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在兰考工作475天，只留下四张照片，这是他植下一棵泡桐树后的留影，今天，兰考人民把这棵泡桐树称为“焦桐”。

　　焦裕禄的干部简历表。

　　焦裕禄在兰考参加劳动。

　　焦裕禄在兰考参加种植泡桐树，现在泡桐产业已经成为兰考县经济的支柱产业。

　　焦裕禄在兰考参加田间劳动。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200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兰考县干部群众座谈会上，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此后的5年里，习近平来到兰考3次，是什么如此牵动总书记的心?

　　1962年12月，焦裕禄来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1964年5月14日病逝，终年42岁。一段如此短暂的人生轨迹，将会向后来人讲述什么呢?

　　“这是焦书记的魂”

　　每天凌晨，河南省兰考县朱庄村72岁的老党员魏善民，都会来到离家一公里的一棵泡桐树旁，挥舞着笤帚认真清扫着树下每寸土地。

　　老人30多年来每天都来这里清扫这棵泡桐树。

　　在兰考，人们把这棵泡桐树称为“焦桐”，因为它是焦裕禄亲手种下的。

　　对72岁的老人魏善民而言，“焦桐”的每片叶子与枝丫，都是那么的熟悉：家中两代人近40年的“照顾”，见证了它从弱小到挺拔，并时时怀念着与它一起走过的日子。

　　1963年前，“焦桐”所在的这片泡桐林，还是兰考县的风沙口，每当刮风，扬沙四起，两米外的人和物一律模糊不清。那时，魏善民刚20岁出头，“那会儿都穷，因为风沙大，没有姑娘愿意嫁过来。”

　　那年3月，新来的县委书记焦裕禄把朱庄列为发展泡桐治理风沙的重点大队之一，并亲自带领村民在沙土地上开始了翻淤压沙“贴膏药”，种植泡桐树。

　　第一批共种了多少树，老人已经记不清，但却记得这棵“焦桐”。因为它是那批树中最矮的一棵。魏善民说，当时有人提议把这棵最低的苗扔了，可焦书记不愿意，他说这棵苗的根长，能长起来，扔了可惜。不过，因个头“不合群”，这棵“特殊”的树苗，最终没有种到成行树木之中，而是由焦裕禄亲手种在了一旁。

　　泡桐十几年一个生长周期，长成后被卖掉，如今的这片泡桐林，已是第三批树了，可唯独曾经最“弱小”的树苗一直生长至今。“这是焦裕禄种的树，我们会保护好它。”

　　传来传去，这句“这是焦裕禄种的树”在当地人的口头就简化成了“焦桐”。

　　当初，为了方便给树林浇水，大队在林中打了机井，魏善民的父亲是看井人。朱庄村干部张双力说，老先生看井的时候，也顺带照顾“焦桐”，没事就会浇浇水，定期撒肥料，树朝哪边弯，他就在哪边多撒些肥料，以保证树干的笔直。到后来，由于村民爱护得好，当年的树苗已长成了如今需3人合抱的参天大树。而魏善民的父亲，也一直照顾着它，直到他临终的前一年。

　　“老父亲干不动了，让我继续看树，这树在我们眼里，就是焦书记的魂，必须照顾好。”魏善民接过父亲的班儿，继续照看“焦桐”，这一看就是30多年。

　　“等我老得扫不动了，就让俺三儿来干，他也是党员，必须接好这个班。”魏善民说。

　　在兰考工作475天只留下四张照片

　　焦裕禄在兰考任县委书记期间，刘俊生在县委办公室任新闻干事，焦裕禄下乡时总是说：“拿着你的照相机，跟我到下边转一转。”刘俊生认为：焦裕禄想让自己给他照相，可是当镜头对住他时，他不是把身子躲开，就是摇摇头，摆摆手，不让照相，这使刘俊生很不解。

　　9月的一天，焦裕禄到城关公社胡集大队朱庄检查工作。一旁的刘俊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焦书记，每次跟你下乡，你都告诉我带上照相机，为什么不让我给你照相呢?”焦裕禄说：“下乡让你带着照相机，是让你多给群众拍些镜头，对他们是鼓舞，又很有意义!”刘俊生说：“要是把你和群众在一起劳动的镜头拍下来，群众一定会说，咱和县委书记一起照了相!这不是对他们更大的鼓舞吗!”焦书记听后，笑笑说：“你找理由想给我照相，那么，今天就照一张吧。我爱泡桐，就在泡桐树旁给我们照个相吧。”

　　焦裕禄平时很少照相，他在兰考工作475天，只留下了4张照片，其中3张还是趁着他不防时偷拍的。焦裕禄逝世后，连个标准像都没留下。

　　开追悼会时，用的还是1949年的照片。

　　县长发言跑题了

　　焦裕禄的事迹最初是从一次全省性会议上发言开始的。

　　1964年5月下旬，也就是焦裕禄刚刚去世不久，河南省召开了一个全省性的沙区造林工作会议。按照会议议程，上午由4位沙区造林先进县的县长发言，每人发言40分钟。

　　第二位发言的是兰考县的县长。但县长在发言过程中却跑题了，“沙区造林”越讲越少，而带领人们进行“沙区造林”的焦裕禄事迹越讲越多，他把“沙区造林”经验交流会讲成了焦裕禄事迹报告会。

　　人们深受焦裕禄事迹感动，没有一个人提醒这位发言跑题的县长。一个小时过去了，主持会议的副省长王维祥并没有让他停下来，反而让他继续讲，不受时间限制。

　　县长一口气讲了两个半小时，全场400多人都听得泣不成声。王维祥副省长立即宣布转换会议主题，下午全体讨论焦裕禄事迹。

　　会议结束后，河南省委做出向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同志学习的决定。4个月后，新华社的记者到兰考进行采访，1966年2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引起全国轰动，才在各地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热潮。

　　“焦裕禄”打动了记者

　　2009年初次参观焦裕禄陵园时，习近平同志就提起，在1966年2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我上初中，当时政治课老师读报，读着读着我们也流泪了。”

　　而这篇将焦裕禄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通讯，它的产生又何尝不是笔者与逝者心灵的相拥相融，构成了这篇重要稿件独具魅力的情感力量。

　　开封———杞县———睢县———宁陵———民权，穆青一行乘坐的吉普车一路走过。按照新华社记者周原的安排，他们在这些地方只是短暂停留。

　　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一行走进兰考县委大院。

　　刘俊生，还有焦裕禄的秘书李忠修有些紧张，他们拿出了珍藏的焦裕禄的三件遗物，一双旧棉鞋，一双破袜子，一把破藤椅，还有焦裕禄生前仅有的几张照片。

　　时光在这一刻倒流……

　　大家的心被撞击着!撕扯着!震撼着!一屋子人包括几位记者早已哭成泪人。穆青悲恸得不能够自拔，他站起身，在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眼泪抹了一把又一把。

　　窗外夜幕降临，穆青心里翻江倒海。周原推门进屋，穆青劈头吼道：“写!现在就写!立即就写!这么一个县委书记很少见到。他这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又这么热爱他、怀念他，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部的优秀品质。不把他写出来，我们就对不起人民!”他接着说，“今晚继续召开座谈会，把县委了解焦裕禄的人召集起来继续谈。”当晚，参加座谈的人除了刘俊生、李忠修，还有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经常跟焦裕禄下乡的张士，以及陪焦裕禄看病的赵文选等。哭声、谈话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第二天，穆青一行先是去了黄河拐弯处的险地东坝头，之后又去了韩庄、张庄等村子。兰考成为穆青一行人情感无法承受之地，他们在这里吃不下、睡不着，开口就感动，去哪儿都想流泪。最终，穆青决定，离开兰考，去距此地最近的开封写稿。

　　穆青给每个记者分配了任务，周原写焦裕禄通讯初稿，冯建写一路跑下来的豫东抗灾全景通讯，另外两个人写评论。穆青不停地在几个房间走动，像个“监工”。半夜他走进周原的房间，看到稿纸上有一句话：“他心里装着全体兰考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不禁击掌叫绝：“好!这样的话多来几句!”

　　一天一夜没有停笔，12000字的初稿，周原挥泪一气呵成。穆青、冯建带着这份初稿回到北京。

　　穆青首先向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汇报。那天吴冷西很忙，他对穆青说：“没空。”“只要半个小时。”穆青坚持。听完汇报后，吴冷西连声说：“写!发!”同时，吴冷西让他先在新华社内部做个报告。结果那场报告，台上的穆青泣不成声，台下的观众哭成一片。

　　稿子先由冯建修改，再由穆青修改。第7稿改好，穆青再拿出给吴冷西看。吴冷西通过。

　　穆青让人把稿子打出清样，寄给周原，让他带着稿子到兰考校对。一再嘱咐：“必须保证全部事实绝对无误。”

　　周原带着稿子到兰考，正赶上县委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县长张钦礼拿着稿子在大会上念，刚一念就流泪不止，念不下去了。卓兴隆接过来念，他哭得更厉害。周原只好自己念，中间几次哽咽无语。就这样，一篇稿子换了三个人才念完。在场2000多名干部哭成一片。最后除订正了几个人名地点，大家都认为事实全部准确，一致举手通过。

　　稿子终于完成了。1966年2月6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焦裕禄”震撼了播音员

　　第一个受到震撼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播音员齐越。

　　下午4点多，他匆匆走进录音室。他过去播录过各种重要的文章，都是一气呵成。而眼前的1万多字的通讯却让他几次读不下去，声音由悲壮变得颤抖、哽咽、哭泣，最后索性放声痛哭起来……齐越擦了下眼泪，走出录音室，深深换了口气，勉强抑制住情绪。他重新坐在话筒前，终于以从未有过的激昂、悲壮、真挚的感情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广播出去，传向千山万水，传给亿万听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月7日上午10点向全国全世界播出了长达70分钟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21点重播，撤销原来的文艺节目和专题节目。2月8日和9日又重播，这在我国广播史上是罕见的。

　　与此同时，2月7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纸，以头版头条突出发表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随后，中央各部委，全国各大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乃至各地市、县都纷纷发文件，作出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焦裕禄打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

　　通讯发表后，当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读后深受感动，并于当年6月间用黎农笔名在越南《人民报》上发表文章颂扬焦裕禄。那时胡志明已是76岁高龄。

　　胡志明在文章中向越南人民介绍了焦裕禄崇高的革命品德与艰苦奋斗精神，他在文章中说，焦裕禄逝世时才42岁，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他为了完成党交付的任务而倾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胡志明给他这篇文章冠上《中国经验》的标题，他把焦裕禄的革命精神升华为中国经验，这不仅是对焦裕禄，而且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赞誉。

　　“焦裕禄的孩子不搞特殊”

　　焦守云是焦裕禄的次女，1953年出生，父亲去世那年，她11岁。“我们站在父亲的‘光环’下，就更要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焦裕禄的孩子’这个身份在生活中就像一把尺子，度量着我们的日常行为。这么多年来，我们一家没有一个在人生的道路上被别人说三道四。”焦守云说道。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不正则政风难平，焦裕禄精神与焦氏家风一脉相承。焦裕禄从小就教育孩子热爱劳动、艰苦朴素。但在子女心里，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能搞特殊!”简简单单几个字，并不惹眼，但这条家训，焦家上上下下20多口人都记得。

　　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闲着没事干，有人介绍她去当小学教员，有人介绍她去邮政局当话务员，也有人介绍她去当营业员。但是焦裕禄都没有同意。他说：“年轻人应干点脏活、累活，要找一个体力劳动比较重的职业去锻炼锻炼。”最后，焦守凤到县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上班那天，焦裕禄带着女儿对加工厂厂长张树森交代：“我的女儿在这里做临时工，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县委书记，另眼相待，应该对她严格要求。请把她安排在酱菜组，这对改造她的思想有好处。”

　　11岁的儿子焦国庆挤在礼堂门口想看戏，把门的老肖知道了国庆是焦书记的儿子，没要票就让他进去了。国庆看完戏回到家，焦裕禄问清了他看“白戏”的情况，十分生气地说：“你小小年纪可不能养成占便宜的习惯。看‘白戏’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说着从兜里掏出两角钱，让国庆第二天一早把戏票钱送去了。

　　一天早晨，焦裕禄带着二儿子跃进到中山南街路西理发店理发。一会儿，6岁的焦跃进着急了，哭闹着要走。理发师张国贞说：“先给焦书记理吧，他的工作忙。”焦裕禄看看旁边几个比他来得早的顾客说：“我还是等一会儿，让来得早的同志先理吧。”

　　焦裕禄理完发，又带着跃进到城关粮管所买面。一位负责人连忙热情地迎上去说：“焦书记，买粮的人很多，排队得等一会儿，我给你代买吧。”焦裕禄回答道：“你们不要光照顾我，要想办法让来买粮的群众都不排队。还有，你们在这个地方搭个棚子，下雨淋不着群众，天热晒不着群众，那不是更好吗?”买粮的群众都说焦书记工作忙，几次让出位置让他先买，他还是坚持站了半个多小时的队，才买了面。几天后，粮管所在开票窗口前搭起了棚子。

　　……

　　“父亲生前一直教育我们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他到戏院看到群众陆续入场，而前三排的位置一直空着，后来知道，这前三排都是给县委领导留的，而中间最好的那个位置又叫‘前三排排长’，正是给书记留的，父亲听后很痛心，回来专门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

　　《干部十不准》是：(1)不准用国家和集体的粮食大吃大喝，请客送礼。(2)不准参加封建迷信活动。(3)不准赌博。(4)不准挥霍浪费粮食，用粮食做酒做糖。(5)不准用集体粮款或向社员摊派粮款演戏、演电影。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粮。(6)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铺张浪费。(7)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衣、副产品，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不准送戏票。礼堂10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国家机关干部，要按先后顺序卖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要特殊照顾。(8)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9)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倒把。(10)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祝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

　　焦裕禄的早期革命经历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小山村，自幼丧父，母子相依为命，逃过荒、要过饭、下过矿井。

　　抗日战争初期，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残酷，焦裕禄家中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他的父亲焦方田走投无路，被逼上吊自杀。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焦裕禄忍受不了日寇的残害，于1943年秋天回到家中。因无法生活下去，又逃到江苏省宿迁县，给一家姓胡的地主打了两年长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从宿迁县回到了家乡。当时他的家乡虽然还没有解放，但是，共产党已经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焦裕禄主动要求当了民兵，并于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焦裕禄离开家乡，随军南下。为了在沿途做好对新解放区群众的宣传工作，大队党委要求一中队在较短的时间里，排演一个反映河南农民在国民党统治下悲惨生活的大型歌剧《血泪仇》。焦裕禄主动报名扮演剧中的主角王东才。20多天后，《血泪仇》在阳谷县首场演出。当晚，方圆十几里的群众都赶来观看，焦裕禄激昂悲愤的唱腔，严肃逼真的表演，深深地感染了全场观众。

　　1949年春，焦裕禄由淮海前线返回尉氏县，被任命为大营区副区长，负责剿匪反霸工作。尉氏县大营区是个有名的土匪窝，是个难啃的硬骨头和极端凶险之地，曾先后有几任领导干部被杀害，令许多上任领导望而却步。为了彻底消灭当地的土匪和国民党残余等反动势力，焦裕禄对土匪黄老三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分化敌人，教育多数，孤立少数，将恶贯满盈的地主黄老三擒获并判处了死刑。

　　“杀了黄老三，大营晴了天，睡上了安稳觉，吃上了心静饭。”这是那时当地流传过的一首民谣。

　　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日子

　　1953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这时，党抽调大批优秀干部，派往工业战线。焦裕禄怀着无限激情，抱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崇高理想，从农村工作岗位，来到了洛阳矿山机器厂。

　　1949年前，焦裕禄只读过几年小学，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崭新的、十分艰巨的课题。如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他想：单凭热情，不懂业务、技术，根本不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工厂党委体察到焦裕禄的心思，就派他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他刻苦钻研、艰辛劳动，努力向老师傅学习。

　　1956年底，焦裕禄满载学习成果，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一金工车间主任，带领职工投入了紧张的设备安装工作。1958年春，设备安装虽然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厂党委却已经下达了试制两米五双筒卷扬机的任务。当时，设备不全，人员不齐，缺乏经验。为了突破难关，焦裕禄日夜不离车间，始终和工人劳动在一起，打水、送饭、递工具、喊吊车，累的时候就把大衣铺在一条长板凳上合一下眼，经过两个月的奋战，我国第一台新型两米五双筒卷扬机顺利下线。

　　1962年冬，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为兰考除“三害”工作鞠躬尽瘁，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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