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乘疆独彰显“恐怖实力”之势鼓吹政府采取胡耀邦时期的“怀柔”政策，客观上为分裂新疆创造更大的空间

　　在当今疆独恐怖主义势力抬头之际，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及自由派公知再次唱起了鼓吹“八十年代胡耀邦怀柔西藏、新疆贵族阶级和分裂势力的政策”的论调。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5月25日发表微博赞扬胡耀邦的“统战”政策：“【拉鲁是党的统战政策成功的案例】拉鲁是1959年西藏叛军司令，1965获特赦，1983年至2003年担任西藏政协副主席。拉鲁晚年一直坚定站在党中央一边，反对分裂势力，2008年3.14事件后，他曾发文《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一切分裂破坏分子和分裂破坏活动作坚决斗争》。2011年他去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其悼念。”( http://weibo.com/1954896273/B5Ti7vie2?mod=weibotime)

　　从乌鲁木齐“七·五”、昆明“三·一”到乌鲁木齐“四·三〇”、“五·二二”事件，疆独恐怖主义势力越来越多的屠杀无辜平民。其实，对于恐怖势力来说，如何在亲美势力配合下，通过种种舆论攻势，误导中国采取“怀柔”政策，是比直接实施恐怖行动影响更大的工作，会为为分裂新疆创造更大的空间。

　　几年前疆独、藏独连续制造暴乱后，中国国内的亲美势力就曾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要求中央“不畏浮云遮望眼”，他们颠倒黑白地制造舆论，认为疆独、藏独恐怖主义势力的出现，是毛泽东时代侵害少数民族自由和人权的结果，要求中央重新采用八十年代胡耀邦怀柔西藏、新疆贵族阶级和分裂势力的政策。这显然是与虎谋皮。事实上，藏独和疆独，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滋长的。中央一旦受这种舆论误导，新疆和西藏的局势将无可挽回。

邓力群评胡耀邦处理民族问题上的问题

　　邓力群：“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邓力群：“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

　　邓力群：“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二、赵楚：专政治理造成恐怖主义，宪政、民主支撑现代国家

　　几乎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发表新疆政策意见的同时，赵楚发表文章《危险的乌鲁木齐——格罗兹尼特快》，称“新疆的恐怖主义正是专政治理的历史果实”，“着着显示重建红色意识形态政治的决心”。赵楚如此归结恐怖主义的源头，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其实恰恰是毛泽东时代的有效治理，使得新疆由乱到治，而正是胡耀邦时期的所谓“怀柔政策”使得新疆由治到乱。

　　其原文如下：“新疆的车臣化危险前景已经很清晰，除了背景性的治理问题之外，导致当局不能有效反击恐怖主义威胁的根本原因在于，由于当局一意压制政治转型进程，着着显示重建红色意识形态政治的决心，因此，当局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时不仅缺少现实的法治资源、体制资源与社会动员能力，实际上，在教条化的虚拟民族团结话语下，他们也没有真正深入全面的理论资源。这就使得当局除了作秀似的推衍塞责，并不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反恐行动。而所谓反恐，无外是在新疆本来已经绷得极紧的社会压制之弦加码再加码。而这无疑是火上浇油之策。”

　　赵楚认定“运动式反恐得不偿失，遗患无穷”，将他发表于境外媒体上的评论转回内地微博，露骨的暴露其真实想法：“讨论到底要怎样的新疆之前”，“应该讨论清楚到底要怎样一个中国”，“没有真正的宪政、民主、民权”，统一国家大厦不过是海市蜃楼。赵楚回避美国等西方国家由于地缘政治需要主动支持疆独藏独势力的严峻事实，竟然要求中国走符合西方利益的普世价值“宪政”之路，其心可诛。

　　原文如下：“对于如何看待目前的高调宣誓反恐，明智的人们应该记住：源自新疆的恐怖主义正是专政治理的历史果实，基于绝对暴力的专政不可能换来广泛和坚实的统一国家认知，而要令乌鲁木齐奔向格罗兹尼的列车停住，则必须标本兼治，那意味着，在我们与新疆的同胞们坐下来讨论到底要怎样的新疆之前，我们应该与所有人坐下来先讨论清楚到底要怎样一个中国。简言之，没有真正的宪政、民主、民权及其他支撑现代国家的基石，辉煌的统一国家大厦不过是沙滩上的海市蜃楼而已。对此，真正的爱国者不能有丝毫幻想。”

　　三、老榕：让新疆“高度自治，让他们自己管自己”

　　乌鲁木齐发生暴恐，老榕小号叫嚣：新疆要“高度自治，让他们自己管自己。”公然为暴恐势力站台，煽动民族分裂。

　　老榕在微博上宣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宣扬圣战思想，变相传播疆独意识，危害甚大。

　　老榕屡次造谣，卖假玉、有毒杏干等，被网友不断揭发。但新浪微博仍然让其继续在微博上活跃，十分可疑。据网友媣稥等查证，老榕与新浪微博总编辑@老沉 关系非常。

　　老榕是网络和球迷中的名人,当年以一篇痛骂中国足球的帖子《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一举成名，而当时的版主是老沉。现在人们说起老榕估计讥笑多于赞誉。可见老沉与老榕关系不一般

　　四、中国必须吸取俄罗斯的教训，警惕在舆论战场的失败。

　　1991年左右，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受西方及国内亲西方势力的舆论误导，错误地对“车臣”恐怖势力采取怀柔政策，后者发展壮大后，叶利钦1994年在犹豫中派兵镇压，在付出惨重代价即将获胜的关键时刻，又受西方压力和国内西化势力的舆论误导，重新采用了“和谈”策略，从而不仅使“车臣”事实上独立，恐怖势力进而四处蔓延，达吉斯坦、高加索等地区也面临危机。以至于后来普京不得不派出重军进行了第二次更加惨烈的车臣战争。如果不是普京与美国在车臣问题上针锋相对、绝地反击，俄罗斯已经被肢解了。

　　五、中国要高度提防自由派知识分子、网络大V与藏独、疆独势力合流

　　随着未来疆独、藏独对中国人民的恐怖威胁的日益增长，中国国内的亲美势力和第五纵队，必然趁机制造种种舆论，将疆独和藏独的根源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归结为对少数民族自由和人权的侵犯，尤其是将责任归结到毛泽东时代对旧贵族的改造和对分裂势力的镇压身上。对于他们寻找各种机会，传播错误思潮和观点，变相替疆独和藏独恐怖势力鸣锣敲鼓的趋势，要高度提防。对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媒体人、网络大V与藏独、疆独势力合流的趋势要坚决打击。

附：邓力群回忆胡耀邦的新疆、西藏民族政策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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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耀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左”，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左’的影响，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耀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到“左”，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宣传部门、政法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在两条战线斗争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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