦片再也不需要遮遮掩掩了。

　　“竹枪一枝，打得妻离子散，未闻炮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这已经成为中华大地的随处可见的景象了。

　　清末民初，为挽救垂死的政权，清政府再一次发起禁烟运动。很快，民国成立，其许多地方都是此前走私贩烟的帮会当家，加之军阀割据，常年混战，烟毒再次泛滥。　　

　　民国期间，多次出台禁烟，但烟土本是各路军阀的利益所在，结果每次禁烟都是表面文章，实际上是愈加蔓延。尤其恶劣的是，“寓禁于征”的幌子下，实际上是把烟土作为扩军内战或拥兵自保的主要财政来源，游民、土豪劣绅、土匪和军阀沆瀣一气，逼迫农民种大烟，以获得高额利益，许多良田或者荒废或者成为毒田，不少农民因此饱受欺压、家破人亡。

　　如湘南地区，保靖县恶霸地主徐世弟、徐世发兄弟，强迫农民每户至少栽种罂粟1000棵，并征收50%以上的烟税;如有违抗不种，除吊打外，仍须交纳2两鸦片的“懒捐”。四川广安县烟民讽刺国民党政府的禁烟政策诗歌写道：“我有三亩田，政府叫我种烟，我种了烟，好抽窝捐;我有一两银，政府叫我买烟，我买了烟，好抽灯捐;我已种烟买烟而吸烟，为何又叫我戒烟?”据1945年的统计，仅阜阳一地，就植有罂粟12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9%。

　　而在日本占领区，日本入侵中国之后，不但阻挠中国政府推行禁烟政策(哪怕仅是表面上的)，还间接破坏国际资本对毒品的控制，妄图控制中国的毒品。在其占领区，制定了严格的鸦片统制制度，从罂粟种植、到鸦片的收购、制造和销售，都在日军严密的掌控中。日军侵略东北不到3年，凡日军所到之处，没有一处不被“毒化”“黑化”的。据1934年伪满民政部的调查，伪满境内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者，达900万人。其中15—18岁的吸食者占10%，19—24岁的吸食者占13%，25—29岁的吸食者占23%，30岁以上的占33%。总计东北3000万同胞，吸毒者竟占三分之一。

　　国际联盟禁烟顾问委员会代表斯图尔特·富勒曾严正谴责日本使用麻醉品毒害中国人的罪行，他指出：“冀东区内不可想象之情势，天津暨北平到处是鄙污可耻之状态，河北乡村吸鸦片恶习之蔓延以及上海之现状，均涉及以鸦片毒害别人的政策，无一非日本人所造成。”

　　新中国成立前夕，光云贵川的烟土地就高达1545.46万亩，云南烟土地占耕地面积33%，西康则达48%以上。全国种植罂粟的农民有1000万人以上，从事贩毒制毒以及制售吸毒工具者超过60万人，瘾君子人数达2000万人，各地烟馆林立。种、制、贩、吸，均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和各个阶层。　　

　　泛滥的毒品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与之相伴的还有武装贩运、残害群众、损毁健康、腐蚀精神等等。千百万民众就在这毒气迷天、烽火铺地的黑地狱里，如密林中的枯草，看不见一线天光。

　　这就是旧中国留给新生政权的烂摊子。

　　雄鸡一唱天下白，毛泽东时代是如何短时间消灭毒品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了保护人民的身心健康，在毛主席领导下，从1950年到1952年，短短不到三年时间，就扫清了肆孽中华大地一百多年的毒品。一个风清气正社会建成了，黄赌毒就此与中国人民绝缘了，中华儿女从此有了强健的体魄、改天换地的精神，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1950年2月24日，毛主席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通令指出：“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危害我国已有百余年。由于封建买办的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的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现在全国人民已得解放，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特规定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的办法。”

　　依此精神，各地先后制定了相应的条例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禁毒运动。

　　在此前毒品种植最为泛滥的西南地区，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特别指出要严禁种植鸦片。1951年春，西南地区就基本禁绝了鸦片种植。如云南嵩明县民权乡，农民自动订立公约，保证不让一粒烟籽入土，并将烟地改种其他农作物。

　　政务院《通令》发布以后，各省、市、行署，相继成立各级禁烟禁毒委员会，部分地区农村也成立了禁烟禁毒小组，其重点工作就是进行广泛的禁烟毒宣传，掀起群众性的禁止烟毒运动。各地大都在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以及减租退押中作了广泛深入的禁烟毒宣传教育，形式有专题讨论、诉苦大会、街头宣传、漫画标语等，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比如某地的戒烟歌谣，就在当地广为传唱：“毛主席号召大禁毒，我们全民要响应。砸掉烟枪烧掉大烟，叫它们永世不出现。禁了大烟身体壮，甩开膀子把劳动干;禁了大烟省了钱，支援朝鲜打胜仗，支援国家搞建设。”

　　而这正是《通令》第一条特别强调的“作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

　　针对毒品的种、运、制、贩、吸等环节的实际情况，人民政府及公安机关采取“力劝两头，断斩中间”的策略，即规劝吸毒者不吸、种者不种(包括强制铲除)，重点卡断流通环节，着重打击制毒贩毒，此法在当时称之为“拦腰一棍”。　　

　　此外，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当中就明确指出，要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特别提倡检举立功，即“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贩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群众被大规模的动员起来了，整个禁毒运动期间，共有130万余人参与检举揭发。

　　针对少数公安人员参与贩毒的情形，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徐子荣，在给毛泽东主席写的专题报告中说，必须于“三反”、“五反”运动末期，大张旗鼓地再搞一次群众性的禁毒运动。公安人员不论吸食、盗卖、贩运、制售毒品，和包庇掩护毒犯都是严重的犯法行为，必须一律严肃对待，绝不宽恕。毛主席批示“徐子荣同志所提意见是好的”。

　　1952年，中央政府先后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并于当年七月底批准通过了公安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开展了新一轮的禁毒运动。

　　据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称，运动于1952年11月底结束，共查出毒贩369705名，共逮捕82056名;处理51627名，其中判处各种徒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33786名，劳改的2138名，管制的6843名，释放3534名，已处决880名;共缴获毒品3996056两，制毒机235部又15716套，贩运藏毒工具263459件、迫击炮2门、机枪5挺、长短枪877支、子弹80296粒、手榴弹167颗、炸弹16个、发报机6部。　　

　　多管齐下，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斩断了罂粟种植，掐断了流通环节并通过自行戒除和强制戒除的办法，帮助上千万烟民戒除了烟瘾。1953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前人未能消灭的陋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毒国”。

　　之所以新中国能很快铲除肆孽百余年的魔品，并使其在整整30年的期间基本销声匿迹，这本就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这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不像国民政府那样，没有利益纠葛在里面，所以能说到做到，真灭真禁。

　　其次，广泛的进行群众教育和动员群众。将对毒品有着切肤之痛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人民群众广泛又深入的参与，使群众在运动中完成了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并使得得犯罪分子无所遁形，这是最强大的一股力量。

　　第三，得当的策略，比如在少数民族地区缓步推行禁烟，比如只惩办罪大恶极者，其余以教育为主。同时，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共同构成那个时代伟大的社会变革，整个社会面貌能够短时间内为之一新。

　　第四，铲除毒品产生的土壤。作为资本主义的伴生物的毒品问题，当城市完成了三反五反及之后的三大改造，农村组织起来并形成人民公社制度之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并形成了劳动创造价值，不劳动者可耻的社会风气。毒品问题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自然也就近乎绝迹了。

　　卷土重来的毒品

　　2018年6月25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255.3万名，同比增长1.9%，增幅较上一年下降5个百分点。2015年的发布会，则称截至2014年底，全国累计发现、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参照国际上通用的吸毒人员显性与隐性比例，实际吸毒人员超过1400万。　　

　　2017年，全国共破获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案件10.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5万名，缴获毒品49.9吨。随着互联网、物流快递等新业态迅猛发展，不法分子越来越多地应用现代技术手段，全方位利用陆海空邮渠道走私贩运毒品，贩毒手段的科技化、智能化明显升级。

　　此外，在毒源方面，境外毒品向中国渗透势头未减。“金三角”、“金新月”和南美三大毒源地毒品对中国形成全面渗透之势。受毒品暴利的刺激，国内制毒活动仍十分严重，在强力打压下，制毒活动不断从广东、福建等重点地区向其他管控薄弱地区转移，全国已有29个省份出现制毒活动。

　　可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对毒品保持高压态势的国家，因此取得了不少的成效，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近四十年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泛滥中华大地，此前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被逐一颠覆。

　　80年代起，迪厅、录像厅、KTV、酒吧、会所等在全国遍地开花，在社会变革之际，地方的不作为和权力腐败等因素，导致黄赌毒的罪恶之花在这些地方蔓延滋长。加之娱乐圈某些明星(无论演员还是歌手)的示范效应，在青少年群体内竟然产生吸毒是一种时尚，标志着新潮和反叛的错误认识。

　　1949年杜勒斯、艾奇逊们将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于“孩子的孩子”，“民主个人主义者”。此时重新审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和价值观同时发生变化的是社会土壤的变化——农村和城市的组织系统逐渐瓦解，人民公社解体，国企破产，部分农民和城市平民陷入贫困，少数人通过巧取豪夺，获得了血腥的第一桶金，社会不平等加剧——与之相伴的是社会价值观的进一步变化，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有奶便是娘，有钱才是本事等观念再度死灰复燃并日渐兴盛。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尽管我国对制度、运毒、贩毒都有着严厉的禁令，犯罪分子们依然前赴后继、铤而走险，资本和权力不断涌入，有的地方还形成了老带新、规模化犯罪的情形，似乎哪怕九死一生，只要我是那个一就成。

　　此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规模的不断扩大，国际环境对我国的影响也不容小视。

　　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毗邻我国西南边陲的世界第一大毒源——“金三角”遭受美国支持的泰国及香港的双重打击，生产和转运通道都受到影响，于是金三角贩毒集团将经营重点移向北方，即中国云南、广西、广东。1979年，金三角毒枭利用我国对外开放，国门打开之机，沿着漫长又山高林密的边境线，建立了“缅甸-云南-广州-香港”的贩毒通道。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位于我国西北境外的“新金月”毒源地因其日益增多的毒品和动荡的政权，对我国构成新的威胁(世界三大毒源地就有两个与中国为邻)。

　　而毒品本就是资本主义的伴生品。　　

　　毒品是帝国主义攫取财富、控制他国的重要手段

　　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世界各国对罂粟的使用主要是用于宗教和治病，并且对其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

　　毒品的泛滥正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是其罪恶的一部分。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为攫取利润和控制中国，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戕害前文已有所述及，这里不再多言。

　　到今天，毒品依然是帝国主义和资本财团攫取财富、控制他国的重要手段

　　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分析家彼得•戴尔•斯科特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的泰国开始，美国已经习惯利用中情局和毒品贩子及与其有资金往来的银行的结盟来建立和维持右翼政府。这种模式不断出现在老挝、越南、意大利、墨西哥、泰国和现在的阿富汗等国家。

　　1980s，美国就支持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对抗在阿富汗的苏联军队。为了支付战争，塔利班命令农民种植毒品以征税。美中情局的任务是通过推动在中亚共和国内部激进的伊斯兰分子来破坏苏联的国家稳定，并且用毒品战争来支持他们与苏联的冷战，可以说西方的情报机构正是利用他们对毒品的控制权来影响中亚的政治派系。　　

　　1989年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领导人禁止毒品的种植，在2000年7月塔利班当局签署法令要求农民停止种植，2001年鸦片生产降至最低。9·11后，美国占领阿富汗，摧毁塔利班，毒品生产被解禁，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军阀重新获得控制权，阿富汗再一次成为了主要的毒品生产国，并且，美国军队曾公开称正在保护阿富汗的罂粟田。

　　在另一个毒品生产基地，银三角地带也是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军队干预之后，1991~1999年，哥伦比亚的古柯种植面积增加了3倍(从3800公顷增加到12300公顷)，罂粟种植面积大幅增加5.6倍(从130公顷增加到750公顷)。

　　在任何一个毒品生地，但凡是美国插手干预了，该地区的毒品生产就会大幅上升，这已经成为一个铁律。20世纪50年代，缅甸正是如此(正是因为中情局插手，从1939年40吨的毒品产量上涨到1970年的600吨)，泰国如此(从1939年7吨上涨到1968年200吨)，老挝也是如此(从1939年不到15吨上涨到1973年50吨)。

　　与之相关的，则是毒品资金的流动。西班牙《起义报》报道称，据联合国的统计，每年3500亿美元的毒品资金44%留在美国，33%留在欧洲，大部分留在伦敦“城”。“美国银行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洗钱数十亿，但从来没有任何银行家被逮捕”专门报道毒品问题的墨西哥记者塞西利亚·贡萨莱斯则称。

　　至于贩毒的结构，“结构呈金字塔状。由于这是一项资本主义的交易，它的结构是复杂的。在基层是穷人，他们面临死亡或是被关进监狱：他们是农民，生产毒品，被称作‘毒品工人’和‘骡子’，或是运输毒品的贫穷妇女。在中间的阶层有刺客和有组织犯罪的中层指挥机构。往上则是银行和贩毒头目，安全部队、政客、权力机构。”

　　结语

　　消灭毒品，历史的教训和经验值得认真总结。除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广泛宣传教育、打断渠道各环节外，还应固本培元，改变毒品产生和传播的内外社会土壤——对内重立劳动价值，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行革命的国际主义。

　　只有真社会主义才能彻底消灭毒品，还人类一个清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