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考让西方看到中国力量

周  文

庚子鼠年春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期而至。突如其来的疫情，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应对的一场“大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这次疫情发生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怎么应对及应对效果如何。

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是制度之优，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展示。在疫情面前，中国交出了世所罕见、令人敬佩的满意答卷，全方位彰显了国家治理之中国答卷的世界形象。

“中国速度”何以如此之快？“中国力量”何以源源不断？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打动着全世界的心扉，世界上许多人都难以忽视这个问题。

枪炮、钢铁与病菌

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谈到，欧洲殖民者赖以征服新大陆的三大秘密武器，归结为三个语词——枪炮、病菌与钢铁。他认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

对于枪炮，中国人有着深刻的了解，那是因为中国的近代史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的。枪炮背后，有着钢铁这类工业文明代表支撑着，因此钢铁也是征服别人的一个利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我们曾过度迷信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首要是钢铁。当时，我国工业的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街头巷尾墙头标语都是“以钢为纲，赶美超英”……

前两个原因容易被世人理解，而对于病菌，可能容易被很多人忽视。戴蒙德深刻剖析了病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病菌的军队。”戴蒙德讲到，美洲印第安人的大规模死亡，并不是因为欧洲人用枪炮屠杀了他们，而是欧洲人带去的病菌几乎灭绝了他们。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里进一步地证实了这一点，由此颠覆了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不是哥伦布的勇敢、西方的枪炮征服了新大陆，而恰恰是病菌给新大陆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在所有灾害类型中，瘟疫对文明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与气候灾害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发生在14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西方学者认为它已成为“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造成了剧烈冲击。许多学者甚至把黑死病看作是欧洲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契机。经历黑死病后，欧洲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原来看起来非常艰难的社会转型也因此突然变得顺畅。它不仅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使天主教会的专制地位被打破，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的出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黑死病与发生在此后的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同样是人类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甚至可以说，这场黑死病直接催生了当代西方文明。然而，弗里斯在《国家与大分流》中说，决定现代历史产物的是制度，而并非气候、地理等自然力量，更不会是疾病爆发等因素。

但是无论如何，历史反复证明，大灾、大疫、大战，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大考。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已多次显示了制度的优越性。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中国冲击：西方睁眼看中国，什么是中国力量

这场疫情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辉煌到衰落、又再次从衰落走向伟大复兴，靠的是上下同心、众志成城，靠的是国家统一调度、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展示出中国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综合实力。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书写出的“中国故事”、发出的“中国声音”令世界动容。

疫情发生以来，举全国之力急驰支援湖北、武汉，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等调派330多支医疗队、416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汇集疫区，19个省份对口定点支援，10天迅速开设建成火神山、雷神山等集中收治医院和方舱医院。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来自于党的强大领导力。

在整个防控防治疫情过程中，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乡村、一个小区，中国的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觉悟都值得称赞。在这样广袤的国土、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能有这样高效的组织应对效率，也就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做到、才能实现。连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都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对一个国家来说，什么才是最值得夸耀和最让世界侧目的？那就是这个国家强大高效的执政能力，以及执政者高效迅速的反应能力。

过去，西方对中国有三大忧虑：一是14亿人口大国崛起，会带来资源、能源的挑战；二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崛起的警惕，因其所带来的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必然对西方形成挑战；三是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掠夺关系，按照西方逻辑，中国崛起必然会独霸世界。因此，西方并不希望中国强大，并极力对中国进行围堵。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中国人是最勤奋的、中国市场是最大的、中国政府是最有力量的。外力既无法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无法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在18世纪到20世纪的两百年时间里，西方凭借种种机缘巧合赢得了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强大地位。但是，回望过去，西方的成功也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导致西方国家的民众习惯于安逸，并且忽略对自身文化断层的认识。

西方一直不承认自身存在问题，而是认为遏制中国就能保持自身优势。为此，西方对中国一直进行围堵。但是中国的发展却一直没有停下脚步，反而是不断加速、快速崛起。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拥有最多的人口、最悠久的历史，同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有着坚忍毅力和巨大韧性的民族。当前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有着世界工厂的地位和完整的产业链，这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围堵成功的。

几十年来，西方一直在研究原因、寻找答案，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直到他们看到中国打响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展示出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战略布局，涌现出的同心同德、同舟共济的深厚情怀，西方开始醒悟。

在这次疫情面前，西方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空前团结，中国政府一声令下，中国14亿人一夜之间待在家里；政府让怎么干，人民就怎么干，整体调动能力和配合能力十分强大。世界卫生组织和很多国家都发出感叹，这样的动员闻所未闻，一辈子也没见过……对此，西方彻底明白为何无法撼动中国，原因只有一点，那就是“14亿人的团结”。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14亿人对政府的信任、对国家的支持、对国家的牺牲，这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为什么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唯一连绵不断的文明？那是因为中华民族越是极端苦难，越能团结一致、谋求发展。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罗素在谈到中华文明为什么历史悠久时提到，“到目前为止，我只找到一个答案。那就是，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有耐心的民族，别的民族心里想的是几十年，而中国能想几百年。中华民族不可摧，能够继续等下去，也等得起。”

中国何以能：一个被西方有意藏匿的事实

这场疫情大考，中国“答卷”让世界惊叹，更让世界侧目。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项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处处彰显了中国非凡的全民动员能力，展示出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下，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全国一盘棋”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战斗力。中国政府高效的治理能力令人肃然起敬。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采取的坚决有力的防控措施，展现出强大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生动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力量”。

所谓国家能力，那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办成的事情，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却绝非易事。霍布斯看得较为透彻，“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他所表达的意思显而易见：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孟德斯鸠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他认为国家如果治理得不好，在彼岸世界就难以幸福。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之前，欧洲发生了五件大事：军事革命（16至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至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至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至19世纪）、税收增长（17至20世纪）。这五件大事反映出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息息相关。在欧洲出现近现代国家（即具有一定的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的国家）之前，世界各个地区的状况差不多，经济长期停滞，几乎没有增长。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以后（1500年以后），情况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开始提速，特别是在西欧国家的基础性能力提高后，它们的经济增速逐渐加快。

流行观点认为，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其实，这是对他观点的极大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亚当·斯密最关注的是秩序、好政府与个人自由安全。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野蛮民族对原居民的掠夺和迫害，中断了城乡间的贸易，使得罗马帝国时期富裕的欧洲，一时间变得贫乏、野蛮。有效的国家才是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前提，而并非是自由放任；因为只有在有效国家的保障下，市场才能运作；没有一个有效国家，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更具体地说，英国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吻合。这绝不是由于巧合，而是因为战争与强权造就了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内，国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和平内部环境更好地发展自身产业；对外，国家能力可以用来做两件事情：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其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二是打开海外市场。反观近代中国，按照荷兰经济史学家皮尔·弗里斯的解释，近代中国衰落更可能是中了市场的“魔咒”，而不是西方流行的说辞，将中国落后归因于门户不开放、闭关锁国。加州学派的彭慕兰、戈德斯通和弗兰克也坚持认为，清代中国经济即使不比英国更为资本主义化，至少也同英国处于同一水平。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清代政府更倾向于对市场实行自由放任政策。18世纪的中国缺乏财政支持，没有一家国家银行，缺少稳定的国家贷款，生产更趋无分散，很少见到生产者的联合。因此，无政府主义和混乱无序才是近代中国的真正威胁。

同样，回首过往，西方的衰落更可能源于自己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太过于推崇万能的市场化。这套理论本来是准备误导更多发展中国家，结果却“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方面，中国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坚持用中国理论，走好自己的道路。这个理论就是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始终坚持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有机结合和辩证法。由此，中国发展才得以不断突出重围，道路越走越宽广。正如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意大利著名汉学家费德利科·马西尼所说，在这场战斗中，中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行动迅速有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卓越能力。因此，疫情大考只是中国道路成功的一个缩影。

疫情大考给世界的启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场疫情大考中，国际社会看到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中国，看到顽强不屈、逆境奋进的中国，看到迅速出击、蹄疾步稳的中国，看到担当有为、守护世界的中国。这是以行动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这是以行动践行阻止疫情蔓延的大国担当！

在过去几年全球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各国过于侧重经贸的分工协作及政治力量的抗衡，却忽略了病毒也会随全球化散播、肆虐，以至于今天尝到苦果。吸取此次教训，今后的人类社会必须更加重视平衡与共生的智慧。

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很好地提出了问题，是时候应该正视中国：在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生活中，中国已经成了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正在担起符合其地位的责任，正在书写自己命运的篇章，也在协同书写世界命运的篇章。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会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行动。因为中国人在构建自己社会时，也在无意识中形成了一套与西方不一样的价值观标准。

这个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标准就是，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很好，也希望各国都发展得很好。依照西方价值观，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一个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既不通过侵占领土，也不通过对他国政治军事介入，这样的大国是如何在国际上立足，又会如何越来越稳定。事实上，按照中国人的价值观，无论何时，中国不会立志于成为帝国，更不会遵循霸道和王道，而是行大道、奉天下为公。对此，早在18世纪中期，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已给出过答案。他说，一般地说，所有国家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保存自己。不过，每一个国家各自还有一个特殊的目标。罗马的目标是扩张，斯巴达的目标是战争，中国的目标是安定。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西方也不再是过去的西方。西方要想对中国有更多了解，那就要用变化的眼光看待中国发展。在全球化浪潮中，再没有任何事情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换句话说，要用全新的目光看待中国。现在世界已进入新世纪，新世纪有一个公式，那就是学会分享。西方要解决好自身发展难题，从现在起、从今天起，需要学会分享。

这场瘟疫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它告诉我们：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是永无止境的，这场战争还将继续下去。中国的探索与实践，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带给世界重要启示，即抗击疫情离不开命运共同体意识。病毒无国界，人类是命运息息相关的共同体。与疫情较量，谁也不可能成为局外人，人类唯一的出路在于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这场战“疫”提醒人们，要真正构建一个全球命运共同体，仍然任重而道远。在这个伟大进程中，中国从未缺席，并且一直在奋力前行。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密切、利益交融，共同利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产生的土壤。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即使现在中国人民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中国还是一如既往地为世界和平、发展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面对疫情，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努力，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并最终研制出疫苗，彻底战胜病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将是此次疫情带给世界的最大启示，必将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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