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理论需要升级

李  玲

本文是玛雅对北京大学李玲教授的专访，系统阐述了关于中国经济理论升级的思考，部分内容载于《家国大义——共和国一代的责任与担当》一书。

李玲教授认为，中国经济要升级，经济理论一定要升级。集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智慧、新中国的丰富实践以及西方理论实践和现代信息技术之大成，开创社会主义新理论。

玛雅：前面你谈到，中国经济真正要升级，经济理论一定要升级。对这个问题该如何理解？

李玲：中国经济要升级，我们的理论一定要变，理念也要变。我这些年做药品行业研究比较多，一直批评我们的药企小乱差，过度竞争。2014年我去江苏丹阳调研眼镜行业，发现问题是一样的。丹阳是县级市，上世纪60年代开始做眼镜，眼镜市场中外闻名，中国80%的眼镜、全世界50%的镜片都在这里生产。可是丹阳全市约1000亿的工业总产值中，眼镜只有100亿左右。为什么呢？就是大量的小企业过度竞争。

其实再看看，中国几乎所有的行业都这样，2015年年初的倒牛奶事件就是一例。可见经济学一般原理在实践中确实是有作用的，完全竞争到最后就是过度竞争，过度竞争肯定就有过剩，过剩以后就只有靠破坏性的毁灭。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规律。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倒牛奶，现在我们倒牛奶。《人民日报》文章说倒牛奶跟主义没关系，跟主义是没关系，但是跟经济理论有关系。

玛雅：所以现在要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

李玲：现在讲创新，讲产业升级，这肯定是对的。中国不能永远在产业低端，挣血汗钱，污染环境。但问题是，我们目前的经济结构是不可能产业升级的。比如丹阳，100多家眼镜企业竞争，每家的利润都不高，哪有钱来做研发？怎么可能升级呢？这背后就是经济理论问题。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好的。它是个乌托邦，可能在亚当·斯密的时代，也就是小经济、小作坊的时代，是田园牧歌式的完美状态。但是在今天大经济、大企业和全球化的时代，这种盲目无序的市场是绝对不行的。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需要大量的研发，所以国际上的大企业都是垄断，而不是完全竞争。可是我们至今还在强调竞争，竞争到什么地步呢？每个企业都没有超额利润，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在过度竞争的环境里，谁研发谁就死，因为研发要投入一大笔钱，所谓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是很高的。这就使得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发挥不出来，不可能像国际大公司那样去搞研发;反而在恶性竞争的压力下，假冒伪劣的创新层出不穷，我们造假的能力世界第一。

玛雅：造假太厉害了，到了荒唐的地步，竟然把黄牛染色成黑白花当奶牛卖。

李玲：最近稍有改善。南车北车整合，在国际市场上一个拳头对外，这非常对。但是我们太多的行业都需要这样的整合。整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国家意志，就像南车北车。这个效率比较高，当然肯定也有其他成本。另一种是西方的路，就是市场整合。目前中国要走市场整合这个路，好像太漫长。

所以，中国经济创新背后的关键是，怎么让我们的产业政策符合产业的规律性，符合国际大潮，也符合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再这样盲目无序地竞争下去，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是空话。

“订制计算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

玛雅：关于经济理论升级，你近年来经常讲的“计算社会主义”，是这方面的一个探索？

李玲：可以这么说。之前我叫“计算社会主义”，现在再加一个概念，叫“订制计算社会主义”。提出这个理论，是看到了盲目、无序的生产带来的弊端，以及西方国家因此走向集中，就是垄断。但是垄断也有很多弊端，中国现在就是一些国际垄断企业在跑马圈地，药卖得那么贵，车卖得那么贵，什么都那么贵，所以需要管理市场。也就是说，对资本的力量要加以限制，否则规律使然，它一定要不断扩大再生产，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不断攫取更多的利润来维持再运作。这个问题一百年来都在争议，现在也在争议，包括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出现。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回过头来看一下社会主义。

计算社会主义是兰格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当时他和哈耶克等人争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通过大规模的计算，在试错过程中获得一个隐性的“均衡价格”，从而让基于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同时，避免市场的无序和价格机制的高额成本。兰格这个理论是超前性的，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他就做出这样的展望，不愧为一代先知。

玛雅：在当时看来，他的理论是天方夜谭。

李玲：是的，但今天，兰格的理论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在现代的沃尔玛体系中，高效的中央计算系统通过对各个零售卖场需求信息的搜集与计算，并同时规划生产部门的订货和存货状态，在严格的计划标准下对生产和销售环节进行组织与调节。谁能否认，沃尔玛不就是一个袖珍的“计算社会主义”呢？

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化的生产力必然决定今天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集中，垄断是它组织生产关系的一种方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信息时代，我们可以发展真正的社会化大生产。

玛雅：为什么叫“订制计算社会主义”？订制什么？怎么订制？

李玲：“订制计算社会主义”是说，这个社会化大生产可以兼顾个人的选择权、市场的效率和计划的优势。“订制”就是把这几点给综合起来，因为很多消费是确定的。这种确定的消费可以由个人先报需求，然后统一汇总，有针对性地做计划。比如牛奶，每个人去年大概喝了多少，根据这个消费数据，再根据人口的变化趋势，就可以做出计划。钢铁、煤炭、电力等等，所有这些大宗商品都要有计划。我们现在因为没计划，造成50%-60%的产能过剩，这是什么毁灭性的浪费啊!

中国当年的计划经济确实有它的弊端。现在大家一想到计划经济就不高兴，因为它简单粗暴。国家计委做计划，每个人定量，整齐划一。当时又是短缺经济，生产力没那么丰富，所以现在一谈计划经济，大家就想到短缺。

但是今天不一样，生产力极大丰富。“订制计算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还是有计划、按比例安排国民经济生产，但是方法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理论宏观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在微观上，它的机制设计和操作方法完全是现代的。可以说是集大成，把人类文明的精髓集于其中，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理论，具体运作则是通过市场设计、信息化手段、大数据处理，来兼顾各方平衡，避免过去简单粗暴的弊端。

玛雅：也就是说，科技进步使得理论创新成为可能，给社会主义经济带来了新的生机。

李玲：这种有计划、按比例不是长官意志，不是官僚系统的偏好。可以设计一个巨大的信息中心，它是一种科学决策。而且如果是订制，就是尊重亿万消费者个人的意愿，做出一个最终决策。甚至可以说，这个中央数据库就是一个虚拟的市场。

简单说，订制就是订单的升级版。订单只是给你一个量，订制可以更加个性化。这样做计划首先是尊重个人，你自己报需求，按照你的需求订制。提供的产品也不是千篇一律，可以是差异化的产品。根据每个人报的需求就可以做计划，安排生产，同时留有余地。比如说，5%-10%的过剩是可以接受的，就留出这个空间来。这样既做到商品极大丰富，又不会给社会造成太大的浪费。

理论自信：中国人必须有所突破

玛雅：听起来，这个理论非常吸引人。但是这样一个“宏大叙事”，实际运用可能吗？

李玲：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和沙普利，表彰他们的“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中的实践”，也就是市场设计理论，即对整个市场做设计。市场设计理论的启示是什么？它让我们重新来认识这个大家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更有效地结合？也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存在合理性和可行性？我认为，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可能有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此市场非彼市场，这个市场是科学设计出来的。它既能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又能完成社会主义的功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

玛雅：既保证效率，又兼顾公平，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和既定目标。

李玲：我们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被妖魔化了，因此就像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讲的，我们需要新版的社会主义。“订制计算社会主义”是选项之一，它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率，有计划、按比例，统筹协调发展，实现手段是市场设计和信息化。

在信息时代，现代信息生产和处理的高效性为“制订计算社会主义”带来现实的可能性。它完全是可以精细化的，而且是动态的，随时可以调整。罗斯教授的市场设计在美国只能应用于单个或局部市场，而在中国，我们可以对整个国民经济做市场设计。

玛雅：如果这个理论成为现实，将极大增强中国人的理论自信。

李玲：我认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理论其实没有错。当年社会主义实践遇到重大挫折，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达不到计划的要求。做计划要基于信息，当时搜集信息的手段很有限，没有现在的信息化手段。而今天是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崭新的生产力，那它一定会带来新的经济组织形态以及新的理论。比如阿里巴巴的“网上金融”为什么可以做？其实就是基于一个人的消费信息给他提供贷款。

我还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这个机遇，但是西方现在遇到的挑战意味着工业革命以来的这个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西方这套思维是定量化的、微观的，科学上是还原论的。而中国文化是总体系统的，跟西方还原论定点、定量的理论不匹配。所以中国的学术动辄就是“不科学”的——中医不科学，中国文化不科学，因为总体系统的这套思维没有科学来阐述，来支撑。而信息网络这个思维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它是一个总体思维。但是它微观上又是灵活的，不像我们过去缺乏客观细致的分析。所以我相信，借助于这一轮的信息革命，我们有机会重新书写经济学理论，包括新的政治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管理的理论。

玛雅：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遇。然而，在今天中国快速崛起之际，信息革命给我们带来一次新的改写历史的机会，这也许是天命所归。

李玲：所以我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做这个工作。如果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人必须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只有在理论上实现突破，整个经济结构和市场形态才能改变。

大数据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要牢牢把握这个机会。比如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必须充分解释，是什么样的市场？我们倡导的是新一轮的市场，不是传统的小经济、小作坊的市场。这个市场是新型的、信息化的市场，是一个可以精准设计、模拟和管理的市场。

总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后其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现代化。这套新的理论需要集成和创新，集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智慧、新中国的丰富实践以及西方理论实践和现代信息技术之大成，开创社会主义新理论。这个挑战非常之大，但是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遇有所作为，我们将会愧对历史。

共产党的最大贡献是把人民组织起来

玛雅：你认为，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我们的理念也要转变。是什么样的理念？

李玲：中国是个农民国家，每个人追根溯源都是农民的后代。农民文化的优点是勤劳肯干，但是不可否认，小农意识一亩三分地思维，自私、短视，缺乏合作精神。中国近代落后挨打，说到底，就是中国人一盘散沙。日本侵华时军队可以屠城，我们那么多的人哪去了？全都各自逃命了。那真的叫“蛇吞象”啊。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为什么抗美援朝我们能打败世界头号强国？就是组织起来了。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一把筷子和一大捆筷子的力量又不一样。

中国农村改革从小岗村分田开始，这在短期内适应了生产力的变迁。但是别忘了，小岗村分田的基础是什么？是1949到1978年农业合作和人民公社奠定的基础——农田的平整、8万座水库的修建、先进化肥种子的使用，还有大量人才的培养。人民公社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1979年是在这个基础上放开以后，农村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玛雅：网上有人说，现在中国人基本上都在喝人民公社的水，吃人民公社的粮。全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是水库供水，而现有的8万多座水库都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毛泽东时代农业学大寨，开发北大荒，不仅增加了大量良田，还修了大量灌区，使近5万亿亩旱地成了水浇地。

李玲：实事求是说，毛泽东真是一位好家长。他做的事就是打基础，播下种子，让后人收获。真的就是习总书记说的，功成不必在我。很多人诟病人民公社，但我认为，人民公社是中国人一个了不得的制度创新。这个种子现在全世界开花，比如以色列，人民公社做得非常好。今天国际上最先进的医保管理方法——点数法，其实就是当年人民公社的工分制。

我老家是江南。当地人跟我讲，当初如果不是一刀切，所有的村社土地都得分，他们的经济发展一定比现在更好，江南的农村都能达到华西村的水平。不否认分田给很多地方带来了好处，但其实分的代价是很高的。看看小岗村，30多年过去还是那么穷，而且是在国家财政、省财政大量输血的情况下还那么穷。再看看今天很多农村地区的凋敝，是时候我们应该思考下一步如何发展了。而这背后，就是理念更新的问题。

玛雅：你的意思是，应该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李玲：对，不能再顺着惯性走。比如分给个人这种激励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顺应了人性，也顺应了农民意识——比较看中短期利益，所以刺激作用很强。但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要战胜自己的弱点。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但是中国人在世界上的认可度不升反降，被视为经济动物，唯利是图。这背后有我们的农民习性，比较急功近利，喜欢单打独斗，只要有利不择手段，更多的是“一切向钱看”的制度导向。这方面如果不改变，谈中国复兴就是空谈。

十八大以后又提农业现代化。我认为，农业现代化应该是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可能不是人民公社那种方式，但应该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组织起来的方式。目前比较鼓励资本下乡，靠资本去组织可能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一定还是用利益去激励，还是会走现在的路。而现代社会的组织形态是大协作，需要相互配合，不再是小乱差的单打独斗。

玛雅：把农民组织起来，这是共产党的看家本事。共产党凭着这个本事打江山坐江山，今天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也应该当仁不让，而且责无旁贷，把农民组织起来，把整个中华民族凝聚起来。

李玲：我们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这个思想解放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左和右，从根本上说，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中断过的民族，也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弊病，吸收人类文明所有好的东西，融合我们自己传统的好东西。人类面临第四次革命的时代——信息时代，这个时代我们怎么能跟得上？这个跟得上的背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想理念怎么能跟得上，中国人怎么能有更多的国家和天下的意识，有一个地球村公民应该有的责任感。而不是说我有肉吃了，有房住了，有车开了，都是我、我、我这种极端的自我意识。

现代化大生产，科技创新靠的是团队力量

玛雅：现代化大生产需要大团队协作，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须走的一步。

李玲：现在讲万众创新、全民创新，这很对。但是这背后需要什么？需要理念和制度的支撑。否则在互联网时代，有些可以是个人创新，比如开网店，但只要是现代化大生产，个人是很难创新的。中国这些年科研经费投入巨大，在全世界都数得上，可是为什么没有多少创新成果？就是我前面讲的，我们的小农意识，把现代科学技术研发当成了一亩三分地的活计，好像给他一点钱，他就能干成事儿。这我是非常反对的。

比如航天工业，一个人能做吗？这种基础研究、大型尖端技术的突破，是靠巨大的团队力量。钱学森当年回国，给他几个亿，让他自己去折腾，他能造出两弹一星吗？不可能。国家给他的是什么？是全国大协作的平台。当年建的那个机构，整个是部队建制啊。钱学森是将军指挥作战，调度人才，把他的研究和创新变为成果。

两弹一星、航天技术、登月、蛟龙号，还有特高压等，凡是人家不卖给我们的，我们自己都搞出来了，都是靠大团队协作。还有高铁，是集成创新。说实话，如果没有高铁，何来今天的“一带一路”？

玛雅：高铁成为中国的“国家名片”，是我们制度优势一个强有力的证明。高铁在2004年引进后能够快速国产化，跟铁道部的垄断有直接关系。当时铁道部一家出面谈，西门子要价太高，就不用它，换别家，最后迫使外商不得不让步。铁道部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计划性的大集团，科研能力、制造能力都是一体化的，因此能够有效组织内部的消化吸收，高铁就上得很快。这说明，中国在技术上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适当的国家垄断、强调政府的作用——组织协调作用和统一对外竞争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也是非常有效的。

李玲：在国家组织大规模科技攻关方面，我们是有自己优势、自己特色的。但另一方面，今天仍有很多管理科研的人还在以小农意识和方法搞科研。为什么中国的药企不搞研发？因为如果有人研发搞得不错，他马上就会被挖走，或者自己跳槽单干。所以药企说，我们搞创新很可能鸡飞蛋打。

国外大药企是大团队协作，成千上万的人在干，真的叫大规模生产。每个人就相当于一颗螺丝钉，做非常具体的一项工作。做得好，高薪高待遇;离开这儿，一钱不值。他不可能带走整个研发成果，因为这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我们回头看，当初社会主义大生产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螺丝钉。怎么现在资本主义是这样，我们却变成了每个人都是一根桩？理念完全错了。

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这种理念必须得变，尤其领导干部的理念要变。毋庸讳言，很多时候，有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小农意识比普通老百姓更严重。

玛雅：这又涉及用人问题。如果领导干部的理念先进，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就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李玲：中国的政治体制下，靠政府推动是最有效的，比如向世界推广高铁，非常有力。我们需要市场的活力，但是政府不可或缺。涉及国家重大产业的创新——基础工业的、材料科学的研发和生产，电子信息技术、互联网等，都不是个人能完成的，神人也创不出来，必须要国家来搭建平台。现在搞定点投资，大量的钱投进去，我希望能真正定点到实体经济。中国发展的核心还是实体经济。

用自己的眼睛看中国、看世界

玛雅：上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国外的思想理论潮水般涌入，几乎所有的青年才俊都被折服了。80年代出国的那批人，在精神上可以说是跪着出去的。你能保持信仰，成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过程？

李玲：我特别庆幸，我学的是物理学。上世纪初期发生的物理学革命——相对论、量子力学，不仅仅是技术革命，背后是思想革命，现代哲学其实是基于那场物理学革命。我在大学读了很多大物理学家的传记，比如《爱因斯坦文集》，受益匪浅。爱因斯坦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他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推论社会主义，而是从朴素的科学观出发，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就是社会大协作。资本主导的协作让大部分人变成资本的奴隶，人类社会的走向是社会主义的大协作。我受这种思想影响很深，为我奠定了很好的认知世界的基础。

我是78级大学生，那时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时候。实事求是说，我是受当时思潮影响的，比如伤痕文学。所以在去美国留学时，你说的跪着的心态绝对是有的。当时跟外国人交流都是一副忏悔，说我们被耽误了10年，我们不行……

玛雅：很多人至今都在“忏悔”。不论日出东方还是日薄西山，他们永远仰视西方，是精神上的矮人。

李玲：我很幸运，我的导师是搞公共政策的，他的一句话对我启发很大，一下子把我思想点亮了。他说，你们不需要这么谦虚。去看看世行的资料，其实中国做得不错，比印度好多了。我就去看了，发现中国前30年也是了不得的。这么巨大的一个经济体，30年6%的增速，而且是实打实的，这也是世界奇迹呀!而我们当时太妄自菲薄，没有认识到这些，把一些阴暗面过度暴露了。就像今天，要是光看互联网上暴露的问题，中国不是明天就要垮了吗？

我能回过头坚定自己的信仰，得益于在国外的这段经历。这使我可以跳出国内的话语体系，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再隔着远岸回望中国，对比世界，懂得不要轻易否定自己。中国有不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自己的特色。

玛雅：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国内的“普世派”却似乎很难理解。我有一位右愤朋友，多年来每每叹息，说我在美国洗脑多年，却如此糊涂地信仰中国。《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获“2014中国好书”后，他批评我越走越远。“中国的未来当在普世，绝非特色，这一点也许你永远弄不明白了。”

李玲：国内很多人都被洗脑了，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一位官员有一次跟我说，就因为“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国被耽误了20年。我反问他，“文革”1976年结束，20年前是1956年，1956年中国是什么样，你知道吗？他想一想说，也是，1956年中国什么都没有。

我很奇怪，一个共产党的高官怎么心里这么没数呢？谁跟你说耽误了20年？1956年有两弹一星吗？有南京长江大桥吗？都没有。中国1949年是什么状况？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耽误你什么了？中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这些人却视而不见，全都被洗脑了。

回答你的问题，我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我独特的经历有关。我们生长在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打下了时代的烙印。学工学农学军不仅给我们接地气的素质教育，也培养了我们对工人农民的朴素感情，再加上我学物理的经历和出国的经历。当你真正接触了西方世界，才能客观公正地去看它，究竟优在哪里，劣在哪里;哪些该学，哪些不该学。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玛雅：你在基层调研发现这么多问题，通过医改也看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问题，你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乐观吗？

李玲：当然。我的乐观就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所揭示的真理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走向。你看欧洲国家走的路，也在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这条路上走。这是历史规律使然。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中间肯定九曲回转，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过去我们说社会主义救了中国，今天中国将为世界发展和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

从国际看，虽然中国的问题非常多，但是其他国家的问题更多，问题更大。美国从2008年经济危机后，它的市场经济模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美国现在经济复苏不是靠市场，是靠政府干预，这说明它所谓的传统市场失灵了。而乌克兰危机发生，包括美国正在进行的克林顿和布什家族竞选，实际上代表民主政治的失灵。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美国模式——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正在走下坡路。包括近期台湾、香港地区出现的骚乱，所有这些都在给我们做镜子，只要稍微眼明一点的人就知道，中国下一步应该往哪走。

玛雅：你说，我们生长在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打下了时代的烙印。但是过去30多年，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和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局面，很多人失去了那个时代的理想，转而信奉所谓“普世价值”。而你始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屡败屡战，越挫越勇。2015年夏天，由你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可谓众望所归。期待你们的研究为中国的卫生健康事业贡献新的思想智慧。

李玲：坦率说，我们这些坚持中国道路的人相对势单力薄，而否定中国道路的势力太强大了，双方力量对比极不对等。但是我们生逢这个时代就应该尽力，尽力了，即使不能扭转乾坤也无悔。如果没尽力，我们将辜负这个时代，愧对这个时代。你说我理想主义也好，屡败屡战也好，反正我每天都在尽力，绝不浪费我的生命。

我很乐观，人类社会将不断往前走，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探索是不会停止的。20世纪所向披靡的资本主义制度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不断蔓延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社会危机，把世界带入了一个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多发期。金融危机引起人们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和反思，指导当代西方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遇到了挑战。在这个重要转折时期，中国怎么能抓住机遇？我认为，我们需要新一轮的或新版的社会主义。唯此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真正从道德的制高点上赢得话语权。而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

玛雅：习近平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我看到，你的坚定和乐观来自你的理想信念。你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信仰共产主义。

李玲：习总书记这句话我很喜欢，“如果丢失了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共产主义是个远大理想，很远很远。我们不能因为它很远就放弃，而应该坚定不移朝着那个目标走。我相信，人类一定是朝着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发展，那个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马克思说的人类的解放。中国应该往那个方向走，不要从孩子的教育开始就过度鼓励达尔文的简单的适者生存。应该认识到，人类在温饱前和温饱后的消费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进入了温饱后的消费，不应该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而奋斗的低级动物，而应该提升到人的层面。就是说，要能够战胜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能够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类的长远未来牺牲自己的某些东西、奉献自己的某些东西。比如爱，能够把它放大，用佛教的话说是大爱的境界，也就是美好社会的境界、共产主义的境界。

2015年6月作于北京

2016年1月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