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一场危机 粮食危机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下行的趋势使得大宗商品如石油、铁矿石等的价格持续下跌,跌幅甚至达到“腰斩”的地步。但在众多大宗商品中,粮食却是个异类。
从图中可看出,从2000年开始,粮食价格开始缓慢增长,15年时间上涨了50%。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和2010年,粮食价格迎来两波高峰,而从2011年开始,粮食价格有所下跌,并从2016年开始再次呈现涨势。
世界银行预计,到2030年全球范围内对粮食的需求将增长50%以上,而到2025年将有36个国家的14亿人将陷入缺少食物的危机中(中国目前尚有1.3亿左右的饥饿人口)。世界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则指出,未来10年农产品价格保持较高的态势将成为市场非常明显的特点,农产品和水产品的价格将达到历史高位水平。
中国的粮食供需关系
可见,虽然从2003-201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二连增”,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增长以及消费需求的提升,使得中国粮食的总产量与总需求出现缺口,2010年需求高于产量352万吨,而到了2015年这一缺口达到了2000万吨。
产量不足也导致中国粮食进口量的大幅增长,2014年首次突破1亿吨,从2002-2015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增长了780%!
而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上升到5.54亿吨,但粮食需求大约为7亿吨,有近2亿吨的缺口。
与此同时,中国的粮食价格也在不断增长,2009年至今小麦和大米的价格分别上涨59%和69%,粮价的上涨也进一步推高了食品价格。
越来越多的进口粮涌入中国,引发了业界对粮食安全的担忧。在经济学人最新公布的《2016世界粮食安全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在42位,西方国家占领了全球粮食安全系数排行榜第一梯队。大大领先于中国的,包括粮食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18位)和韩国(24位)。如今,中国的双脚已不可避免地踏上了海外粮食进口的疆土。
城镇化加速粮食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从1978年至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人口从1.72亿人增加至7.7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6.1%。与此相对的是,乡村人口已减少到6亿人。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63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20312个,而到2015年中国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达15 个。
城市的扩张使得中国的耕地面积开始减少。2003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开始大幅增长,这一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火热,是巧合还是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耕地面积大幅下降
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1981年的6720平方公里扩增至2014年的4.99万平方公里,增长了6.44倍,年均增长率达6.27%,呈现明显扩张态势。其中,2000年以来年均净增长高达1940平方公里。
同时,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也居高不下。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城市人均建设面积为129.57平方米,大大超出国家标准的85.1至105平方米/人,也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4.4平方米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
与此对应的是,中国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的快速下降。
中国的耕地面积从1991年开始便逐步减少,年均减少433万亩,至2013年下降至1.3亿公顷,占土地面积11%。人均耕地面积更是减少到0.08公顷,即人均1.2亩。对于一个人均耕地面积不到美国1/6、不到俄罗斯1/10的国家来说,这种下降更值得警惕。
房地产过热是诱因
尤其是房地产的狂热发展,导致大量的可耕地被占用。
从2006-2010年,房产开发用地从6万公顷左右增至15万公顷左右,可见此时的房产市场火热,而占用耕地面积也有增无减。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每年国家及省份批准的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数量均在20万公顷左右,直到2015年才下降到16万公顷。
耕地被侵占,房子占的土地多了,种粮食的土地少了,因此就造成了粮食供应量减少,粮食进口数量增加,粮食价格上涨。
在中国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大幅下降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土地却无人耕种,“撂荒”的现象在农村也越来越普遍。国土资源部调查显示,中国每年撂荒耕地近3000万亩,这对中国的粮食安全而言,无异于背后插刀。
而造成撂荒这一现象,依然要从城镇化说起。
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成为“市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或经商的数量也一直飙升不下。
务农人员减少是本质
2004-2015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呈直线上升,10年来增长48%,再加上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中国农民工总数维持在2.7亿人左右。
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放弃农业生产,把土地留给家中的妇女或者老人耕种,直接造成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空洞化和农村破产化,也造成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再加上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农田水利基建滞后,使得种地成本增加,抗风险能力较弱,农民无利可图。
而在脱离农业的人口中有近1/4没有在农业生产中投入过多时间,一代农村居民在脱离土地,他们的子女(尤以80后、90后为主)读过大学后留在城市,更成为普遍现象,家乡的土地逐渐被遗忘。
农民到城市务工,承受着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却没能享受到市民该有的福利。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个农村居民到城市来就业和生活,每天直接和间接消费的粮食将会增加20%。一正一反,加剧了粮食供需的不平衡。
这不能责怪于农民。农民也是投资者,他们可能对收益率没有概念,但对务工和务农的收入有着直观的对比,在城市务工每月可拿3000-4000元的工资,收益远大于务农,这也是他们在权衡之后做出的合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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