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的哥哥求安排工作，毛主席都“没开口子”，为什么？

新大众哲学

　　近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读到一个有趣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的亲戚、同学、故交纷纷给他写信,要求进京安排工作。毛泽东是怎么回复的?

　　《毛泽东年谱》如实还原了当时情形。颇有趣味,又发人沉思。

　　一、“不要来北京”

　　1950年5月7日、8日,毛泽东连续两天共回复了32封信,正好每天16封。12日,又回复了11封信。信中出现最多的文字是:“不要来北京。”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同时又使用了其他文献资料和访问材料,内容非常丰富。根据统计,《毛泽东年谱》1949年10月至1953年12月底收录了毛泽东回复亲朋好友的信件大约有170封。从复信内容来看,请求毛泽东解决工作问题与经济困难的占了多数。

　　按照传统观念,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打下了江山,亲朋好友怎么也要沾沾光。他们认为:帮忙到北京给安排个工作,对毛泽东而言,小事一桩。于是纷纷写信!

　　毛泽东一一回信,言语谦逊,态度坚定:

　　复信文凯:“来信收读。先生工作问题,似宜就近设法解决。”文凯是毛泽东表兄。

　　复信邓冰:“先生工作岗位,似以在原地为适宜,不必远游,未知以为然否?”邓冰是毛泽东故交,当时在广东一家中学教书。

　　复信凌汉秋:“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工作问题,请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北京,因京中人浮于事,不易解决。”凌汉秋,曾参加过辛亥革命,1925年与毛泽东结识,写信的时候在湖南株洲。

　　复信周振岳:“去年十月九日来信收到,甚慰。参加工作事尚望就近解决。”周振岳1925年曾受郭亮所派护送毛泽东由长沙去广州。郭亮是毛泽东挚友,著名工人运动领袖,牺牲前曾任湖南省、湖北省委书记。

　　复信李鑫:“去年十二月来信收到。工作问题,应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北京。”李鑫早年曾和毛泽东共过事,当时在江苏吴县务农。

　　复信陈国生:“来信收到,甚慰。望你们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陈国生是毛泽东堂妹毛泽建的过继女儿。

　　复信毛贻华:“三月九日来信收到。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解决,我现在难于为助,尚祈鉴谅。”毛贻华是毛泽东的房叔。

　　复信王云晓:“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有志上进极好。工作问题希望就近设法解决。”

　　复信张一权:“惠书敬悉,感谢你的好意。北京人浮于事,兄来不一定有好处,学习和工作,可就当地谋之,以为然否?”

　　复信王一凡:“元旦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工作事以就近设法解决为好。”王云晓、张一权、王一凡,均是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同学。

　　在给毛泽东写信的人中,毛煦生比较“执着”。他是湖南平江人,跟毛泽东没有亲戚关系,属于“一起扛过枪”的战友: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曾经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当过兵,当时毛煦生是新军辎重营文书。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毛煦生在一个半月里,连发3信抵京,强烈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于1949年11月15日回信道:“前后三函奉悉,迟复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国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

　　毛煦生继续写信,还是要求进京工作。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

　　“来信收到。北京人浮于事,先生不宜远游,仍以在乡下工作为适宜。”

　　二、复信读出两大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回复给亲朋好友的信,信息量极其丰富,能够读出两大特点:

　　其一：按规则办事，走正常程序，不搞特殊化。

　　在传统思维中,改朝换代,机会多多,毛泽东的亲朋好友中,务农的想进城,没有工作的想找工作,已有工作的想换个更好的工作,在地方工作的想进首都工作……毛泽东一律婉言拒绝。譬如,他的同乡张四维,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给毛泽东写信时,就职于中国盐业公司湖南省公司。毛泽东回复说:“一月十六日来信收到。吾兄已在盐业公司获得职业,甚好,应就此项工作努力,取得成绩与信任,不要来北京。北京人浮于事,不好安置。前已复一信,未知收到否?”

　　毛泽东在复信中解释,他不宜出面介绍工作,推崇“有为才有位”:“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

　　对于其他求助者,尤其是烈士亲属要求落实烈属待遇的,毛泽东复信表示慰问之外,也强调要按统一要求办理。他在给杨开慧的舅父向明卿复信中写道:“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他给革命烈士王基永的妻子龙亦飞复信中说:“去年十月来信收到。王基永同志殉难,极为痛惜。兹幸遗孤成立,业已就学,为之喜慰。抚恤及帮助令郎等工作或学习事须与全国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未便某处独异,请向当地党政陈明情形听候处理。”

　　其二,言辞恳切,语气谦逊,从无居高临下之态。

　　他常常尊称对方为“兄”,自称“弟”,信中颇多“尚乞谅之”“尚祈鉴谅”“愚见如此,尚祈斟酌”之语。因求助信多来自湖南,他偶尔转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时,虽是下属,亦是商量口气。

　　周文楠是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妻子,毛泽覃牺牲后,周文楠1942年在延安又成了家,她的母亲周陈轩一直在韶山生活,孤苦无依,1950年4月写信向女儿诉苦。时任沈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的周文楠遂给毛泽东写信,并将母亲的信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信,心里难过,同意周文楠接母亲到东北生活。那时法官一贫如洗,周文楠根本没钱到韶山接母亲。毛泽东又给王首道写信:

　　“毛泽覃同志的岳母周老太太年已六十,住在湘潭韶山我的家里已有十余年,同当地人民的关系甚好,是一个好老人。她的女儿周文楠同志在沈阳法院工作,现回家去看老太太。老太太前有去东北依其女儿之意,但尚未作决定。如老太太去东北,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给以旅费的帮助。如可能,在通例上说得过去的话,则帮助之,如不可能,则要她仍住现地不动,请与文楠同志商酌办理。”

　　湖南省研究:老太太是烈士家属,同意旅费帮助。周文楠这才有条件回到了韶山,与暌违10多年的母亲见面,并将母亲接到了东北。

　　三、裙带之门不可开

　　1927年秋天,长沙,毛泽东与杨开慧和三个孩子挥手作别,这是这对夫妻相见的最后一面。“我失骄杨君失柳”,杨开慧是毛泽东追念不已的一生最爱。

　　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收到了杨开慧哥哥杨开智的信,他喜出望外,回信:“杨开智先生: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敬颂大安。毛泽东”

　　杨开智回信:希望到北京工作。但毛泽东回信拒绝了。

　　杨开智早在少年时代就跟毛泽东熟悉了。他对北京也不陌生,1918年,杨开智、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举家迁居北京。当时毛泽东正好也在北京,常相会杨家,热烈讨论中国之未来,杨开智深受影响。1920年杨昌济病逝,他扶柩回湘。1921年,他考取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今天的中国农业大学),成为当年少有的大学生,他参与创建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并任组长。

　　毛泽东是非常感谢杨开智的:他尽个人财力支持毛泽东开办文化书社,一直掩护帮助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革命工作。杨开慧惨遭杀害时,毛岸英只有八岁、毛岸青七岁、毛岸龙三岁。敌人故意把三个孩子放了,想以此当诱饵抓捕毛泽东。杨开智和妻子李崇德冒着杀头的危险,从监狱接回毛岸英三兄弟,在特务监视下,东躲西藏,担惊受怕。后来根据党的指示,又让60多岁的杨老太太和20多岁的李崇德舅妈扮着走亲戚的样子,冒险将三个孩子转移,坐火车前往武汉,而后改乘轮船到达上海,护送到上海地下党组织,交给他们的叔父毛泽民。

　　杨开智唯一的女儿杨展,1937年12月在长沙入党,1938年8月到达延安,1941年秋天在晋察冀边区英勇牺牲。

　　有学历,又是烈属,杨开智完全符合到北京工作的条件,但谁让他是毛泽东的亲戚呢?裙带之门,不可开。

　　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给杨开智回信:“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同时,毛泽东还给当时的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了一封信:“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

　　杨开智一直在湖南工作,以自己的专长,为湖南的茶叶事业做出贡献,他曾兼任安化茶场的解放后第一任场长,安化,就是今天著名的湖南黑茶产地。因年老体弱离职休养后,仍然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同时编写资料,撰写回忆录,向青少年一代宣传革命事迹,传承红色基因。

　　史载:晚年杨开智为人谦恭,生活俭朴。

　　四、“无情”中的“有情”

　　毛泽东绝非无情。

　　1950年7月19日,毛泽东给从未谋面的吴启瑞写了一封信:

　　启瑞先生:

　　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

　　此复,并颂

　　教祺

　　毛泽东

　　吴启瑞当时任江苏无锡师范附小低年级教员,她的亡夫王人路是湖南浏阳人,王人路的父亲王立庵,曾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的数学老师。毛泽东当时的数学成绩很差,对学数学也不感兴趣,王立庵耐心施教。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立庵先生是湖南教育界知名人士,是我的老师。在立庵先生的教育下,我是受益匪浅啊!当时我喜欢读古文,而不爱数学,但立庵先生并不因此歧视我。”

　　毛泽东帮助吴启瑞,不仅仅因为她是王立庵的儿媳,而是因为她实在太困难了,一个单身母亲,带着八个孩子。毛泽东的复信,对这位艰难挣扎的母亲来说,是雪中送炭。

　　毛泽东一直强调“实事求是”,当时中国百废待兴,大量工人失业,许多群众生活困难。亲朋好友求助的,实在困难,他想办法给予帮助,但想换个好工作的,他细致做思想工作,譬如,1950年5月18日,他在给毛泽覃妻子周文楠的侄子周起鹗复信时写道:“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虽不适意,犹胜于失业者,尚希安心从事,然后徐图改进。”

　　禁止裙带关系,但有时也举贤不避亲,标准是:是否有益于党和国家。1950年8月6日,毛泽东致信王首道,让他安排给王季范买票来京。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毛称其为“九哥”,但他同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的治国方略,供毛泽东参考。王季范进京后,历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为党和国家做出重要贡献。

　　在《毛泽东年谱》中,记载了1950年5月24日的一件事:“阅章士钊关于荐用李傥的来信和李傥的自传,批示:‘请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又在李傥自传上批示:‘李自谓已六十六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靠,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李傥与毛泽东并不相识,他是长沙人,曾留学日本、德国,担任过国民党财政部次长,为官清廉,后参加程潜组织的湖南和平起义。毛泽东批示后,李傥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54年,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移居武汉,步行上班,经常只身草鞋去各地考察经济工作。

　　最令人动容的,是毛泽东对张千的关心。张千任湖南一师校长时,因学杂费问题,毛泽东起草《驱张宣言》,要赶走张千。张千恼怒之下,则要开除毛泽东。幸而杨昌济、徐特立等教师力保,毛泽东未被开除。1950年10月11日,在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紧张岁月中,毛泽东还专门给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让他关照贫病交加的张千:“现闻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

　　毛泽东甚至特地嘱咐王首道:张千的家,在长沙妙高峰中学。

　　五、“情关”如何过

　　亲情、友情、乡情,“情关”难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进城“赶考”的难题之一。毛泽东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毛泽东的外祖父家在湖南湘乡唐家坨文家,小时候,他在文家有诸多难忘时光,亲友情感甚笃。1950年代,毛泽东收到表侄文炳璋的一封信,汇报了文家有人“不大服政府管理”的情况,毛泽东高度重视。1954年4月29日,他专门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信:

　　“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坨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

　　是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