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过程中曾一度泛滥监守自盗式MBO、损害国家主权向外资贱卖骨干国企的逆流，以及“吐痰论”之类无耻说辞。我相信，顾准对这种假“改革”之名危害社会根基的逆流，绝不会赞同。一个曾经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的革命者，不可能跟那些不择手段推私有化、为个人发财不惜把千百万工人赶上街头的蠹虫们为伍的。

先父顾准（1915~1974），是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是新中国最早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学者之一。

顾准是上海人，少年时因家境贫寒，12岁辍学，经人介绍到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他在立信工作14年，勤奋钻研会计业务，自修经济学等课程，1930年代出版了数部会计学著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一二八”抗战。目睹深重的民族灾难，顾准置已有职业地位前途于不顾，奋起投身救亡运动，团结进步青年，研读马列主义，宣传爱国反帝。193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会计师职业为掩护，从事职业界、文化界的救亡工作。1940年，顾准进入敌后根据地，先后在苏南、苏中、山东解放区做地方财经工作。1949年在华东财委、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任职，1952年被撤职处分。1953年调北京，先后在建筑工程部、中科院综考会任职。

抗战时期的顾准

1957年，顾准参加中苏黑龙江流域联合考察，因力主维护中方权益，得罪了“老大哥”，回京后即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四年。1962年，经孙冶方所长力争，顾准调至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1964年秋，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四清，经济所斗争矛头直指孙冶方，顾准再次当了右派；文革期间被批斗监管审查，多年与家人断绝音信。笔者母亲于1968年不幸离世。1969年，顾准随学部到河南息县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

尽管历尽人生悲剧，身受极“左”意识形态高压，但他追求真理的意志没有丝毫动摇。中国的独立富强与社会进步，是他毕生的追求与关怀。在被批斗监管劳动期间，他利用一切时间勤奋读书，没有丝毫懈怠。

顾准认为，任何人尽一生努力，终不可能穷尽天下事物；从有限对象考察所得的结论，要用对人类史的全面考察来补足并加以普遍化，这是个人做不到的。马克思考察的人类历史，基本局限于西方史，作为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东方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必须用自己的历史加以比较分析。他打算从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综合比较中，探寻历史发展轨迹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从干校回京后，顾准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将预定的研究计划付诸实施，除研读马列经典著作外，还涉及中外历史、哲学、经济学著作，留下大量读书笔记。但因积劳成疾，他的宏愿未能实现。手边的《希腊城邦制度》书稿仅完成一半，就不幸病逝。

1979年后，顾准遗稿《希腊城邦制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顾准和其弟陈敏之的通信（后结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各杂志陆续发表，在刚刚脱离极“左”教条束缚的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通信内容涉及中西历史文化政制的比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思考、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等。虽未形成系统著述，但其表达的学术思想达到国内同时期高水平，基本为学界公认；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穷究根底、不迷信盲从的治学态度，也为广大学人所尊重。

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将这两本书稿，加上《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合集，以《顾准文集》发行，再度形成讨论热点。

文革时期，先父历年积存的日记、工作笔记、读书笔记均被抄没，存放于经济所图书馆，1979年退还。部分遗稿由孙冶方及各位前辈转交给我。之后，笔者将收集到的先父遗稿中，凡有学术价值者，尽量整理录入，包括《顾准文集》所录，共159万字，合为《顾准文存》四卷（文稿、笔记、自述、日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2）。

先父读书研究领域广泛，知识积淀深厚，所涉各领域都有独到见解。惟笔者学识有限，理论功底无法与之比肩，所能做的一件事，是整理和准确理解他的学术思想。本文是关于顾准学术思想的经济学部分。

一、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多次指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劳动将有计划地分配于各部门，个别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商品和货币将被取消，分配利用劳动券。

但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多年社会主义实践中，仍保留了商品货币。1952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按劳分配规律、价值规律”理论。此后苏联科学院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作进一步阐释：

1、社会主义社会，全民、集体两种公有制的存在及产品交换，是存在商品货币的基本原因；

2、个人消费品具有商品属性（受价值规律约束）；

3、由于1、2，整个国民收入及其一切要素，都要借价值来衡量；

4、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调拨，不受价值规律约束，其调拨（交换）价格，只是用以核算、计算、监督的工具；

5、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只是过渡时期现象，等等。

当时，中国学界深受苏联影响，上述论断几乎成为不容质疑的信条[1]。

（二）1956年，我国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成为经济学重要课题。自1956年起，国内学界就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延续数年。浏览当时重要文献，不乏真知灼见，但多数立论，还是跳不出苏联理论的框框。

在当时，系统、彻底地主张“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文献，首推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和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以下简称《试论》）。

孙冶方和顾准早在上海地下工作时就曾共事，是多年的老友。1956年，顾准找到孙冶方，就社会主义价值规律问题深入交换过意见。1979年后经济理论讨论热潮中，孙冶方还特意提起此事[2]。

经过讨论，他们共同认为，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具体做法，首先要做到计划价格合理；至于发挥市场作用，凡是实际经济制度的改变都要慎重。孙冶方的意见似乎也与此接近”（《顾准自述》）。这几乎就是“渐进式改革”思想的雏形。

（三）孙冶方在其代表作《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核心观点是：

1、社会主义社会，产品生产也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消耗，至于这一代价叫“价值”或“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则无关紧要；

2、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有两方面作用：（1）通过产品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异的比较，促进企业提高效率；（2）将社会总劳动量合理分配于不同部类，即“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3]

孙冶方以上观点，在顾准的《试论》一文中也有完整的论证，下文还会提到。

（四）《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这是顾准生前惟一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论文。此处对《试论》内容简介稍作展开（尽量引用原文和当时术语），以方便读者准确了解顾准经济思想的脉络：

1、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使用货币作为分配工具与核算工具（工资、价格），在此基础上建立整个经济核算体系。

假定在单一全民所有制下，消费品的分配只存在于社会与劳动者之间，那么作为分配工具的货币，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劳动券”。历史经验说明，领物凭证式劳动券的分配方式行不通，必须承认消费者灵活选择的权利；由于具体劳动千差万别、生产率不断变动，直接用“劳动时间”作为分配核算尺度也行不通。

利用货币工资（近似体现了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换算）和价格作为核算工具，就是采用了一个公共的尺度（产品生产所费社会必要劳动）。缺乏这个公共价值尺度，在广泛分工的社会化生产中，全部核算体系就建立不起来。

由于经济核算制，社会产品全部转化为价值。

产品的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异，是社会主义存在价值范畴的依据，也是发掘经济潜力、提高效率的基本动力。

以上这些，都是马克思当年没有预见到的。

2、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

全民、集体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产品交换关系，和私有制的商品交换有本质的不同。社会生产是不断的“流”，如果将个人购买消费品、两种所有制之间交换产品定义为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间的物资交换不是商品，那就割裂了两大部类间的联系，社会再生产过程就无法理解了。

如果说全民所有制内交换产品不是商品，那么所有社会产品都不是商品；如果说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交易是商品，那么全民所有制内的交换也是商品。

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商品生产，原因是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即使在单一全民所有制下，商品生产也将继续存在（或可称为特种商品）。

3、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价值规律的两种作用形式

（1）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故必须严格核算费用与效果的关系。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不可行，核算单位必须划小，让企业独立计算盈亏、促其降本增效。

（2）经济计划要规定全局事项，但不是洞察秋毫的绝对指令性计划；经济核算提供的成本、价格、利润等资料，使经济计划据以调节生产、正确制定国民收入分配方案和企业间产品交换价格，即计划要建立在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

（3）实行经济核算制，可以调节劳动者报酬，也可以根据价格结构调节企业的产品生产与流通。由于社会主义各国具体经济政策不同，经过经济核算制度所能发挥作用的程度，依“价格、成本、劳动者报酬与基本建设投资”四者联系紧密的程度而定。

最低限度做法：经济核算仅是计价手段，生产规模由计划规定，价格政策不能对生产起调节作用。

最高限度做法：任令经济核算制发挥对生产、分配、流通的自动调节作用。企业自发追求价格有利的生产，价格自动涨落调节生产流通，劳动者报酬与企业盈亏紧密联系；计划更富于弹性，仅限于规定重要经济指标，减少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定。

上述两种情况，都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只要经济核算制度不发展到否定计划的程度，这两者也都可称为“价值规律通过经济计划调节全部经济生活”。这和资本主义任令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全部生产，有着基本的区别。

4、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1）社会主义是广泛分工的近代化生产，产品的实现必须经过一系列过程。不同部类、企业、劳动者间生产力水平的差别，个别产品的价格与其价值间的背离，不断发生又不断缩小，这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基本形式，也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基本动力。

（2）价格是联系生产与消费的纽带，价值比例的变动决定价格比例的变动。价格比例越接近价值比例，经济发展越正常；反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正常联系就会受到妨碍，造成浪费与不足。

（3）计划经济不排除利用价格政策达到某种目的。但受制于“价格总和＝价值总和”规律，如果计划价格长期脱离价值（前提是管理体制使企业对价格的反应迟钝），必然对消费方发生影响；实行物资统配可以抵消这一影响，但长期的后果是加深供销脱节，阻碍生产发展。所以，即使在实行计划生产调拨的生产资料领域，价值规律也同样起着调节作用。

因为经济核算制度（人都愿意低买高卖），和个人对消费品的选择，是经常存在的力量。

（4）由于“经济核算制、价格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这两个基本原因，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调节着全部社会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影响着经济生活的全过程。企业、部门和全社会的经济核算，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基本方式。

5、货币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货币的职能同样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蓄手段等。货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发行流通过程，与产品的生产分配过程相始终。

稳定物价政策，一要使货币发行量不超过流通所必要的量，其次要使货币代表各种有用物资量的综合比例，并使这一比例相对固定。同时批评了苏联《教科书》的社会主义货币理论（卢布含金量~价格水平，二者不可能同时保持稳定）。

（五）笔者对《试论》的理解

1、《试论》于1957年6月发表，随即受到批判，不久后顾准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1964年，中科院学部开展“四清”，孙冶方是重点斗争目标，顾准也未能幸免。“价值规律论”被批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4]文革期间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被反复批判。

1979年，学界重新发起“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讨论，是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先声。当年的“异端邪说”由实践证明了合理性；承认商品生产、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起点。

经历40年的制度变革，人们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具体形式、当事人的行为特征、不同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的复杂博弈，有了深刻的体会，对社会主义价值规律作用的认识，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前辈。

1950年代的论战和孙、顾的主张，作为一桩理论公案，已经在新中国思想史中定格。理解和讨论他们的思想，不能脱离当年的时代背景和条件，必须尊重他们的原意，不宜作过度的引申。

时过境迁，今日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学者们面对的现实问题，和195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试论》是60多年前的旧文了，今日读之，不免枯燥乏味。不过考虑到长期以来，对顾准感兴趣者不乏其人，一些评介不免带上个人主观偏好。在这里，如实地介绍顾准“市场经济说”的原意和论证逻辑，对于严肃的理论研究，也许是有帮助的。

2、《试论》的明显特征，是从对经济核算制及其工具——工资、价格、货币……的分析起步，引申出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范畴存在的必然性；并指明（企业、社会）经济核算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外在形式。这和孙冶方的主张，本质上是一致的。

顾准从社会生活中最常见、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出发，运用《资本论》的方法，力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框架。这和当时多数论文动辄以经典教条为依据，是明显不同的。“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经济关系”。（《试论》）

3、文章认为：（1）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真正原因是经济核算制，而非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交换；（2）价值规律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调节全部经济活动；（3）计划调拨的生产资料同样受价值规律的制约。这就对苏联《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作了正面、系统的批评。应该说，这一批评是有颠覆性意义的。

《试论》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几乎是单枪匹马，向庞然大物的“钦定”理论提出挑战。这也是对当时弥漫于整个理论界的教条主义思维发出的挑战：

“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把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安排得那么妥帖，只要我们今天完全照办就可以了”。

“（有人宣称）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至于我们处身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其现实的内部经济关系如何，则不想去进行认真的分析。我们周围每日每时大量重复的现象，明显的与他们所坚持的见解不相符合。他们解释说，目前存在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制度只是过渡时期的现象，过渡时期的内部关系，不能成为理论的出发点。于是，我们不免发生一个疑问，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出发点，到底应该是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呢，还是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呢？”（《试论》）

4、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的作用，《试论》提出了“最低”“最高”两种情况：“最低情况”即孙冶方的主张，“最高情况”就是市场竞争机制。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下，提出如此“自由化”的主张，以及对苏联《教科书》的系统挑战，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和将要付出的代价，就无需赘言了。

在这一意义上，顾准被国内经济学者称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

5、需要特别指出：

（1）《试论》所说价值规律作用的“最低、最高”两种情况，并非单纯理论推导，而是参考了当时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体制以及改革的经验。在当时，苏联国内已有改革传统计划体制的呼声，南斯拉夫从1950年就开始了“企业自治”改革。可以说，《试论》是我国“经济制度比较”学科的开篇之作。

（2）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是《试论》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前提，这是必须明确的。作者指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社会主义首先是计划经济。如果……任令客观的经济规律盲目的、自发的起作用，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这个计划经济不能不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如果过分强调计划的一面……达到否定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企图用计划规定一切的弊病就会出现”。

《试论》的主张，和当今部分学者所信奉的，把“私有化、自由化（非计划化）”当作“市场经济”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全面否定政府作用的观念，是有实质区别的。

顺便说明：经本人录入、整理、校对的一百多万字《顾准文存》，没有一处明确主张搞私有化的文字。

（3）关于市场竞争是否会“复活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商品生产关系必然导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否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复活？《试论》认为不会，前提是要满足两个条件：

a. 社会主义的积累资金不分散在私人手中；[5]

b. 计划经济要组织全社会的价值平衡，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式危机，“与资本主义任令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全部生产有着基本的区别”。[6]

《试论》作者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形式上存在商品流通，这是与恩格斯批判的“杜林式的经济公社”的相似之点。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公有制下的商品生产，加之满足上述两个必要条件，就不会“复活”资本主义（文中所列两个条件是否充分，可以讨论）。

理论的力量，在于论据坚实、逻辑一贯。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在“两个毫不动摇”的鼓励下，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已属于资本主义范畴，混合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对此作价值判断不是本文的任务）。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兼顾“公私、劳资”利益，正确处理“鸟”和“笼子”的关系。

二、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尽管《试论》被批判，但顾准是认真考虑批评意见，并且下功夫深入研读马列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述。主要心得：

1、《哥达纲领批判》主张的是工分社会主义，工分社会主义也无法避免商品货币关系。

这种分配方法，就其计算每一劳动小时可得多少消费资料而言，是脱胎于生产合作社的方法（马克思一贯重视生产合作社），而生产合作社的分配方法则必定是工分。

但是，如果以劳动券作为分配工具，各合作社的产品必须经过全社会性的中心进行交换和分配，这就预先假定了社会性的劳动时间单位，每个合作社要以这个单位进行簿记和计算。由于产品千差万别，只要承认消费者选择，一切社会产品并非（直接）就是社会承认的产品；取消生产者之间的产品交换、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实际上也做不到。

2、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工资的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主张，社会主义不存在资本关系。但为处理生产中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即“企业资产”——笔者注），就无法消灭经济核算。社会主义必须是迅速“成长”的扩大再生产，这就必须把生产过程视为价值增殖过程，也必须采取工资劳动、实行经济核算。所以，这种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国家资本主义”。

3、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国家的职能

马克思对未来公有制形式的设想有两种倾向，一是“公社制”，二是股份公司过渡到共产主义。但他没有对此深入考察，也没有见到任何关于全民所有制的讨论。他的出发点是劳动者对其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和劳动资料的外化、疏远化和异化的消除，工资劳动~雇佣劳动的消除。况且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生长在社会身上的赘疣。（《第一国际宣言》）

马克思强调有计划的调节，他设想由“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新社会的经济，必定不（应该）是仅靠官僚机构作计划调节的经济。

但现实中，依靠世界市场的大工业、联系全国和全世界的交通，以及地方性中小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等性质迥然不同的生产并存，必然要求全社会的组织协调。铁路工厂要交给全社会，然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的“社会”，不能不是国家，必定要求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

列宁主张消灭国家官僚机构，只留下社会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指导。但对物的管理，恰巧就是国家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4、马克思所以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关系和价值范畴，是和他的根本哲学思想相关联的，他的出发点是劳动者对其所创造的产品和劳动资料的异化的消除、工资~雇佣劳动的消除、去除国家这个生长在社会身上的赘疣。这也是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出发点。

但是，工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已成为无法动摇的体系。（以上均摘自《顾准笔记》）

（二）对1960~7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评价

1、南斯拉夫：早熟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铁托~卡德尔实行的公社制，整个搬用了《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遗教，结果是不伦不类。铁托的办法是公社~生产；国家~统治国家（国防、外交等）。

要建设，短时期的宗教热情不可免。[7]缺乏宗教热情，接受外援，太早的自由民主而实际上又不敢自由民主，结果形成放荡，在经济基础上未能免此。

但南斯拉夫是勇敢的。无论如何，存在这个因素，总是推动着历史前进，最终彻底改造苏联官僚化体制也不可免。社会主义者无一个高度发展的民主机构，怎能胜过资本主义而令人向往？（《顾准日记》1960）

2、苏联：经济有发展，但依然是备战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是笨拙的、悉索献赋以供军备的发展。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积重难返，这本质上是一种浪费与窒息的制度，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利润原则”可以刺激消费品的增产，然而在中央集权、资源集中分配、军事工业优先的条件下，价格机制无法用于分配资源，利润也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深入动员资源，是由犯法分子和投机家做的，他们起了我们要求地方所起的那种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合法、范围狭隘，而且败坏腐烂了社会机体。（《顾准日记》1971）

（三）经济所时期的思考和写作（1962~64）

这一时期，顾准除社会主义会计学研究之外，还参加了当时所内外若干学术讨论，其发言记录或初稿，因政治运动，未能发表。

1、《和余霖同志商榷价格政策中的几个问题》（1964）

（1）价格水平的稳定，是平衡发展国民经济的结果，价格政策从属于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

（2）计划经济可以排除自由竞争，但不能排除价格中的需求因素。即使正确算出了价值（平均劳动消耗），倘若供应不足的产品生产并不增加，价格还是无法符合于价值。价格必须同时是社会承认的价格。有了消费者选择，价值和价格的经常背离不可免，这对生产的调节是有效的指示器。这样，价格才能不仅用以解决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同时也能用以解决生产和需要的矛盾。

（3）关于“定价原则”，主张采用资金利润率标准，并具体化为资金税制度。好处是有助于经济核算水平的提高、简化税制。

2、《粮价问题初探》

即合理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理顺工农两大部门的关系。顾准对此课题很关心，数易其稿，监督劳动中也念念不忘（惜终未定稿）。

作者认为当时（1960年代）粮食购销价格偏低，不利于农业增产，不利于缩小工农劳动者报酬的差距。具体主张：

（1）提高粮价，相应提高低工资职工的工资，高工资职工的工资则不予调整，借以缩小高低工资差距。

（2）针对“降低工业品价格，粮价及其他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动”意见，作者认为这无助于缩小工农业收入和职工之间收入差距，实施难度大，且不利于工业增产。

（3）提高粮价有助于促进计划生育。

（4）实施前要有财力准备，过渡期略降投资规模，其后工农业可以平衡并加快速度。

3、会计学研究

顾准经过调研，就1960年代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提出以下意见：

（1）现行会计制度，照搬苏联办法，以国家财政系统监督控制企业的流动资金运用为中心，限制了企业会计发挥其应有的企业经济核算中心的作用。企业财务应该是“经营基金循环”的计算体系、成本利润计算体系。

（2）国有大型企业内经济计算分归计划、统计、财会三处负责，无法集中反映经济信息与核算。应按照《工业70条》精神，精简机构，发挥总会计师作用，使企业内的经济管理与财务核算一元化。要减少繁琐监督，让企业自己严格权衡各种措施的经济效果，经过总会计师制度的贯彻，大大加强企业经济核算制。

本着上述意见，顾准1964年春写成《社会主义会计中几个理论问题》。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会计原理》书稿，是为协助当时大学会计学教材改革和会计学制改革，因运动未完稿。1984年知识出版社出版。

4、参与孙冶方《关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的讨论，提出“不仅把企业的折旧基金全部用于新建企业是不合适的，限制老企业的设备改良也是不合适的”；主张减少繁琐的监督，加强企业经济核算制度。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

（四）“文革”期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构想和展望

1、除非经济发展的速度，足以吸收城市及龄劳动人口后，从农村中吸收愈来愈多的劳动人员，农村的贫困化是不可免的。根本的办法是节省每一文钱建设工业和交通，扩大就业。只有在获得一个有利的起步点后，国内市场的形成、农村劳动力向工业交通的转移、农村所需机械装备的增多、农业增产这一系列因素才能相互促进，从而促进全部工农业生产。

2、20世纪中后期，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新技术。新技术减低产品成本和设备投资的价值，使工资水平较低、同时已越过“起飞阶段”的国家，能够迅速追上先进国家。

3、1930年代后，先进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大大降低了它们的农业成本。可以推论，土地资源相对不足的亚洲国家的前途，只能是工业化——日本是范例。

未越过“起飞阶段”的国家，无力参与这样的竞争，因为当代的根本问题已经是技术。

国家太小的，参与这个竞争对世界经济所起的作用太小。唯一有资格这样做的是中国。（《顾准笔记》1968年1月22日）

4、中国经历了戊戌~五四~1930年代，完成了人力资本的过渡工作，为1950年代的大学、科研设计院所和现代化工厂做了准备。虽然水平还不高，已经能够搞出原子弹和若干国际水平的发明了。问题是很好地运用他们的力量，不要糟蹋他们了。这样的劳动力的供应弹性是无限的。

5、30年内，如果经济顺利发展，工业经济的劳动力将达3~4亿人，即城市人口将达8~10亿人。耕地与人口的比例，精耕水平将达到或超过今天的日本、西德和荷兰，然而粮食原料仍将有相当大的部分取决于进口。

这样，不仅国内粮价，世界粮价也将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将促进世界南方地区精耕农业的发展及矿产原料的开发。这时候，世界将以中国为中心而活动。（《顾准日记》1970年9月22日）

中国的工业产品不仅将占领一切不发达国家，还将直接拥进不论多高的关税壁垒的美国。库图佐夫曾说，让他们（拿破仑大军）吃马肉。我们应该说，让Detroit变成Manchester。（《顾准笔记》）

资产阶级学者悲叹中国资源贫乏、人民贫困；至1960年代，言我国经济发展前途者，主导思想是广泛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自给的国防工业体系，一半人口在农业、农产品自给的工农业大国。这其实不能摆脱农村贫困和农村人口增殖率无法抑制的困境。

人口与农业资源的平衡，在我国是可以达到的，但必定要通过一个发展工业，仰给外国，然后以先进的科学和机械装备农业的过程。亚非拉后进国家要打破新殖民主义的限制作用，真正做到经济独立，都要通过这个过程才能达到。（《顾准日记》1970年9月22日）

（五）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西现代化比较

1、马克思并不企图作出原始公社、奴隶、封建的三分法的铁硬框框。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一个公式套得下去的。

2、欧洲近代城市及“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起，是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和法权传统的产物。

资本主义，作为产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够生长出来或不能够生长出来。

近代产业革命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多种历史因素凑合的产物：航海商业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强大的武装；商业本位的基本国策；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激起的崇尚节俭的清教徒意识，以及取消国家外贸垄断后私人企业的兴起。多种因素的综合与发酵，导致了产业革命的勃兴。

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新型文明和先进生产方式首先在一国发生和兴起，然后传布于世界。

3、中国历史上没有条件产生出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这是中西文明传统的极大区别之一。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历史根源。

家族主义是农业社会的固有的意识形态。家族主义扩大起来变成诸侯的社稷，征伐兼并，必然走向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庞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它窒息创造，所以不适合17~19世纪世界的突飞猛进。唯其存在久，功绩大，所以丢掉也慢。

人类文明总是互相传播、互相渗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只有肃清专制主义传统，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顾准笔记》）

4、先进国家发展提高工资水平，后进国家的低工资水平使它们竞争能力强，积累率高。1870年代后德日迅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另一种是美加澳型——广阔无垠的土地，家庭农场的大农经营，造成高工资的底子，促使工业的高度机械化，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结构发生一系列变化。

5、20世纪后，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1950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

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鼓励事业精神和牟利动机，同时也带来残酷剥削、和穷奢极欲的强烈对比。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顾准文稿》、《顾准笔记》）

三、一些题外的话

（一）笔者青年时在内蒙务农做工，1985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之后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工作。少年时不谙世事，成年后才深感先父之人格和治学精神的可贵，理解他学术思想的价值。

先父青年时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人民革命运动，他为此而自豪。建国后虽然个人屡遭不平、直至被打入“另册”，但内在精神与人格傲然挺立，命运的坎坷不能消磨追求真理的信念。他以天下为己任，读书思考不停，笔耕不辍，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笔者当年亲历家庭悲剧，多年来时时自省，内心不能安宁。往事已逝，此生惟有承继先父精神人格，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诚实做人，认真做事，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二）独立思考，细致严谨，穷究根底，不迷信任何权威，敢于坚持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陈云说“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真正付诸实行，谈何容易！

先父对马克思是非常尊敬的，但他并不迷信，不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结论。《顾准笔记》中有大量篇幅是对《马恩全集》的评注。一切现成的权威理论，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经受“经验”的评判，一切理论性的判断，只能通过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深入探索而得到，而不能照抄经典教条。这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

（三）顾准的著述写于1950~70年代，那时他的学术思想是超前的。时代在前进，他当年很多思想成果，今天已成为社会共识，或被后来者超越。今天的人们，积累了足够多的实践经验，面临着全新的时代问题，众说纷纭。顾准的思想，自然要接受今天人们的评判和批评。

顾准学术思想的形成，不可能脱离当时所处环境和当时的时代问题。他在对中西方历史、哲学、政制的比较研究中，更欣赏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源头的欧洲文化与政制传统，对中国文化与政制传统，则多持较为负面的评价。他主张人类文明应该相互借鉴渗透，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

他主张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一元论和唯理主义。讨论具体领域问题，则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如：

“建立一个尘世天国（理想社会）的努力，若没有一种贯彻始终的一元主义哲学，必定缺乏战斗性。可是若把这种一元主义哲学应用到自然观上，必在主观上犯偏隘的毛病……阻碍人类探索自然的秘密的努力。”（《顾准文集》）

“平等这个概念，无非来自人们……生活的相对困苦所引起的一种不平的冲动。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每一时期都能形成一种把诸多冲动约束起来的某一秩序（及相应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当反抗所提出的要求，如经济基础的变化所能够接受的时候，这就是革命。……没有反抗，就没有进步。”（《顾准文集·逻辑与神学》）

他认为，人类历史总的基调是进化，革命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百年来世界历史，社会主义的、大革命的模式（1789~1870~1917），和资本主义式的渐进变革，两大潮流实际上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向它的反面转化。”（《顾准文集·民主与终极目的》）

有学者认为，顾准的思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继续，这个评价不无道理。他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多元主义~自由主义，但绝非拜倒在自由主义脚下。对待历史，同样要实事求是，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自大主义都要不得。

（四）必须指出：顾准的笔记、日记中的议论，是当时环境下个人思考的记录，这些意见是否都可以看作成熟的学术观点，需要仔细加以区别。兄弟间的通信文字中，有时不免流露情绪的波动，对此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是有必要的。[8]

（五）立场和道路问题是根本问题。

顾准在青年时代义无反顾参加革命，是出于救国救民的自觉。尽管他解放后蒙受冤屈，但他为国家谋独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

1959年在河南信阳水库工地，目睹政策的错误和基层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严重损害群众利益，造成农村普遍饥饿和灾难性后果，激起他的极大愤慨，以至多年后，在审查监管中写的“交代”中，还压不住激愤的情绪。1972年后开始落实老干部政策，他则在通信中慨叹“农村冬天没鞋穿的孩子又没人关心了”。

他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中，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历史给予积极评价，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主张资本主义。他在该文结尾处提出如下问题：

“资本主义把社会积累‘委托’给资本家。这种积累，资本家有权无限制地加以动用，即使他‘忍欲’了，这份积累还可以变成坐收利息不劳而获的特权。”

“现在世界上一切新兴国家的现代化，都面临这么一个大问题。……新兴国家怎样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了。”

（六）当今有些人，习惯性地把“全盘私有化、非计划化”，当作心目中的“改革目标”和“市场化”的指标。

世纪初以来，关于改革开放的路径、目标的争论，时起时伏。常有人提问，“市场经济第一人”的顾准，对今天的争论会说些什么？

笔者重申：第一，顾准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实行指导性计划之下的市场竞争。称他为“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更为恰当。第二，顾准的思想已定格于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不宜过度引申。

笔者曾经向媒体人表示：顾准思想的实质，一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致力于国家富强；二是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

顾准在主张“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驱动市场竞争的是“恶”（利己主义）的力量。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对市场经济原动力的利己主义，是放纵还是节制规范？

“利己主义必不能放纵，利己主义先天地并不和Public Good相一致，利己主义必须用法律制动限制到使它只能向有益于Public Good的方向起作用，犹如利己主义必不能全部否定一样。……反过来，私有财产的废止，尽有既不利于Self-interest，又不利于Public Good的。若认为私有财产的废止……只要彻底了，Public Good就到了最高境界了，都是错误的。”（《顾准笔记》第280页）

“亚当·斯密的体系是矛盾的，利己和利他，在亚当·斯密头脑里是吵架的……顾准对市场经济已经认识和注意道德问题，他的思想和行为已能反映，只有将经济和道德结合起来，才能理解顾准的经济思想和伦理思想。”[9]

据我对家父性格的了解，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对损害群众利益的坏事嫉恶如仇。我国改革过程中曾一度泛滥监守自盗式MBO、损害国家主权向外资贱卖骨干国企的逆流，以及“吐痰论”之类无耻说辞。我相信，顾准对这种假“改革”之名危害社会根基的逆流，绝不会赞同。一个曾经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的革命者，不可能跟那些不择手段推私有化、为个人发财不惜把千百万工人赶上街头的蠹虫们为伍的。

（七）顾准是始终如一的爱国主义者。他热切希望国家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迅速增强国力，以独立自主的大国身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6年前，先父仅仅因为在中苏联合考察中维护本国权益，而被自己人整肃。他最看不起的是对洋人卑躬屈膝、处处仰赖外人的软骨头。

改革开放后，不少国人一度盲目崇拜美国西方，把西方制度和理论奉为“真经”、“精神家园”。

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顾准对世界格局的调整和美国对华战略意图是敏感的。1972年底，他读到费正清《新中国和她同美国的关系》一文，立即写了一篇评论：

此文中心思想是企图指出：（1）中国的历史和现在是内向的，（2）中国将长久地保持为一个农业国家，（3）现代化工业在中国建立不起来，（4）中国的知识分子驯服了。结论：内向的（应读作闭关自守的）、农业的（应读作落后的）中国，不仅对美国无害，而且正好做美国棋盘上的卒子。

美国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和西欧日本的经济竞争的威胁。中国在防卫外敌方面是有效的，这对于美国牵制苏联是有利的。而内向的、农业的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西欧日本以外另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

迅速现代化，不做美国棋盘上的棋子！[10]

——摘编自〈肤浅的观察家，居心叵测的谋士——评费正清《新中国和她同美国的关系》〉（1972年12月24日），《顾准笔记》。

邓小平在中共12大开幕词中说过：“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它的附庸”。[11]

1970~71年还是“万马齐喑”的年代，顾准就在不断思考和展望中国未来工业化道路和经济科技发展的光辉前景（见上文），他对未来中国的经济起飞充满了期望和信心。

这个期望和信心决非凭空想象，因为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中华民族崛起的必然性。他当时预言：

“后代的历史家将要发现，中国积一百年的斗争，打败日本站了起来以后，天命中国（将）要崛起于世界。

1958~64中苏间的戏剧性事变，是中国从世界历史的消极角色，进入积极有为的角色的地位。这是中国必定要走的路。（走上这条路的过程，伴随了毫不必要的浪漫主义发作，作了完全无谓的牺牲！）”（《顾准日记》）

“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顾准文集》）

先父今天如果还在，应该欣慰地看到，他在半个世纪前的期望和预言，现在已经部分成为了现实。

注释：

[1] 顾准认为：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是道德规范式（说教），是离开再生产理论与价值规律的空东西，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关系；在哲学上是独断主义式的唯心主义。《顾准日记》1956

[2]“1956年6期《经济研究》，孙冶方在所写《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 后记中写了四段话，其中第二段是这样写的‘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即顾准）同志就提出 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印证指给我看’”。“日前……敬琏告我，在冶方逝世前，他和张卓元同志 去看望时，冶方当面叮嘱二人，以后整理文章时，一定要把这一后记附上，不能遗漏。”（张劲夫回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62）马克思那一段话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 决定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部类生产间的分配， 最后，和这各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重要。”（《资本论》第3卷第7篇）

[3] “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中，起着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社会主义限制或消除了市场竞争的消极性一面，但不能不计算产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否定或低估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等于否定……改造落后企业的必要。”“价值规律作为……分配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始终存在着而且作用着，所不同的只是作用的方式……在计划经济中，应该通过计算来主动地捉摸它。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9

[4] 《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12日

[5] “我们的经济核算制，丝毫也不妨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所指出的分配原则的实行，丝毫也不妨碍社会集中积累基金，与杜林式的经济公社有基本差别。所以社会主义各国实行经济核算制，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去复活资本主义。”《试论》

[6] 承认经济核算、产品转化为价值和商品生产，是否承认杜林的经济公社？《试论》对此有一段论战式文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杜林式的公社所以注定要失败的特点是：（1）“活的劳动……应该与其全部生产品相交换”；（2）因此“社会的一种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即积累）就被剥夺，并被放到个人的掌握之中、个人的意志之下”；（3）“各别的个人，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收入，可是社会则最多也只是和以前一样的富，一样的贫”。像杜林那样，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劳动的“真正价值”，而不是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于社会生产，有计划地分配社会总产品于积累基金及消费基金，并分配消费品于劳动者之间；其结果，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仍继续，分散于私人手中的积累终将吞没公有化了的生产资料，劳动力的价值将服从于近代的工资规律，社会总产品也只有通过交换实现其价值，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各国形式上存在商品流通，这也许是与杜林式的经济公社的相似之点。但这是方法，不是本质。并且，利用货币作为“公社与其社员之间”的交易的媒介，这时货币实质上就是劳动券，恩格斯也明白指出过，那么，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核算制，与杜林式的经济公社，到底又有什么本质上的相似之点呢？《试论》

[7] 顾准1954-55 年担任建筑工程部洛阳工程局副局长，主持“一五”大项目基本建设。“短时期的宗教热情”之说，应是他的实际体验。

[8] 例如，《顾准日记（1959）》，有“从历史必然性看，农村人口过剩，土地资源不足，只能（通过大跃进）用活人的生命消耗治山治水，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达到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等句，是在河南商城水库工地“劳动队”时，目睹当时农村惨景，所 发激愤嘲讽之语。将此看作学术成果，恐不适宜，因为一时的政策错误不等于长期方针。又《顾准文集》有一段话“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 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 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辩证法与神学，1973.8.4》）。如将此句转述为“革命的理想主义经过某种途径，会转变为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显然与原意有距离。

[9] 赵人伟，在顾准研讨会的发言，1995.10.25。引自会议记录稿

[10] 摘编自《顾准笔记p339《肤浅的观察家，居心叵测的谋士——评费正清<新中国和她同美国的关系>》1972.12.24。费正清原文载美《外交季刊》，香港大公报 1972.11月11日译载，参考消息12.23 摘要。

[1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原刊《参阅文稿》No.2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