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少年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经过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并顺应时代的需要，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李大钊在中国革命的许多条战线上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建树。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他一生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功勋卓著，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他的革命献身精神和伟大人格，永远是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献身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

家世与少年

李大钊，乳名憨头。少年时学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父亲李任荣系祖父李如珍过继其二弟李如珠的次子，自幼聪慧好学，性情温厚，写得一手好字。因肺病和乐亭一带大地震的惊吓与劳累，于1889年4月病逝，年仅22岁。母亲周氏生下李大钊后，因丈夫去世，忧虑成疾，1891年3月也过早地去世。襁褓中的李大钊，不足两周岁便失去了父母。年过六旬的祖父李如珍把失去怙恃的大钊视为“百亩良田一颗独苗”，把后半生的心血都倾注到对大钊的培养上，期盼这唯一的孙子能成为栋梁之材。李大钊3岁时，就在爷爷的指导下识字读书，描红写仿。四五岁时就已能熟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字体书写日有长进。老人还以亲身经历的中国内忧外患的苦楚，对李大钊进行爱国爱民的启蒙教育。

1895年，7岁的李大钊开始在本村私塾中读书，先生单子鳌给他起名“耆年”，字“寿昌”，取长寿之意。李大钊好学认真，很得单先生喜爱。9岁时，手抄万余字西方进步书籍《重译富国策》。1899年，李大钊转入邻村小黑坨村、富户人家张巩璞为其子所设的学馆读书，从师赵辉斗先生。在先生的精心培育下，李大钊通读《四书》《五经》，不到3年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文童。1901年，李大钊转到乐亭县城北井家坨村宋举人（宋森阴）家所设的学馆读书，从师国子监优贡生员黄宝林（玉堂）先生。他知识渊博，思想进步，传授学业外，还常在课堂上讲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辛丑条约》中国怎样赔款以及义和团反抗斗争的情况。这使少年李大钊知道了国家前途危亡，心灵开始意识到男儿当立志报国。李大钊9年私塾学习，为以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治学基础。黄宝林先生曾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嗜读书手不释卷，博闻强记，品学兼优。”

1899年，李大钊11岁时，按照当地习俗，祖父主办为其与本村比他大6岁的姑娘赵纫兰完婚。

寻求救国真理

1905年，李大钊到永平府城（今卢龙县城）应科举考，正值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因此，考入了永平府中学堂。李大钊为学堂第二班学生，学名仍为李耆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才改为李大钊，字守常）。当时学堂教授两类课程，一类是中学，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和“通考”之类的政治学；一类是西学，包括英文、数学、外国地理和历史、格致学、外国浅近政治学和体操等。李大钊生性简易、聪爽绝伦，进入中学堂后，更加勤奋读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是学堂出名的好学生。学堂内设有藏书室，李大钊在课余时间经常去那里阅读宣传新思想的书刊，尤其喜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他的同学韩湘亭曾回忆李大钊：“受课之余，最喜康梁文字，手把一编，日无暇息。”

到1907年夏，李大钊已在中学生活了两年有余，时间虽不长，但广泛接触新学，眼界开阔。旺盛的爱国热忱，推动他如饥似渴地吸吮当时所能得到的思想营养，改造社会的愿望日趋强化，救国救民的认识发生了飞跃。他“感于国事之凌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按学堂规定，李大钊所在的第二班应在1907年秋毕业。凭他优异的学习成绩，如果随班提升，可以有一条顺达的仕途。但李大钊不满足于中学堂的教育，为了实现自己“挽救民族振奋国群”的远大理想，不等毕业，就在1907年暑假期间赴天津选择考取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仿日本法律学校，学制6年。前3年为预备科，外语占主要地位。后3年为正科，分法律、政治两门。考试制度极为严格，章程规定“两次学年考试不及格者”责令退学，所以学习任务相当艰巨。

李大钊入学后，刻苦攻读，无论外语（英日两科）还是专业课程，他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另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和钻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法制方面的名著，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以及19世纪欧美宪政与民主的理论中，深受启发和影响。思想上逐步树立起坚定的反封建专制制度，要求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世界观。他善于写作，诗文并茂，“其文章雄厚磅礴为全校之冠”。李大钊与白坚武、郁嶷并称“北洋三杰”。

李大钊在法政学堂求学期间，时值辛亥革命前后。法政专门学堂的同学，十分关注国家民族存亡大事。1910年12月，三次请开国会运动相继失败，法政学堂和其他中高等学校参加了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李大钊被推选为法政学堂的代表之一，参与整个运动的领导。请愿虽被镇压，但严重威胁了专制王朝的统治。李大钊对法政学堂教员、同盟会在北京的负责人之一白亚雨非常敬佩，课后常和同学一起邀请白亚雨讲评政治形势、历史典故。白亚雨对李大钊这位勤奋有为的学生也特别器重，有意安排他参加一些时事讨论等进步活动。1912年1月，滦州起义，白亚雨老师的壮烈牺牲给李大钊以很大震动和影响。

1912年秋，李大钊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先后加入该会的有250余人。李大钊被编入52人的学会编辑部，同郁嶷一道被推举担任编辑部长。同年10月，日本狂热侵华分子中岛端所著《支那分割之运命》在东京出版。此书以歪曲捏造之实事、恶毒卑劣之语言，对中国、中国人民极尽谩骂之能事。称中国的命运，必然陷于万劫不复的被分割的悲惨境地。李大钊等青年，读此书后，义愤填膺。遂由李大钊组织同学共同翻译，并逐段附加按语或眉批，进行驳斥，于12月出版《〈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及时地对中岛端的侵略谰言给予沉重而迅速地反击。此书一时“风行全国”。这年冬天，李大钊为筹办法政学会刊物《言治》与孙洪伊等政界人士接触，并经人介绍拜访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两人会晤，“为国事畅谈通夜，所见无不合”。李大钊毅然加入中国社会党。1913年2月，李大钊曾在陈翼龙帮助下组建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并任干事。1913年4月1日，以抨击反动军阀和政客，宣传西方民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言冶》月刊在天津面世。李大钊主编《言治》共6期，发表诗文共35篇（首），平均每期6篇（首）。这些诗文显现出李大钊当时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境界，其中《隐忧篇》和《大哀篇》两篇文章，可以说是他最早的政见宣言书。8月6日，陈翼龙被袁世凯杀害，李大钊为躲避回到乐亭老家。李大钊自感6年学习“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随在孙洪伊、汤化龙资助下，东渡日本继续求学。

1913年“残冬风雪”之时，李大钊抵日本东京后，住在基督教青年会中国留学生宿舍。不久，他跟青年会的英文教师瓦卡阿瑟·鲁宾逊（Arthur Bobinson）学习英语，并用英文写了《我的自传》。此间，李大钊还见到了景仰已久的著名学者、报人章士钊。在国内，李大钊通过章士钊所办的《独立周报》，对章的主张颇表赞同，并担任了该报在天津的“代派人”。到日本之后，他在翻阅报刊时，发现《甲寅》即将出版的广告后。便写了一篇题为《风俗》的文章，并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章士钊在来稿中读到署名“李守常”的《风俗》一文，“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立即写信，约他会面。多年之后，章士钊在回忆中谈起他同李大钊的友谊时写道：“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以迄守常见危致命于北京，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盖守常乃以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这是章士钊用传统儒家的价值观，评价李大钊见识比才学高，人品道德比见识高。

1914年9月8日，早稻田大学新学期开学，李大钊免除了预科阶段的学习，直接进入该校政治经济学本科一年级。

安部矶雄在早稻田大学用社会主义观点讲授经济学，使李大钊一方面感受着在天皇政府专制压迫下，一些进步教师们为争取使日本向着英国式立宪民主方向发展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气息，思想发生着深刻变化。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旨在从中国攫取巨大利益的“二十一条”。中国留日学生中立即反对。2月11日下午，在日本东京神田区基督教青年会所在地，3000余名留学生召开大会，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反对“二十一条”，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李大钊参加了会议并被推举为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为警告和励导国民，他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揭露“二十一条”内容，控诉日本的侵略野心，要求政府秉国民公意，拒绝日本要求。号召全国人民“举国一致，众志成城，保卫锦绣之河山”。这篇文章被连夜发回国内，并很快油印成册，在留学生中间散发。

同时，李大钊和同学张润之等翻译出版了今井嘉幸的《中国国际法论》，还再版了《<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6月，“二十一条”正式签字，李大钊感到败局虽无可挽回，而国耻不能不铭记。于是，他不顾已进入紧张的复习考试阶段，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为本书撰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文章记述日本进兵山东和提出“二十一条”的过程，要求人民痛自发奋，磨练坚忍不拨、百折不挠的志气、挽救国家于危难之际。

1915年7月，李大钊完成了早稻田大学第一学年的考试，准备投入新学年学习之时，国内响起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聒噪之声。国内帝制运动的喧嚣，以及很快演成的洪宪帝制现实，在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中间也引起了反响。1916年1月16日，为反日本“二十一条”前一年被解散的留日学生总会得以恢复。在一段时间里，李大钊大部分精力投放到浏览报刊，了解国内政治动向和阅读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家的著作，确认了民主的不可动摇性和民主的建立有时不得不以革命推翻专制势力为前提的思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反袁斗争。

1916年1月底，李大钊为讨袁事宜，由横滨乘船回上海，两周后赶回东京。因很少在校上课，早稻田大学于2月2日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李大钊没有读完第二学年，就离开了早稻田大学。他认为“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个人学业是微不足道的，遂全力进行反袁斗争。

1916年2月2日，留日学生总会创办旨在“灌输近世文明，增进民国福利”的机关刊物《民彝》，李大钊任编辑主任。该刊于当年5月15日正式面世，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一篇重要论文《民彝与政治》，表明形成他特有的民彝思想。

在日本期间，李大钊还参加了以“研究学术，敦崇气节，唤起国民自觉，图谋国家富强”为宗旨的“神州学会”和以“研究经济财政学理及调查事实以其适用于中国”为宗旨的“中国经济财政学会”两个留日学生组织的发起及活动。以饱满的热情、极大的精力撰写了《青春》一文，阐发他的“青春”宇宙观和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理想国家的信念。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青春中国之再生”的宣言书，表现了他迫切要求“青春中华”独立解放的强烈愿望。

1916年“四五月顷”，李大钊怀着再造青春中华的理想，离开日本回国，开始了新的斗争。

创造青春中华1916年5月至1917年11月中旬，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任职前，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随着形势的变化，他的生活、事业的变化也较为频繁。主要是通过办报、编杂志等工作宣传自己再造青春中华的理想。

李大钊回到上海，参加了宪法研究会的活动，曾任汤化龙的私人秘书。至7月，应汤化龙之邀，到北京主办《晨钟报》。8月15日《晨钟报》创刊，每号6版。第1号评论栏中的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写的《新生命诞生之努力》。同一号附加的创刊纪念版中的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的《〈晨钟〉之使命》，表示要“高撞自由之钟”，吹起了“索我理想之中华”启蒙号角。在《晨钟报》上，李大钊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共发表14篇文章，热情宣传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倡导反对封建专制独裁，揭露军阀、官僚政客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丑恶行径。由于政见上的对立，招致研究系政客的不满和阻挠，使《晨钟报》难以继续下去。李大钊宁可失业，不向官僚政客屈服，离开《晨钟报》后，李大钊依然为创造青春之中华而大声疾呼。1916年9月，在日本所著《青春》一文在《新青年》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热情歌颂新生事物，宣传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坚信中华民族一定会得到“回春再造”。他寄希望于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继而，李大钊参加了《宪法公言》杂志编辑部的工作。1916年10月1日《宪法公言》第一期上，他发表了《国庆纪念》，此后又相继发表《制定宪法之注意》、《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等文章。

1917年1月，李大钊应章士钊之邀参加《甲寅》日刊的编辑工作。1月28日《甲寅》日刊正式出刊，至6月间中止，共出150期。李大钊在《甲寅》上发表文章69篇，笔触所及国内政治、外交、社会问题、个人修养、学理阐发、世界大战的影响及战争中各国政治概况等诸多方面，其中有关国内政治、外交、各国政治者居多。

此间，北洋法政学会的同人决定重新刊行《言治》，由月刊改为季刊，李大钊仍为主要编辑成员。1917年4月，《言治》季刊第1期出版，收入了李大钊长达2万余言的《战争与人口》（上），及另一篇较长的时事介绍《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和一篇短文《美与高》。后因政见不一，经费不及，《言治季刊》只出版了3期即告停刊。

1917年5月5日，因妻子生病，李大钊回到家乡。就在这段时间里，张勋的辫子兵开进北京。黎元洪在张勋的逼迫下发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宣传民主的出版物受到威胁，章士钊避走天津，并发表了与《甲寅》脱离关系的声明。6月22日，李大钊返京，3天后，《甲寅》日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未署名的报导。7月1日张勋正式宣布复辟。李大钊避走上海，寄住友人家中，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政治文章。11月9日自沪赴宁。经章士钊介绍，1917年11月11日李大钊离南京北上，到北京大学任职。

倡导新文化运动

北京大学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李大钊把北京大学看作是“黑暗中之灯塔”，非常向往成为北大一员。1917年11月，李大钊进入北大，并于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从此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

李大钊一到北京大学，就参加1915年9月，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由李大钊、鲁迅、胡适等轮流担任各期编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李大钊以《新青年》为阵地，继续撰文，号召青年不断前进。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旧思潮的斗争日趋激烈。1919年2、3月，林纾在《新申报》上连续发表《荆生》、《妖梦》等小说，攻击、恫吓新派人物。李大钊迅速作出反映，于3月9日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对他们企图借用军阀势力，武装镇压新文化运动的阴谋，给以尖锐地揭露和猛烈地抨击。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士，李大钊的威信与影响日益提高和扩大。青年学生在组织社团出版刊物时，请他担任顾问、导师。《国民》杂志社、《新潮》杂志社、天津的觉悟社等都得到他的有力支持。1918年7月，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李大钊担任了编译部编译员和月刊编辑部主任。以后，他又被选入学会评议部。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的有黄日葵、许德珩、邓中夏、高君宇、毛泽东、恽代英、张闻天等人。这些团体和个人都是后来“五四”运动中的骨干。

1918年12月间，为了密切配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李大钊与陈独秀决定创办一个比《新青年》刊期短，与现实斗争联系更紧密、更直接、指挥性更强的刊物《每周评论》，李大钊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每周评论》成了“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1919年1月18日，在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巴黎和会”开幕。巴黎和会以来，《每周评论》以很大篇幅报道会议进展情况。李大钊也经常号召爱国团体负责人和进步青年到红楼研究形势，讨论斗争方针和策略。巴黎和会上我国外交失败，激怒全国人民，北京爱国学生沸腾。5月4日，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爆发。游行示威学生，高呼口号，要求严惩卖国贼，火烧赵家楼。示威学生遭军警镇压，当场逮捕爱国学生32名。李大钊与学生联合会一起，奔走营救被捕学生。随着运动的发展，李大钊把学生联合会的一些成员派到各大城市，交流斗争情况，研究斗争方法。6月11日，李大钊还和其他人一起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由青年学生发端的“五四”运动发展成全国范围的工学商联合的广大群众性革命运动，使反动军阀统治受到直接威胁，迫使北洋政府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在巴黎的中国代表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一方面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又告诫中国人民，“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自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切。”在李大钊努力下，1920年5月北大学生访日团到达东京。同年8月，日本学生会访华团到北京，中日两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

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举行特别会议，通过李大钊“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并于7月23日发出教授聘书。之后不久，李大钊就相继在政治学系和史学系领受了现代政治讲座和唯物史观研究的教学任务。根据现有的不完全资料显示，李大钊在1920—1925年不到5年时间里，先后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史学系、经济系，以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开设了“社会主义史”、“社会立法”、“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和“现代普选运动”、“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印度问题”、“人种问题”、“社会学”、“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等讲座或讲演。此外，他还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武汉高等师范等校做过有关历史观、历史哲学等题目的讲演。

传播马列主义

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中国报纸对十月革命的报道极为混乱，“真消息难以传出”，加之中俄交通断绝，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一下从苏俄送到中国。但李大钊留学日本时就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了解了包括俄国在内的欧州社会主义运动情况。回国后仍订阅了大量日本刊物。为尽快探明十月革命的真谛，他继续瞩目日本进步思想界，搜集一切有关资料加以比较研究。到1918年，李大钊开始向周围的人及友人宣传十月革命。

1918年7月1日他在《言治》季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旗帜鲜明地驳斥了一些人对十月革命的污蔑和攻击，同时也排除了一些人对十月革命的疑虑，深情地告诉中国人民，“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文章的发表，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自此以后，李大钊不遗余力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同年11月，李大钊在中山公园北大组织的群众集会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著名演说，接着又著文发表了《Bolsnevism的胜利》，向人民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满怀信心地宣布，“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编辑出版的第6卷第5期《新青年》办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马克思学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传略》等一系列文章，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标志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基本形成。此外，李大钊编辑了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新青年》专号，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

欧战结束后，随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李大钊从1918年12月《每周评论》创刊起，到1919年8月31日此刊被军阀政府封闭，他在《每周评论》上以“明明”、“守常”、“常”等署名发表了51篇文章，宣传十月革命，把自己感受到的社会革命的曙光折射给中国人民，启发青年和人民心中本有的光明，以做照亮黑暗中国的光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起一切反对、仇视马克思主义的人极大恐惧。声称“自己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他利用独掌《每周评论》编辑工作之机，于1919年7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看到胡适这篇文章后，在昌黎五峰山以给胡适公开信的形式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发表在8月17日第35期的《每周评论》上，批评和反驳了胡适的错误观点，进一步向中国人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为了广泛地有组织地在中国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秘密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演讲会、专题研究、辩论会等形式，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一年半后，研究会公开，会员得到发展。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李大钊为了培养共产主义干部，一面组织他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一面引导他们深入实际，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辟工人运动的据点。1920年4月，在李大钊的安排下，邓中夏带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培养了骨干，团结了广大工人，建立起工人自己的组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该部成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创建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工人运动不断深入发展。1920年初，李大钊就和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酝酿过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1920年2月，李大钊化装成车夫，赶着骡车，护送陈独秀由京取道天津赴上海。在去天津的途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

陈独秀离开天津后，李大钊与时在天津的黄凌霜，及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驻天津特派员章志一同到北京大学的俄籍教员、共产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鲍立维住所与鲍会面。不料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竟刊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匆匆回京。1920年2、3月间，经鲍立维介绍，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荷荷诺夫金到北大会见李大钊，二人在图书馆主任室谈了建党问题。荷荷诺夫金称赞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绩，希望李大钊创建共产主义组织。李大钊为此写信给陈独秀，陈回信表示同意。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魏金斯基奉命抵达北京后，鲍立维即介绍他与李大钊相见。李大钊约请了一些进步青年与魏金斯基一行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对筹建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李大钊写信介绍魏金斯基去上海见陈独秀，商谈建党问题。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南陈北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有序进行。

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建立党的组织，并秘密出版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主要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廖伯英、张太雷、范鸿吉力等人。1920年11月底，正式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到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北京支部党员已达到13人，占到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同时，李大钊等还指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由于年龄和工作的关系，不宜担任青年团主要领导的职务。但他不仅经常参加团的活动，而且在处理重大事件时常常起到主导的作用。

中共北京支部积极深入厂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吸收培养积极分子。1920年11月，李大钊指派张太雷去天津，建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指示北京支部的张国焘和原觉悟社的谌小岑一起到唐山联络了铁路工人邓培、梁鹏万等，在那里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邓、梁二人很快加入了中共北京支部。为津、唐地区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1920年冬，又派陈为人等到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联系，指导山东的建党工作。年底，山东成立了济南共产党小组。其后，陕西、河南、内蒙、河北的建党活动，李大钊也都花费了很多心血。

在广泛建立党团组织的同时，李大钊于1921年3月在《曙光》第2卷第2号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阐明了中国建立政党、团体以及对民众进行“团体训练”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革”的重要性。明确提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最早公开地在全国发出了建党的号召。

1921年4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到北京和李大钊见面，商谈了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派邓中夏陪同马林去上海商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到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湖南、山东、北京、广州、上海、湖北、旅日的代表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作为陈独秀指定的代表也出席了“一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代表大会。为安全起见，会议中途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会议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并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李大钊因公务繁忙和正在领导北京8所高校的“索薪斗争”，未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后，李大钊负责北方党的全面工作。1921年冬，成立了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并派高君宇去山西，刘子州去陕西，于树德去内蒙，邓中夏去保定等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李大钊以实际行动贯彻了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定，北方党组织迅速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促进国共合作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肯定了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主张“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同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这一重要决策，李大钊真诚拥护，并相继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等文章，进一步宣传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8月29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西湖会议）。会上，李大钊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并进行了大量说服工作，决定共产党少数领导人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推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

西湖会议后，李大钊受中央局指派，到上海同被陈炯明逐出广州、刚刚抵沪不久的孙中山进行了正式接触，“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会谈时，李大钊向孙中山痛陈时局之险恶，表示愿以共产党人的立场，与他合作。孙中山对李大钊的精辟见解和非凡才能极为赞赏。不久，由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加入国民党。此后，李大钊一直参与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研究改组计划，草拟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深得孙中山信赖。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组国民党会议。1923年1月，经李大钊、林伯渠安排，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谈，并就联共问题发表《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3月15日，李大钊由武汉转抵上海，除在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讲演外，还参与了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具体工作，历时半个月。1923年4月18日，李大钊在《向导》周报第21期，发表了《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5月在《北京周报》发表《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揭露反动军阀政府的所谓裁兵，不过是空谈而已。指出要真正做到裁兵，必须铲除军阀，从根本上改造国家。而要获得国家的根本改造，必须有个中心势力，这个中心势力就是孙中山领导的当时正在改组的中国国民党。1923年6月12-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之后，他应邀继续与孙中山进行会谈，讨论国共合作和对外政策诸问题，至7月中旬离广州返北京，与国民党负责人研究重建北京国民党组织问题。到11月，北京国民党员发展到千余名，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约占三分之一。

1923年10月上旬，李大钊在北京会见鲍罗廷，就国共合作交换了意见。10月19日，孙中山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密电李大钊赴沪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委任李大钊、廖仲恺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李大钊与孙中山的真诚合作和交往，促成了孙中山于1923年11月12日在广州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

1924年1月初，李大钊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他途经上海时，中共中央召开了会议，决定由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组成指导小组，领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的工作。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协助孙中山主持大会。会上，还被指定为大会宣言、章程、宣传问题3个审查委员会委员，是大会代表中担任职务最多的一个。大会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极力反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所谓“党中有党”以排斥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作大会发言，并且印发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严正阐明了我党立场，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错误认识，“跨党”的提案终被否决。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确立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原则。李大钊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李大钊回到北京，全副精力投入北京地区执行部党务工作。同年4月，北京执行部正式成立，李大钊担任了该部的组织部长。到1925年10月，全区国民党员由“一大”前1000人左右发展到14000多人。

领导北方革命运动

中共“一大”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工人运动。1921年9月，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开展工人运动问题。会后，李大钊和北京区委加强了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东北三省大片区域内的工人运动领导工作，向各条铁路、重要厂矿和城市派遣了特派员。他们深入工人群众，帮助工人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俱乐部和工会组织，为我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作了组织准备。

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工人斗争浪潮遍及北方铁路和矿山。1922年8月24日，以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为起点，先后发生了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罢工。这些罢工斗争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北方乃至全国的工人阶级，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

1923年2月2日至2月15日，李大钊去武汉讲学，实为领导和指挥了全国著名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这次大罢工虽在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它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威信。“二七”惨案发生后，工人运动一度转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于1923年12月20日发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指出“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1924年在“二七”周年祭会上，李大钊又适时发表了《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一文，要大家认清军阀的阶级本性，也要对斗争中的曲折和牺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同年5月张国焘被捕，李大钊避难五峰山。

1924年6月17日，李大钊根据中共三届一次中执会“决守常出席”第五次共产国际大会的决定，秘密返京，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会议。在莫斯科，李大钊多次参加集会和讲演，介绍中国革命运动。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李大钊由苏返京。

李大钊返京后，召集北京地委开会，决定采取争取冯玉祥，联合国民军，反对段祺瑞、张作霖的策略，并讨论了成立北方区委、筹办党校等工作。

1925年5月间，中共中央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并兼北京地委工作，由李大钊任区委书记。至10月，又决定北京地委单列。北方区委负责领导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东三省、内蒙等广大地区的革命运动。在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委的领导下，从长城内外到渤海之滨，北方革命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到1926年春，仅北京先后就有“国民会议运动”、“声援五州运动”、“关税自主”、“首都革命”和“三一八运动”等，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沉重地打击。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李大钊还深入研究了农民问题，开展北方农民运动。1925年12月30日，李大钊在《政治生活》上发表了《土地与农民》一文，这是他关于中国农民运动的一篇重要论文。明确指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下大力发展农村党组织，以作为农运的领导核心。到1926年9月，顺义、平谷、乐亭、滦县、玉田、丰润、遵化等京东七县都建立了中共党支部，有的还建立了地方执行委员会，纷纷组织建立农民协会。河北、山东、山西、热河、察哈尔等5省的农民协会已有50多个，会员达2万人左右。

随着群众运动的高涨，李大钊十分重视党团组织发展壮大。至1926年7月，北方区委已有党员2000多人。党团组织的壮大，加强了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革命运动深入发展。

李大钊对北方党的工作倾注了全部精力。在领导各级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中，显示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是名副其实的“北方革命运动的领袖”。

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妄图扼杀中国革命。1926年3月12日，日军舰公然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驻地，国民军被迫还击。13日，日本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16日又以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纠集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中国在大沽口的一切防御工事并限48小时内予以答复。消息传开，中国人民极为愤慨。3月17日，北京各界群众举行反日请愿示威，竟遭卖国的段祺瑞政府武装镇压。为此，3月18日，李大钊等又组织领导了更大规模的示威请愿活动，北京200多团体、10余万人参加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会后，两千多人到执政府请愿，却遭反动军警屠杀，造成“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惨案中，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全力指挥群众撤离。3月19日，段祺瑞政府发布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3月底李大钊率领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郊民巷苏联大使馆西侧旧兵营内。不久，国共两党许多领导人和同志相继调离北京。从此，北方革命重任全落在李大钊身上。

随着国民军退守南口，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京津一带后，加紧对革命者的迫害。北京城内到处贴满了“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布告。李大钊更是一再被通缉。白色恐怖笼罩北京大地。

然而，李大钊领导北方区委，利用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不断壮大党的组织、发展革命力量。仅北京一地，自“三一八”惨案至1927年2月，共产党员由300余人发展到1000多人，共青团员也有更大发展。除大学外，在许多中学也建立了团的组织。同时，国民党员也由2000多人增至4000多人。

在这期间，李大钊在对农民革命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写作发表了《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领导北方区委派遣大批革命同志深入农村开展斗争，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使河北、内蒙、陕西等省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仅据1926年底，乐亭、玉田、清苑、蠡县、围场等18个县统计，就有农会会员7200多人。1927年1月上旬，李大钊委派杨春林，作为中共北方区委特派员，协助冀东党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开展反抗奉系军阀“旗地变民”的斗争。在几个月时间里，使玉田、遵化、迁安、蓟县、博野、蠡县、交河等县的反抗“旗地变民”的斗争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打击了封建军阀的统治，增强了农民的斗争意志。

他还领导北方区委为配合北伐的进军作了大量工作。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参加革命军队；为北伐军提供北方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报和对敌军进行多次的策反。同时领导了北方工农群众开展反军阀的武装斗争，如河北磁县党组织，曾组织工人炸毁漳河大桥，发动农会会员300余人，破坏铁路三、四里，割断沿途电线，将各渡口的船只沉入河底，阻止奉军南下。

1927年初，张作霖加紧了对北方领导机关的监视，形势越来越险恶。在这生死攸关之际，李大钊多次婉言谢绝许多同志和朋友让他离开北京的劝说，毅然留在北京，“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党的工作”。

为共产主义事业从容就义，1927年4月6日上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默许、支持下，出动数百名军警、宪兵和特务，包围了李大钊所在的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冲入俄旧兵营内，疯狂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的夫人和他们的两个女儿也同时被捕。

李大钊被捕后，态度从容。每次审讯中，李大钊除对“共产学理及主义均承认不讳”外，其它一概不知。对所谓种种“罪名”，“则竭力辩白，谓并无此项行动”，“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轮番审讯、严刑拷打无济于事，张作霖变换手法，派其参谋长杨宇霆以同乡关系前来劝降，遭到李大钊的严辞痛斥：“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利用敌人让他写供状的机会，李大钊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后人称《狱中自述》）：“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表达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伟大抱负。

李大钊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京、津各报“皆暗为守常呼吁”。4月8日，《晨报》发表题为《共党事件应交法庭》的社论，呼吁“处置共党事件，吾侪以为根本上应取宽大精神，……吾人以为处置方法，应依照普通手续，交付法庭办理”。9日，国立北大、师大等9校校长召开校务讨论会，议决营救办法。此间，杨度曾利用其在北洋军阀政府内任职的条件，左右周旋，积极设法营救，终于促成北洋政府政治讨论会召开。“议决向安国军总司令建议，请将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办理，以其昭示中外，以彰公允……”国民军拍来电报，向奉系军阀提出警告。10日，9校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9校代表，拜访张学良军团长，陈述9校意见。同日，杨度、梁士诒作为北洋政府政治讨论会代表，约司法总长罗文干同往顺承王府会见张作霖，陈述该会意见。12日，国立私立25所大学的校长召集会议，就李大钊被捕事，决议发表意见书，“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同日，莫斯科10万工人、职员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策划的这一阴谋事件。据《世界日报》报道，公民李公侠致书张学良，请宽赦李大钊。同乡白眉初、李时、武学易等300余人联名呈请释放李大钊。北方各级党组织，曾想方设法营救李大钊。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拟进行劫狱，但李大钊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坚决反对。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再遭损失。”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15日广州发生反革命政变。张作霖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全然不顾各界人民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在蒋介石授意下，于4月28日上午10时，突然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里秘密进行“军法会审”，宣判对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以绞刑处死。下午1时许，李大钊等被解往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李大钊大义凛然，第一个登上绞刑台，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38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