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是少年毛泽东在家庭记账实践中修行的一门学问，他从9岁开始为父亲记录家庭经营账簿，一直到17岁外出求学，整整记了八年，培养了名副其实的“童子功”。

记录家庭账簿是毛泽东会计思想的直观反映。据笔者挖掘的资料，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亲自记录、指导他人或委托他人记录的家庭账簿有五本，即青少年时期为父亲记录的家庭经营账，瑞金时期指导警卫员记录的买菜账，延安时期指导炊事员记录的菜金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让身边工作人员记录的家庭生活收支账，和委托中央特别会计室记录的稿酬账。1975年6月，年迈的毛泽东还让身边工作人员编制他家的年度收支报表，了解年度的开销情况。这证明他重视家庭收支的记账工作，重视账簿数字在生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也折射出他基于真实数字之上的经济管理思想。

为父亲记录八年的家庭经营账簿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02年春，毛泽东从外祖父家回韶山，入南岸下屋场私塾读书。在学了一些字以后，父亲毛顺生便要他习珠算，并给家里记账。一直到1910年外出求学，毛泽东整整记了8年账。

毛泽东亲手记录的家庭账簿已无从寻觅。直到1950年，韶山籍烈士毛新梅的儿子冒险保留下来的《清抵簿》(图1)被发现，毛氏家族账簿的原貌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毛泽东也曾记录过这种账簿。

图1《清抵簿》

《清抵簿》封面标注了毛顺生的堂名“义顺堂”，设立账簿的时间为“民国拾叁年”，即1924年。此时毛泽东已带领弟弟、妹妹投身革命活动，家产依据毛泽东“别人欠的不要、欠别人的要还”的原则，做了部分清理；其余家产“由毛震公祠代管，祠堂公举一人具体掌管，建账设簿，轮流管理记账，交接时凭族众清账”。所以，《清抵簿》是族人帮助记录的。

《清抵簿》从1924年断断续续记到1935年，证实了毛泽东上井冈山后，他的家产没有被国民党没收。一因韶山毛氏家族的势力大，地方官员有所顾忌；二因地方官员腐败，从毛氏家族获取了不少好处。但《清抵簿》的账面最终是亏损的，原因也主要有两个。据高菊村介绍，一是政府盘剥严重，国民党政府于1929年宣布对毛泽东家产的“没收令”，因未能实施，地方政府和官员以此为由，每年要收取不少“好处费”。二是用于支持革命事业的数目惊人，账簿里1924年上半年对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织布厂”(党的地下机关)的支付即有多笔，共538块银元；1927年9月到1935年3月的记载中，也有不少关于支援毛泽民、王淑兰、毛泽覃及其继配周文楠、毛泽建等革命的费用。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从1927年出生到1945年，一直由毛泽覃的岳母周陈轩抚养，据1927—1935年的账簿记录，仅支付周陈轩、周文楠的费用，谷米除外，就有26笔之多，计大洋435元。

图2《清抵簿》账页

毛顺生对毛泽东的记账要求相当严格，且方式粗鲁。“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这种高压政策也是有效的，毛泽东曾告诉斯诺：“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毛泽东就是这样练成名副其实的记账“童子功”的。这一点对自己的影响，毛泽东经常谈起。

1951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文运昌等人时，一再提起八舅父劝父亲送自己去湘乡读书的往事：“八舅父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好大啰！不是他老人家，我可能还是一个账房先生，或者是一个庄稼把式，怎么也到不了现在这个样子哟！”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阔别故乡韶山32年后，重新走进家门，在横屋里，他指了指小阁楼，说：“我小时候白天劳动，晚上就在那里看书或记账。”

李敏也撰书回忆道：“爸爸又一次向我提出：‘娇娃，你来帮助爸爸管理这个家好吗？’‘我的水平低，刚刚是个高中毕业生，就凭这点水平和我的能力，是管不好这个家的。’我诚恳地对爸爸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你的水平比我当年帮爷爷理账时的小学水平要高嘛！实践也是学习嘛。’爸爸又说。”在这段对话中，毛泽东重提了他从小学就开始帮父亲理账，“实践也是学习嘛”不仅是“实践出真知”的切身体会，也是对女儿学习途径的重要指引。

记账“童子功”还训练出毛泽东惊人的数字记忆能力。1936年秋，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里，清晰地告诉斯诺26年前他在东山高等小学堂缴纳的学费：“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毛泽东缴纳的铜元应为在当地流通的面值十文的湘字铜元，计14000文，按照当时清朝政府规定的1000文兑换1块大洋的比例，值14块大洋；但铜元市价贬值，要1300文至1400文兑换1块大洋，据此可以确定，毛泽东当时缴纳的食宿费是10块大洋左右。

在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给自己起了一个与数字关系密切的笔名“二十八画生”，1915年他在长沙征友时就用此笔名；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时，也是用此笔名。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受到自己“童子功”所锻炼的理性数字思维的直接影响。

指导警卫员记录的买菜账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走上井冈山，取消了军饷制，开始实行“伙食尾子”津贴制度，官兵一致，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津贴数额小，军旅生活又经常处于游击状态，尚不具备记录家庭账簿的稳定环境。到瑞金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一些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是自己回家做饭，毛泽东的买菜账就开始记录了。

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曾详细回忆道：

记得在瑞金的时候，主席每个月有九毛钱的菜金(和我们一样)，主席没有专用炊事员，做饭做菜就是我和小吴(吴吉清)。我们俩轮流着给主席买菜。我每次买回来，就把菜名记在文化课本上。

有一天，主席检查我的文化课本，发现上面尽记了一些大蒜、豆腐之类的菜名，便很有兴趣地问我：“陈昌奉，你这是记的账吗？”

我说：“不是账，是学习的字。”

主席说：“这个办法很好呀！小吴也记吗？”

我说：“他不记。”

“那怎么行呢！”主席严肃地说，“你把他叫来！”

我把小吴找来，主席对他说：“以后每天买菜回来要记上账，还要向我报账！”

从这时起，小吴才慢慢地开始认字、写字了。

陈昌奉的本意是介绍毛泽东教吴吉清识字的事，但反映了一个重要史实：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家庭的买菜账就开始记录了。对不识字的小吴，毛泽东会手把手教他认字、记账，这个账应该被记在小吴的文化课本上，也很简略，可能仅包括日期、菜名、金额等。因毛泽东要求小吴向他报账，小吴每个月要合计总支出，看看是否超出九毛钱的菜金。在记账方面，毛泽东的要求是严格的，小吴记错了，毛泽东肯定要指点一二。

从小吴记买菜账这件事，可以看到毛泽东鲜明的学习观点，就是要结合实际工作和实践需求学习，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学”和“做”密切结合，不仅能学以致用，还能提高学习效率——“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重要论断，便正与这一观点相互印证。

指导炊事员记录的菜金账

延安时期，受当地自然条件所限，经济比较困难，曾一度沿用三湾改编时确立的“伙食尾子”津贴制度，直到1939年中央颁布《各机关津贴标准》，才实行略有差别的菜金标准制度。从1936年4月就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贺清华说：“主席的伙食标准和我们的伙食标准是一样的，都按供给部的规定，每月三块钱。”贺清华说的伙食标准，其实是菜金标准。

节俭一点，每月三元的菜金是够花的，但当时毛泽东要接待的客人太多，地方干部、前线将士、外国友人，他们来访时只要遇到饭点，毛泽东都会热情地留他们吃饭。尽管是简单的餐食，但都要在毛泽东的菜金中列支。1940年6月1日下午，陈嘉庚到杨家岭拜会毛泽东。谈话后，毛泽东留陈嘉庚一起用晚餐。菜肴以洋芋、豆腐等陕北农家菜为主，其中青菜、水萝卜等是从毛泽东自己种的菜地里拔来的。陈嘉庚在重庆时，蒋介石拨了8万元巨款作为接待费用，请他吃山珍海味，而如今看着眼前这桌“丰盛的宴席”，陈嘉庚十分感慨：“一党之领袖其艰苦朴素有如此者，令人敬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为了管好这三元菜金，毛泽东又拿出瑞金时期教小吴记账的方法，教他的炊事员老周记账：“你每天买菜，就从菜名学起，买什么菜，就学着写什么菜名。这样，既学了文化，又学会了记账，还能帮助你做好工作。”从中仿佛能看到他教小吴识字、记账时的场景。

但是，这本菜金账开记后，账面也总是入不敷出。为了严格控制菜金超支，毛泽东又指导老周改进结账方法：“老周，你不要每个月才结算一次，这样一超支，就没办法了，以后你每十天一小结，每月一大结，如果前十天超支了，以后十天还可以想办法节省出来，最后十天超支了，也超不多，下月还可以节约出来。”把三元菜金分配到三旬，每旬一元并结账一次，就可以及时掌握开支动态，控制好菜金日常支出了。

让身边工作人员记录的“共和国第一家庭生活账”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展示了贺清华的一段话：“毛泽东一生反对特殊化，坚持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为规范生活管理、杜绝特权行为，毛泽东一家从1952年开始设立生活账簿，包括日常杂费开支账、生活费收支报表、物品分类账，等等。”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记录的“共和国第一家庭生活账”。

这套账既有日记账，还有生活费用收支报表，报表还分月报、季报和年报，事实上是一套完整的会计核算体系。账簿从1952年一直记到1977年元月，记录了25年；报表从1962年编到1975年，也编了13年，为后人留下了新中国第一家庭生活收支的全貌。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住房、煤气乃至洗澡都要付费的证据，还能看出他俭朴和自律的品格。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展示了其中的一页日记账(图3)，记录了毛泽东一家1967年7月13日至8月11日的日常支出，共52笔。最小的一笔支出是7月13日“供应科买食品”所花的0.54元，最大的一笔是8月10日的夜餐费105.90元，应是招待熬夜开会的中央领导的夜宵。这些翔实的数字记录，对于研究毛泽东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图3 日记账账页

1962年，“毛泽东建议，对自己一家的收支认真填写报表”。这是毛泽东家庭会计管理思想在实践中的一次升级，也是他对“以流水账为主的家庭会计”的理论贡献。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展示了一张1963年4月的月报表(图4)，列明毛泽东的月工资404.80元，江青的月工资243.00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工资曾“三薪两降”：从最初预定的600元薪资降到510元；1960年，为了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他又主动从一级工资降到三级工资404.8元，直到逝世也没涨一分钱。这张月报表编制规范，除了注明编制日期是4月30日，还有制表人刘文德的签名、负责人许心诚的签章，从中也能看到会计人员的认真程度以及毛泽东对家庭会计报表编制的严格要求。

图4 1963年4月月报表

馆里还展示了两张季报表。一张列示1966年第一季度毛泽东的家庭收支，其中，毛泽东三个月的工资为1214.4元，江青三个月的工资为729元，编报时间注明“1966.3.31”。另一张是1969年3月至6月的季报表(图5)，表中的收入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的季度工资1214.4元，江青的工资已不在此列。“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毛泽东与江青……在生活上的矛盾已难以调和，以致从1968年8月开始在生活收支上互相独立，互不干涉。”这张季报表上只有制表人刘元祥的签章，没有负责人签字，也没有编报日期，编制显得“潦草”，这折射出时局和会计人员当时的心态。

图5 1969年3月—6月季报表

在1974年6月至1975年5月的年报表上(图6)，记载上年结转3985.47元，期末结余1970.19元，当年的开支大于收入2015.28元。但这张年报表没有按年度编报，也没有注明编报日期，从截止时间上推算是1975年6月编制的。报表一无制表人签名，二无负责人签章，也证明了编报的应急性，应是毛泽东要了解自家的生活收支情况，身边工作人员临时编报的。毛泽东当时患有老年性白内障等多种疾病，依然关心自己的生活收支情况，足以证实账簿与毛泽东终生相随。

图6 1974年6月—1975年5月年报表

委托中央特别会计室记录的稿酬账

1951年10月12日，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全面发行。从此，毛泽东的稿酬越来越多，他便委托中央特别会计室为他建账管理稿酬。“毛主席亲自委托特会室为他管理稿费……赖祖烈把毛主席的稿费存入银行，以后有了新作问世的稿费，也照此办理，这样积年累月，连本带利下来，稿费金额竟成了一笔可观的数字。赖祖烈对这笔钱的管理，真是细到了家。每到年终，他都要给毛主席呈上一份清单，上年结存多少，本年收入若干，支出哪些，所余几何，年年如是，从未或缺。”

1960年年底，赖祖烈给毛泽东呈报了当年度的稿酬清单。其中，1959年年底时结存了248689.30元；1960年的稿酬收入237604.99元，稿酬的存款利息收入14986.24元；当年毛泽东从稿酬账支用了13990.41元；年底结存487290.12元。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了近一倍，说明这期间毛泽东还有不少稿酬进账；当年的支出小于当年的利息收入，也证明毛泽东十分节俭，他的稿酬就是这样积攒下来的。

但1960年后，我国稿酬政策发生了两次变化：一是废除按印数付酬的版税制度，只按作品字数和质量给作者一次付酬，重印不再付酬；二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取消了稿酬制度，直到1977年才恢复。“一次付酬”制度让毛泽东著作的重印稿酬从此为零，取消稿酬制度则终止了他的稿酬收入。所以，从时间看，从1917年发表《体育之研究》拿到稿酬，到1966年取消稿酬制度，毛泽东一生拿了50年的稿酬。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稿酬基本是在1951年至1966年这15年间出版著作取得的，这成为其最大的一笔“私产”。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时，他的稿酬账上结余124万元。

毛泽东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的“亿元稿酬”是需要澄清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拿过的稿酬包括三套人民币：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1962年4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其中的折合比率是：第二套人民币的1元等于第一套人民币1万元；第三套人民币与第二套人民币价值相等。在1955年3月1日第二套人民币发行之前，毛泽东拿到的稿酬都是第一套人民币，也俗称旧币。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后广泛发行，取得上亿元旧币的稿酬，其实就是后来的上万元人民币，是正常的。这应是毛泽东“亿元稿酬”误传的源头。

毛泽东的五本家庭账簿，除了证明他知识系统的原点之一是会计外，还证明了他始终用账簿管理自己的生活。他的经济思想是建立在账簿和真实的数据之上的，这毋庸置疑。

(报表配图来源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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