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除夕，是中国人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中，除夕这一天是这么过的：

早起贴春联，贴福字，里里外外打扫卫生。下午开始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忙活晚上的年夜饭。晚上挂起红灯笼，一边享用丰盛的年夜饭，一边看春节联欢晚会。在爆竹声中，迎来新的一年。

这样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今年却在武汉新型肺炎的笼罩下，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而你知道吗，除夕这个节日，原本就记载了中国人与瘟疫（传染性疾病）斗争的漫长历史。

任正非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毛泽东理论与商业实践相结合，同时吸收西方商业实践中优秀的部分，走出了一条中西合璧的特色之路。

我们从除夕所挂的“福”字开始讲起。

从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来看，“福”是双手虔诚地捧着酒坛（酉）敬神（示）的形象（图A），是用“手”、“酒”、“示”三个部分组合成的会意字，原是以酒敬神，祈求福备（万事顺遂）的意思。整个字的意思是，双手捧着一樽酒在祖先的神主前祭献，求得神主保佑。

福字的演变

与“福”字相对则是“祸”。意思是神因人的过犯而降下死难。祸由“示”（祖先神）和“呙”（表示旋涡）组成，“示”与“呙”联合起来表示“祖先神欲陷子孙于漩涡”。

在古人的观念中，祖先作为鬼神，既能福佑子孙，亦能加害子孙。甲骨文常有“（祖先）它我”的句子，“它我”即“害我”，因为“它”指“蛇”，“它我”指“蛇盘绕缠住我”。蛇的盘绕缠身很像水中的漩涡，是一种不由自主且难以摆脱的危险。古人用丰厚的食品祭祀祖先，目的是贿赂祖先，让祖先受贿后不再加害子孙。

因此，贴福字和祭祖，就是古人贿赂祖先，不要加害于子孙。而所有加害手段中，最严重的就是瘟疫。

古人从游猎转入农耕，建立文明，筑城聚众而居。按照当时的畜牧水平以及人居环境，人类经常与野生动物接触以及捕食野生动物，再加上当时的卫生医疗条件和认识水平，出现传染病大流行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周礼》载：”四时皆有疠疾“，《左传》载：”天有菑疠“，《素问》载：“厉大至，民善暴死”。

因此，如何应对传染病，也成为文明是否能存续的重要问题。

在战国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季冬记》中记载，当时的中国人在除夕这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疫疬之鬼”，每年将尽的时候要举行“大傩”的仪式，击鼓驱逐疫疠之鬼，是当时“除夕”节令的最重要的习俗。

今天我们看到的除夕的各种风俗，例如挂灯笼、放鞭炮、挂福字等，主要目的大都与驱逐疫疠之鬼有关，甚至除夕的“除”字，含义也是要将那些瘟疫疠症全部赶走。

中华文化起源于“巫”。巫字从“工”从“人”，“工”的上下两横分别代表天和地，中间的“丨”，表示能上通天意，下达地旨；加上“人”，就是通达天地，中合人意的意思。

在中国古人的想象中，人死去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鬼，这些鬼怪聚居在人界与鬼界的边缘，会在某个时期出现在人间为祸人类。

最出名的主要有所谓魑魅魍魉魃等二十四鬼，就是魑、魅、魍、魉、鬽、魁、魃、魈、鬾、鬿、魀、魆、魊、魋、魌、魉、魐、魒、魓、魕、魖、魆、魋、魖，人世间的一切苦难，什么生老病死，什么流离失所，都是这些鬼类作祟。巫的作用就是跟这些鬼类谈判，为人族谋求生路。

这些原始巫文化后来传播到日本，才产生了所谓百鬼夜行的传说。

其中有个叫做“魌”的，就是所谓的疫疠之鬼，掌管瘟疫，民间俗称瘟神，多是面目狰狞，经上古以来的各种祭祀仪式，都曾经按照这种鬼怪的模样做成面具，遂为后世所熟知，每每说到就会心生恐惧。

史书记载，“驱傩之事虽原始于黄帝，而大抵系周之旧制”，至少从西周开始，已经形成驱逐疫疬之鬼的风俗，将其简称为“傩”。古人把一切困难、灾难、危难，都称之为“难”，是因为有一种邪气笼罩。“傩”表示人控制“难”。通过“傩”的巫术将“难”控制、驱赶。因此，便有了驱傩仪式。现在人通常将其理解为摆脱坏运气，而古人的意图主要是避免瘟疫的侵袭。

这个驱傩仪式是怎样的呢？

商朝的时候就有大规模的驱傩仪式，那场面过于血腥，因为要用活人献祭。商朝人喜欢做生意，算术水平特好，大概他们是这么想的：鬼神带走的人命数量是有限额的，我已经杀了这么多活人祭品，鬼神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就不会再加害我们族人了。

不得不说，商朝人的脑洞开得还是挺奇特，这么一杀就是几百年，不知道献祭了多少人命。

西周进行了一场彻底的宗教改革，驱傩仪式就文明多了：“周官岁终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周礼·夏官·方相氏》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汉代大儒郑玄对此注解道：“冒熊皮者，以惊敺疫疠之鬼，如今魌头也。”章炳麟《訄书·原教下》：“则上天之祭，神怪魌头之禓祓，自此始矣。”这个仪式大概是祭祀蒙着熊皮作法，驱赶戴着魌头面具的人，就能把真正的疫疬之鬼“魌”赶走。

后来人们在出丧时，以米面做“魌头”撒于道旁，让人捡食，捡食者可避邪疫。由于魌头可以俯拾即是，多数时候等同于占人便宜，不用付出就得到什么，谓之“占魌头”，”吃魌头“，在四川方言中尤为普遍。

唐朝时，驱逐疫疬之鬼的仪式已经演变为除夕夜里最热闹、最具群众性的娱乐活动。

有诗为证：

驱傩吹笛又击鼓，

瘦鬼涂面赤双足。

桃弧射矢茅鞭打，

鼠窜引得众欢呼。

在皇宫内，这是一场“殿上灯人争烈火，宫中侲子乱驱妖”的盛大祭祀活动。

皇帝往往会率王妃、公主及大臣们一同观看。表演人数常常上千，挑选十二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少年列队，在宫城和皇城各门进行驱鬼和祭祀活动。每人分工各不相同，有穿着红衣、红帽，手执麻鞭的执事；有带着面具，披着熊皮的方相氏；还有手持木棒的唱帅。

与此同时，长安及州、县各地也会举行驱傩活动，民间的驱傩活动虽没有宫廷千人送疫的声势浩大，但同样隆重、热闹，且更具娱乐性。

民间的驱傩仪式更像是一场大型的假面舞会，场面类似现代人过万圣节。人们带着狰狞的面具扮作各种鬼神状，在激昂热烈的锣鼓伴奏下，跳着表现驱疫赶鬼的舞蹈，跳笑欢叫，一片沸腾。这样热闹的活动自然吸引了大量市民驻足观赏，以至于“引傩绥旆乱毵毵，戏罢人归思不堪。”

问题来了，原本出于求生避祸的目的，带着肃杀和恐惧的祭祀活动，是如何变成了一种群众娱乐活动呢？

首先当然要归功于中国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中国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中，已经有对瘟疫的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黄帝内经》记载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既在未发病之前“治疗”疾病，这种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对于瘟疫防治的一大跃进，发生在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

据史书记载，东汉末年疫病流行，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

曹植《说疫气》记载了疫病流行的惨状：“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曹植

文中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说明那时候中国人已经不再认为疫病是鬼神降祸，可以想办法医治，而无需“悬符厌之”。

这种客观理性主义态度，为防止瘟疫开启了一道门。

三国时期名医辈出，大家都熟悉名医华佗。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屠呦呦正是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

但是华佗更擅长外科，著名的是麻醉药和开颅手术，华佗也因此被疑心病重的曹操所杀，这可能也是有记载的最早的医闹行为……

也正是因为曹操这一著名的“医闹分子”影响深远，后世的中医再也不敢提开刀，而是通过针灸、药物等治疗方法达到治愈的效果，中医的外科技术逐渐没落失传。

史上最著名的的医闹事件

东汉末年真正对瘟疫做出巨大贡献的名医，是与华佗并称为“建安三神医”的张仲景（另外一位是董奉，中医又被称为“杏林”，就是来自他的典故：董奉医术高明，治病不取钱物，只要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5株，轻病愈者栽杏1株。数年之后，有杏万株，郁然成林）。

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出身名门望族，他官位最高的时候一度坐到了长沙太守的位置，相当于现在一省的省长。

哪怕身居如此高位，他治病救人的初心依然不改。按照汉朝的规定，官员是不应该随意进入百姓住所的，而当时的医生却习惯于上门问诊，那身为官员的张仲景，要如何为普通百姓治病呢？

最后的解决办法也是出人意料，朝廷要求官员不能进民宅，但却没有规定百姓不能上办公的地方找他，于是张仲景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矩，每逢初一和十五的时候，暂停处理政务，打开大门让需要看病的百姓前来问诊。这种坐诊等患者自行上门求医的习惯，也被其他医生承袭下来。

后来人们将坐诊称为“坐堂”，就是为了纪念最初在公堂为百姓诊病的张仲景。

即使这样，张仲景也没有阻挡瘟疫侵袭长沙郡。几番疫病下来，原本有两百多人的张家，在短短十年间，就仅仅剩下五六十人，其中有一百多人死于伤寒。张仲景在悲痛之余，也深感自己医术的不足，他又想到自己身为医生都无法保全家人，那些不认识名医的平民百姓，面对瘟疫岂不是更无力自保。

张仲景立下了一个改变了中医格局的志愿：辞官不做，潜心研究医术，他翻遍了自己能够找到的古书，又多访寻访各地名医，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最终整理出一套完整的辩证论治方法，写下了中医历史上第一部临床治疗的专著《伤寒杂病论》。书中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

钟南山院士不顾个人安危，前往疫区调查情况，可谓“当代张仲景”

为啥书名叫伤寒而不是瘟疫？因瘟疫多发生于下层民众及囚犯，为贵族不喜，故改雅号为“伤寒”。《小品方》曰：“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瘟疫，是由田舍间号耳。”因为历史久远，并因连年战乱，再加上《伤寒杂病论》初成书时受限于传播途径，此书流传并不广泛，以至如今所见《伤寒论》各版本均有缺失。

隋朝末年，又出了一位名医“药王”孙思邈（541年—682年，年龄存在争议，但最低估计也是百岁以上），在继承前人防止瘟疫的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倡讲求个人卫生，重视运动保健，提出了食疗、药疗、养生、养性、保健相结合的防病治病主张。

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非常强调预防为先的观点，坚持辨证施治，认为人若善摄生，当可免于病。只要“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体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并提出“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强调“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便为常然。”

唐朝建立后，孙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唐高宗四年（659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使得他的医术得到广泛推广。

防治瘟疫，是从上到下的一项系统工程，不仅仅是医疗工作者的事情，而是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其对其对各种资源的调动以及对组织能力的要求，不亚于打一场战争。在古代，只有在经济发达且中央集权的中国，才能打赢这场战争。

到了唐朝，中国已经形成基本完善抗击瘟疫综合手段，无愧于当时全球头号强国的称号。

1．医者首当其冲，抗疫名医辈出

如前文提到的张仲景、华佗、董奉、孙思邈，其实还有很多名医奋战在抗击瘟疫的第一线，比如《黄帝内经》的众多作者、汉朝的恒景（重阳登高的起源）、费长房，晋朝的葛洪，隋朝的巢元方。这些医者前赴后继，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上治病救人。尽管医闹分子还是时不时出现，他们还是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甚至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成为后世医生的榜样。

2、注重预防措施，不治已病治未病

 

即使到了今天，医学手段突飞猛进，对于大多数传染病也没有什么好的对策，人类唯一消灭的传染病是天花，即使是流行性感冒这种常见传染病，由于病毒变异速度太快，也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因此预防就成为防治传染病的重中之重。

先秦时代就已发明了十段锦，帮助人们强身健体，祛病保健，华佗发明了五禽戏，各种导引、练气、养生的功法层出不穷，增强了人们的抵抗力，有效预防疾病。

中国医学家最早发明了疫苗防治技术。早在宋朝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作为“生苗”，经过“养苗”、“选炼”，使之成为“熟苗”以后，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由于这种感染源的“毒力”较新鲜的病毒弱，接种的人一般只产生轻度的天花，被接种人的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性反应，获得对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从而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国曾广泛应用，后来还西进欧洲流行美国，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并促进了现代免疫预防医学的诞生。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写道：“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指种人痘）。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3．帝王承担责任，官方免费抗疫

 

古代的许多帝王在大疫流行时，曾发出诏书诚坦执政失误，承担责任，以安抚众官吏和平民百姓，并下令各级政府共同抗疫。官方组织的抗疫活动，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西汉的文帝，元帝和成帝，东汉的恒帝等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汉代帝王还曾下令官员减少吃喝玩乐，削减马匹坐骑，用于救援染瘟疫的灾民。

从汉代起，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几乎成为官府朝廷抗疫的惯例。宋朝期间，瘟疫发病时政府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药费由政府支出。康熙皇帝曾于1682年下令各地种痘预防天花。这是一个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广防疫方法的例证。

4．设立隔离病坊，阻止疾病传播

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瘟疫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古代人很早就开使用隔离的方法，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的传播。

公元2年青州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为隔离医院，用以治疗瘟疫患者。军队中打仗时，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

唐朝时，佛教寺庙设立的“病人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相当现代的慈善机构。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武帝灭佛后完全收归国有。

武则天也是防病小能手

5．建立防疫管理，设立边境检疫

控制瘟疫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国家防疫管理系统，并建立边境检疫制度以控制国际间的传播。湖北出土文物《封诊式》竹简中记载了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宋太祖时规定，所有被派往到边塞的将官，都要带随行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元朝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户是政府许可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户要参加治疗。

6．注意饮食卫生，保持个人清洁

饮食卫生和个人卫生不良容易感染瘟疫，是古人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秦汉时期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提倡注意饮食的卫生，不食用变质的菜饭。

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将水烧开了再喝，当茶饮普及之后，喝开水更成了全民普及的习惯，极大降低了传染病发生的概率。

唐代茶圣陆羽

古人还注意到鼠类和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提出“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鱼等劝告。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

中国很多地区至今还保持着古代传下来的预防保健习惯，如上海人的冬季进补，广东人的中药煲汤，南方的端午节饮菖蒲和雄黄酒等习惯，很多都同预防瘟疫有关。

7．改善环境条件，药物预防消毒

通过环境卫生的改善以减少瘟疫的传播，很早就受到了人们相当的重视。

秦汉时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饮水池的记载，还认识到患病的动物和牲畜可以传染疾病，切不可让其污染水源。秦国时规定不可随便放置垃圾，“弃灰于道者”要被处以罚款。当时城市内设有下水通道，管道多为陶制，逐节相连，可以排泄污水。这种装置已经接近现代的下水道系统。

在瘟疫流行期间，还用药物消毒的方法来预防疾病的感染和传播。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

汉代时已有专门装粪便的容器和痰盂及厕所。当时城市里还设有公共厕所，称为“都厕”，供大家方便。唐宋时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种树以绿化环境，并设有严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损”。宋代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防止瘟疫。

8．普及医学知识，加强医学常识教育

普及疾病知识加强医学教育是预防瘟疫的重要环节，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视。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秦朝下令焚书时，医药书籍例外，保存了下来。

唐朝的太医院相当于国立医院，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等学科，另外还有地方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医生和防疫人员。当时还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紧急情况时使用。南宋时期中国创办了最早的官立医科学校，培养各科医生。此外，各朝代都对以前的医学药学书籍进行过整理和研究。

9．官方免税减租，疫区施财赈灾

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实行过在大疫之年免税减租，减轻民众负担，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

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后来还有官方规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政府予以补贴，中央政府通过地方政府将赈灾粮款发到灾民手中。各个朝代都有过在发生大疫后，政府官员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或开仓赈济，或派谴医生施药救之。地方官府办的“蕙民药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0.妥善安葬亡者，救济抚养遗孤

由于瘟疫的传染性，未经妥善安置的尸体将进一步传染疾病，危害家人和环境。西汉时期，平帝曾下诏，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数赐与不等的安葬费。唐朝时期对瘟疫时期掩埋尸体十分重视，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发现尸骸迅速掩埋。唐玄宗在大疫其间下令，死者尸体一定要家人掩埋，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置。唐文宗时规定，患瘟疫家庭留下来的遗孤，如不满是十二岁，一定要由亲属负责养育，官府提供两个月的口粮救济，孤儿名单要上报官府。这些措施和作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护生命，还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会的作用。

正是由于医疗水平的提高，全民卫生状况的改善，卫生习惯的养成，历代中央政府重视对传染病的防治，切实有效采取隔离防治措施，才使得上古时期带着严肃与凄凉气氛的除夕，变成了欢乐祥和的家族团聚与娱乐活动。这是中华文明自强不息，不断奋斗才取得的丰硕成果。

今年的除夕不幸赶上了新型肺炎，无形中又把除夕数千年曲折的历史连接起来。人与病魔的千年之战还将持续下去，我们有信心在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打赢眼前这场瘟疫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