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毛主席与刘亚楼上将亲切交谈

一、毛主席召见刘亚楼组建人民空军

1949年5月4日，6架美制国民党B—24轰炸机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也震惊了毛主席的心，来自空中的威胁让共产党的领袖强烈感受到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已是共产党人刻不容缓的责任。

一个国家若没有强大的空军，就像一座徒有四壁而没有屋顶的房子，很难抵御变化无常的风云雷电。同样，一支军队若没有制空权，即使你拥有再强大、再勇敢的陆军，也难免要遭到来自空中的凌辱和欺压。

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头顶着空中呼啸的炸弹和强大的对手进行着生死搏斗。

五次反“围剿”，一座座红军碉堡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之下土崩瓦解；湘江之战，一船船的红军将士在国民党飞机的扫射之中倾覆湘江，汩汩鲜血染红了湘江两岸，也留下了损兵4万的惨痛回忆；长征路上，国民党飞机紧追着在地面上艰难跋涉的红军，肆无忌惮地倾泻炸弹，欺凌着这支毫无防空能力的疲惫之师。就连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都被国民党飞机炸成重伤，娇嫩的身躯竟深深嵌进了9块弹片。

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曾经承受过如此长时间的来自空中的摧残。也正是由于这种摧残，使得这支军队以及它的领导者对飞机、对空军有一种特殊的憎恨与向往。

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无疑是毛主席和共产党人神往的话题。

 

毛主席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共产党一穷二白，要想建设空军，无异于痴人说梦！”王叔铭（王勋）这位曾是共产党人，后又投靠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的话，狂妄而又刻薄，无疑深深刺痛了伟人。必须尽快建立空军，没有空军的国家，就等于一个不设防的国家。

斯大林称毛主席为“农民领袖”。在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毛主席就提出组建空军，并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这着实让斯大林吃了一惊，但是斯大林还是很痛快答应了。

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对蒋介石抱有希望，援助蒋介石，毛主席带着八路军自己打，后来蒋介石一步步把屁股移坐在美国人的椅子上。今天毛主席胜利了，他还是很欢迎的，背靠着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斯大林感到也蛮不错。

1949年7月10日，毛主席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建立空军的问题。

毛主席在信中说：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苏联）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周恩来随即着手进行组建空军的各项具体工作。

谁来揭开“天幕”？

周恩来向毛主席问道：“主席认为由谁来组建空军呢？”

空军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新军种，揭开“天幕”的人，非要有勇有谋不可。毛主席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位个头不高却干练潇洒的“洋八路”来：“让刘亚楼来干！”

“我也有这个意思，只是主席曾经设想让刘亚楼到总参工作。”

“是啊，刘亚楼曾在陆军中担任要职，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对合成军作战比较熟悉。他在东北野战军当参谋长，林彪、罗荣桓认为他干得很出色。我看过他翻译的《苏联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和《炮兵的使用原则》、《关于天津攻坚战的协同计划》确实出类拔萃。如果让他到总参谋部，他会干得很好的。”

毛主席说着，踱了踱步，接着说：“可我们组建空军要‘大哥’帮忙啊，刘亚楼在苏联留过学，据说，俄语说得很不错，回国后又兼任过东北航校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我看他是未来空军司令的最合适人选。”

“好，那就这样定吧！”周恩来十分赞成毛主席的意见。

中央军委确定由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责成他担负起领导组建空军的任务。就这样，建设新中国空军的重担，历史性地落在了刘亚楼的肩上。

其实在1949年6月，毛主席为空军的建设就亲自和刘亚楼谈过话。

6月初的一天，刘亚楼打点行装，准备率部南下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让他去毛主席的住处，受领新的任务。

一听说接受新任务，刘亚楼感到有点纳闷：前不久刚刚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毛主席就当前的革命形势，进军江南和接管新区的方针政策做了重要指示，而且自己刚刚被任命14兵团司令员，还有什么新的任务呢？

刘亚楼坐在吉普车里猜了一路谜。到了毛主席的住地，向毛主席立正敬礼后，急切地问道：“主席，叫我来一定有重要任务吧？”

“你的感受很敏锐哟。”毛主席直起身笑着握住刘亚楼的手，开门见山地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洋面包，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

在年初时，兼任东北航空学校校长的刘亚楼就知道中央正准备筹建空军的事，但让自己负责筹建空军，那是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的。

正欲雄心勃勃挥戈南下的刘亚楼一下子就愣住了，颇有些吃惊。毛主席的语音刚落，刘亚楼连忙说道：“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不懂空军，怕做不了。”

“要我去我也不懂，可总得有人去领个头。”毛主席边笑边指着刘亚楼说：“好嘛，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做。”

停了一会，毛主席又意味深长地说：“解放全国大陆已时日不远，而解放台湾则要费较大的气力。渡海作战的关键是空军和海军，空军虽然空空如也，但中央信任你，让你负责这一摊子，你不会是那个空空如也的‘空’军司令。”

面对毛主席充满了期待、信任的目光和略有激动的言语，刘亚楼一时不知答什么为好。

毛主席接着说：“你做了那么多年的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难道今天还要我做你的思想工作不成？好吧，你去周副主席那边，他同意让你南下，我没意见。”

刘亚楼告辞后，拔腿走出了菊香书屋。途中遇到因病留在北平的罗荣桓，他问明情况后说：“你去找周副主席也没用，中央已经定了。”

“可我对空军确实一窍不通啊！”

“有谁一开始就对空军能通呢，不懂可以学。中央信任你才叫你挑这个重担啊。”

“那我这个空军司令是当定啰？”

“当定啰。”

“好，那我就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告别罗荣桓后，刘亚楼重新回到菊香书屋，对着毛主席敬了个军礼说：“想通了，干！”

“哎，这才像雷厉风行的刘亚楼！”毛主席满意地笑了。

当晚，毛主席谈兴甚浓，与刘亚楼一直交谈到深夜。

毛主席谈到人民军队从南昌起义，秋收暴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快要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靠的完全是陆军用小米加步枪打地面战争。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实说明，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们不可没有空军啊！

夜深了，毛主席把刘亚楼送到门口，拉着他的手说：“我们在延安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现在好了，有了已经培养出来的一些同志，有了广阔的天地又接收了国民党留下的一些基地和设备，建立人民空军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从此，刘亚楼离开了四野，担负起组建空军的重任。

中共领袖虽说才提出组成空军，但是高瞻远瞩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之初世界军事航空的发展趋势中，敏锐地洞察到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三年后，首次把目光射向了天幕，并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二、共产党人目光射向天幕红色飞行员冲上云端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创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

这一年，意大利人朱里奥•杜黑出版了他呕心沥血，潜心著述的军事理论著作——《制空权》。

杜黑在他这部传世之作中，系统地论述了空中战争理论，并富有预见性地断言：飞机在战争舞台上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往战争的面貌。未来战争将出现一个与陆上战场、海上战场并列的空中战场。空中战争的胜负将决定战争的结局，空军的作用将超过海军和陆军，因此有必要建立独立的空军。

他的理论引起了各国对空军建设的关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大地推动了空军的发展。

如果说神话是人类童年的故事，那么仅仅成立三年的中国共产党童年的神话，竟然与现代化的兵器——飞机联系在一起。

1924年9月，国民革命政府在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思想的倡导下，在广州大沙头飞机制造厂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校——广东军事飞机学校。该校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开创的中国航空事业最早的摇篮。共办两期。

航校第一期学员大部分来自黄埔军校，10名学员中就有4名共产党员，他们是刘云、王翱、王勋、唐铎。

学校的设施非常简陋，4架木制的寇狄斯霍克飞机便是航校的全部设备。

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下，航校的国共两党飞行学员携手并肩，随同教官，边学习、边打仗，靠着惊人的胆略和毅力冲上了云端。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革命的航空事业愈显它的地位和作用。

在后来的北伐战争期间，担任选遣队的叶挺独立团，于1926年8月先后拿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军伐吴佩孚的主力，10月又攻克武昌。战场上无不有涂有“中山”徽标的飞机助战，极大地鼓舞了北伐军的士气。

国民革命政府为提高飞行人员素质，加速培养革命的航空力量，于1925年7月决定从第一期学员中选送6名到苏联空军第二军事航空学校学习和深造。刘云、王翱、王勋、唐铎4名共产党员全部入选。

同年7月，广东航校招收了第二期学员，42名学员也大多数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其中有大量的共产党员学员，正是这批学员，亲自参加了北伐航空队，在北伐战争中屡立奇攻，为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26年6月，国民革命政府再次从第二期学员中选送12名去苏联深造。其中有5名共产党员，他们是常乾坤、徐介潘、李乾元、黎鸿章、金震一。

1927年9月，蒋介石通令全国各地反共“清党”，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

当时，中共在国内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已不可能，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出决策，从国外选派人才到苏联学习航空技术。

1927年4月，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弼、岳少文、蒋金才、罗国器、饶钧等12名党团员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苏联空军学校学习航空技术，毕业后到苏联空军部队实习锻炼。

1935年9月，党中央再次决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学校学习的同志中，选调刘风、王琏、李凡、李春、刘武、孙毅卿到苏联契卡洛夫空军第三航校学习。

1925年到1935年短短的10年间，中共先后选送4批优秀人才到苏联学习航空技术，可见共产党成立之初对航空事业的远见卓识。

1940年常乾坤、王弼、刘风等回到延安，组建工程学校，继续培养航空技术人才，他们人数虽说有限，却为人民航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铎是最早赴苏联学习航空的学员之一。出生在三湘大地的他，1921年11月同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进步学生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从此走了革命道路。在留法期间，与蔡和森等人发动了“二•八”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政府无理遣送回国。后到广州飞机制造厂学习发动机的制造和维修技术，1924年被选送到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学习，毕业后又被国民政府派到苏联学习航空。后来在苏联空军院校担任教官，还担任过莫斯科红场检阅的空中领航员，获得苏联最高的列宁勋章和红旗、红军勋章。在卫国战争中，参加了苏联空军冲击团，以见习空中射击副团长的军职上前线参战，建立了卓越战功，被誉为“佩带列宁勋章的中国飞行员”。

建国后，经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议，周恩来总理与苏方再三交涉，唐铎于1953年回到祖国，后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主任，1956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常乾坤是第二批赴苏联学习航空的学员。出于山西垣曲，1926年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后，考入广东航空学校，同年被选送到苏联红军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准校领航员。

1933年入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深造，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回国参战，先后任迪化航校教员，八路军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东北航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空军副司令员、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还有王弼、王琏、刘风、徐介藩……

这些共产党人航空事业的先驱者，在党的领导下，把目光投向蓝天，投向那一团轰鸣的希望之光，为日后人民空军的建立、成长和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借鸡下蛋”新疆航空队孵育“飞天”的梦

1937年5月，历经千辛万苦的红军西路军残部，在陈云的大力营救下到达新疆。

浩浩荡荡的西路军数万精兵，经过旷日持久的大漠血战，踩着西域大戈壁上灼如炭火的沙砾，步履艰难地到达了迪化（今乌鲁木齐），而这时的西路军已不足500人。如此惨重的损失让身为共产党元老的陈云唏嘘不已。

陈云知道，党中央计划是希望西路军残部走出困境，到苏联休整、学习的。在西路军还没有进入新疆迪化的时候，毛主席和朱德就曾给西路军军委发来这样的电报：

远方（指苏联）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赴远方求学的问题已决定了。因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星星峡。他们（指陈云、滕代远、段子浚、冯铉、李春田）在该地迎接你们。

谁料到时局的变化超出了人们的正常思维。

“七•七”事变后，党中央鉴于“国共合作”的促成，便决定撤消西路军赴苏联休整、学习的计划，并指示陈云充分利用新疆统一战线的有利环境，为我党培养各方面的军事人才。

在迪化，陈云向西路军的同志介绍了迪化和“新疆王”盛世才的情况：

迪化这座城市，是清王朝派左宗棠入疆后定下的城名，意思是启迪和开化。陌生的迪化城在西路军同志的印象里，没想到这里不仅不荒蛮，而且还可以称得上是一座挺不错、挺热闹的城市。

“新疆王”盛世才原来只是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一个作战科长，强烈的权力欲使他来到了新疆。不久，迪化发生政变，他便登上了国民党新疆督办的宝座。他深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加之新疆与苏联接壤，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抗日战争爆发后，盛世才为了自身的利益和生存空间，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实行“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对中共也表示友好。

正是利用统一战线的这个特殊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亲赴迪化，任中共驻新疆代表。西路军也得以入疆。

西路军进入迪化后，接受了盛世才提出的要求，摘下红帽徽，红领章，换上国民党军服，吕黎平等400多名久经沙场的红军老战士被编成了一个“新兵营”。

盛世才为了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在迪化开办了一个军官学校，这个学校专门训练坦克、装甲、火炮等特种兵。

为了扩建新疆办公署边防航空队，他还在学校增设了一个航空训练班，对外称航空学校，公开招生，培养飞行员和机务人员，还请了大量苏联专家执教。

一天，陈云来到了新疆办公署。

“陈云代表约见我，有何贵干？”盛世才迎着陈云说。

陈云看了看盛世才和身边的苏联顾问华西里将军，然后把中共希望派人参加军官学校学习的想法提了出来。

盛世才思索片刻，虽说满脸的不高兴，但鉴于国共合作的大环境，嘴里还是答应了，他毕竟不仅是一个残忍、暴戾的军阀，而且还是一个善手投机、奸诈的政客。

他自有他的小算盘，西路军参加军官学校的学习，他可以借此机会向苏联人多要些武器装备。于是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他的飞机不多，要苏联方面再提供一些援助，用于培养共产党的航空人才；二是共产党的飞行员和机务人员毕业后，不能马上离开，要帮助他把航空队的军威建立起来。

几经磋商和谈判，陈云和华西里同意了盛世才的条件。

一个月过去了，陈云在西路军挑选了25名年纪轻，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共产党员准备进入盛世才的航校。

1937年11月，陈云回延安汇报工作，党中央、毛主席当即批准了陈云这一富有远见的计划，并决定还从延安的抗大、摩托学校再抽调一批得力的干部，到新疆去学习航空。

在选拔去新疆学习的人员时，党中央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不日，延水河边的摩托学校，集合了40多名精壮的学员，准备进行选飞体检。远涉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充当了这次飞行员身体检查的军医主任。因为是马海德亲自给他们体检，可以算得上是中央首长一级的待遇。

因为盛世才的招生简历上要求学员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陈云翻阅了所有人员的体验表，着重看了看文化程度一栏，大都是写的“初中毕业”字样，陈云高兴地笑了。

而体检的人个个心里慌慌的，唯恐被刷下来，失去学习飞行的机会。

陈云发现这一情况后，说：“别紧张嘛！在苏联，我问过一位空军飞行机械师，文化低的人能不能掌握航空技术？你们猜他怎么说？他说，只要不是石头，就能学会。你们这些同志都不是石头，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还怕学不会吗？过去你们会打仗吗？会做政治工作吗？现在呢？不是都会了嘛。记着，不会的东西学会了，那才叫本事……”

听了陈云的话，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1938年1月，他们在呼啸的北风中登上美式卡车，告别了古城延安。

3月3日，新疆航校举行了开学典礼。来自延安和西路军的老战士共43名飞行学员分成了两个班，25名学飞行，18名学习机械维护。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

历史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吕黎平、安志敏、方子翼、袁彬、胡子昆、陈熙、刘忠惠、张毅、汪德祥、杨一德、方槐、方华、夏伯勋、黎明、赵群、李奎、谢奇兴、王东汉、龚廷寿、邓明、余天照、黄明煌、杨光瑶、王聚奎、彭浩、严振钢、朱火华、周立范、金生、曹麟辉、丁园、王云清、黄思深、陈旭、云甫、周绍光、刘子立、陈御风、吴峰、刘子宁、彭任发、吴茂林、余志强。吕黎平任支部书记，吕黎平和严振刚分别任飞行班和机械班班长。

紧张的学习很快就展开了。

航校的第一堂课是《机械物理学》，少校教官王膺琪高傲地走进教室。他一上课台，就把目光落在共产党派出的学员脸上。

他带着奚落的口吻说：“今天我们讲《机械物理学》，先复习一下中学学习的普通物理学内容，请哪位同学说说什么是物理三变态？”

读过初中的都知道，物理的“三变态”无非是固态、液态、气态的变化。

王教官一连点了几个共产党学员，没有人回答上来。

一个，二个，三个……被叫起的共产党学员站成一串。

指着这些个学员的鼻子，王膺琪问道：“你是什么学历？你？还有你……”

回答是高小、初小、小学二年级……

“谁读过初中？”没有人回答。

王膺琪火冒三丈，说：“这堂课，我没法上了。像你们这样的文化程度，还想进航空界？做梦。”

说完，一摔门，夹起讲义去了。望着教官离去的背影，共产党学员不知如何是好。

教育长徐杰来给学员上课，讲了半天，学员们仍是木然，他暴怒了，指着学员喊道：“给你们上课，简直是对牛弹琴！从明天起，你们都给我滚回去。”

一口恶气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学员党支部连夜开会。

党支部成员在学员中谈心、鼓劲、加油。

学不学得成是个人的事，但是决不能给红军丢脸，给党抹黑……学员们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地讨论着，一封封决心书拥向党支部。

一定要学有所成，一定要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党中央，回报毛主席。这是每一个学员的决心。

面对枯燥、深奥的理论学习，学员们个个都拿出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刻苦的学习。白天聚精会神地听讲，夜深了，教室里还灯光通明；熄灯了，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书；操场上，举着飞机模型汗流浃背的演练。

随着学习时间的一天天过去，一道道难题被攻克，一个个让人莫名其妙的飞机构造原理被解开……

刻苦学习的劲头，让教官们感到这批学员和以前的就不一样：“过去学员要从外面往教室里赶，这批学员得从教室往外撵。”

1938年4月，梦寐以求的飞天时刻终于来了。飞行班开飞，他们一个个在白雪映照的蓝天翱翔着，放飞着自己的梦。他们先后飞过苏制乌—2型双翼初级教练机、埃尔—5型双翼侦察机、伊—15型双翼歼击机和伊—16型单翼歼击机4种飞机，平均每人飞行1000个起落，300小时，飞行技术达到了作战水平。

机械班的学员经过学习和实习锻炼，也熟练地掌握了上述几种飞机的维护技术。

经过三年紧张艰苦的训练和学习，43名来自共产党的航空学员全部顺利完成了学业。18名学习机械的同志，以全优的成绩按期毕业，自豪地坐在毕业授衔典礼的席位上，并在以后成为了航空队机务工作的骨干力量。飞行班的25名学员也从海拔2000米的天山山麓起飞，跃入了白云悠悠的蓝天，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飞行生活。

历经暴风雨洗礼的雄鹰们脱颖而出，在新疆航空队中的整个中共学员形成了一支独立配套的、完全能够战斗的航空技术队伍。

盛世才的航空学校共办过三期训练班，第一期10名学员淘汰2名，第二期16名学员淘汰4名，他们的文化程度都在中学毕业以上，单飞淘汰率在20%以上。第三期25名共产党学员，全是小学文化，只淘汰1名，淘汰率仅为4%。

共产党人有了第一批能够形成战斗力的航空技术人员，正如为筹划、奠基这一事业而呕心沥血的陈云所说：“他们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的第一批骨干。”

1940年3月，从苏联治病归来的周恩来，乘飞机返回延安时途经迪化。在迪化停留期间，他接见了吕黎平等人，并勉励大家：“我们党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你们40多名同志既有会飞行的，又有搞机械的，一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期望，你们要珍惜目前的学习机会，争取用更好的成绩向党中央汇报。”

四、航空人才汇集北国“垃圾”部队捡出东北航校

1946年3月1日，东北通化，春寒料峭。

通化市第二中学被翠绿的松枝和五颜六色的彩纸装饰一新。操场上，600多名官兵队列严整，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上午10时，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受“东总”委托，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

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

同时宣布，朱瑞兼任航校校长，吴溉之兼任政委、常乾坤、白起任副校长，王弼、顾磊、黄以一任副政委，林保毅（林弥一郎的中国名字）任校参议兼飞行主任。

从童年就向往天空的共产党人，终于靠自己的力量，搭起了天梯，并迈出了铿锵的第一步。

航校对外称“三一”部队，老百姓也叫不真切，又见他们到处拉些破烂飞机，零七乱八的东西，就称他们是“垃圾”部队。

在1945年8月，党中央就做出了建立航空学校的决定。并决定把共产党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建在东北。

日军侵华时期，东北是日军的航空基地。日军利用东北机场较多，地势平坦等诸多优越条件，成立了航空训练机构，培养新飞行员和地勤人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在东北的这些航空训练机构、装备、设施、人员都来不及撤走，其中有的被苏联红军缴获、俘虏，有的被毁，还有的设施散落于民间，但机场、机库、工厂等大型设施，仍比较完整。

一俟日本宣布投降，党中央就派出了大批干部开赴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同时在东北建立自己的航空基地。

可是延安航空小组以及在延安的常乾坤、王弼、刘风、魏坚等迟迟没有接到命令，耐心等待着党中央的命令。

常乾坤琢磨着，前一阵子，中央领导同志一直讲，要在东北建立我们自己的航校，建立我们的航空基地，怎么没见动静。

1945年9月，常乾坤终于盼来了消息。

一天，叶剑英参谋长召见常乾坤，说任弼时找他谈话。

常乾坤来到任弼时的窑洞前。任弼时一边招呼常乾坤坐，一边拿起文件说：“中央决定要你们马上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我们自己的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为我们的空军打下基础。”

告别了延安，常乾坤和延安航空小组的同志向东北出发了，为创办人民的航空学校做准备。

中央前后共派出三批人员奔赴东北。尔后，又派出吕黎平等新疆航空队员和起义的刘善本机组。

12月15日，常乾坤一行风程赴赴来到抚顺市一所普通院落——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

东北局第一书记彭真认真听取了常乾坤和王弼关于中央将在东北筹建航校的决定和情况的汇报。

彭真站起来说：“中央的决定非常英明，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航空事业。目前我们在吉林就有一支航空总队。”

在坐的陈云接着说：“你们可以到那里去，在通化的航空总队的基础上建航校。”

常乾坤高兴地点点头。

常乾坤一行辗转来到通化，他们与航空总队的力量汇合在一起。

创办航校，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有飞机和航材。在航校建立的前后，筹建人员把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的工作作为一项主要任务。

到达通化的当天晚上，常乾坤和王弼就把延安来的同志分成几个组。第二天，各组分别奔赴东北各地，在被日军遗弃的机场、军需库及工厂，进行紧张的搜集航空器材工作。

他们从深山老林中挖掘出被日军掩埋的航材；从荒芜的机场搜集起一桶桶航油；在山野迫踪老百姓的马车，换回马车上的飞机轮胎；残破不全的飞机，像宝贝一样用马车拉回去。

在搜集运输航材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扎断了手脚，成了残疾；有的累出了病。在被世界军事史学家称为“恶魔部队”的731细菌部队驻地，2名搜索小组的成员误入了细菌试验室，永远倒在了废墟上。有的同志遭到国民党匪特袭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王弼带领的搜集小组在位于铁岭的平顶堡，搜寻到一个日军完整的航材库。随即进行了紧张的抢运，战士们刚刚从这个库中运出汽油200多桶、航空仪表100多箱，飞机发动机100多台，国民党部队便攻占了铁岭，并向平顶堡一线扑了过来。

常乾坤带领的搜寻小组在朝阳镇，惊喜地发现了日军遗弃的几十架飞机和10多台发动机，可是这些飞机太破旧了，有的简直就是一堆废铁。

常乾坤摸着锈迹斑斑的机身，说：“我看能拼凑几架飞机算几架，其余的当零件使用。”

大家从这些飞机中淘劣选优，拼凑了9架外壳比较完整的“99”式高级教练机和“隼”式战斗机。

搜集小组的足迹遍及东北三省30多个城市，50多个机场。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共搜寻到各种飞机120多架，发动机200多台，油料2000多桶，航空仪表数百箱，各种机床设备等空军用设备2800多马车。

东北的铁路交通，在日军投降时几乎被破坏殆尽，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成百上千吨散落在东北各地的航材，只能用拉、肩扛、马车拖的原始方法转运。沿途的老百姓看到马车拉飞机，跑出村子追着看稀奇。

在小火车能够开通的地段，搜寻小组的同志把这些“垃圾”装上火车，由于小火车马力不足，翻山越岭只能是大家推着火车前进，地方政府也组织起民工队、马车队支援航校。

就是在这种异常难苦的环境下，白手起家，创建了共产党人的第一所航校。

有一次，常乾坤站在搜寻到的器材前，风趣地说：“人推火车、马拉飞机，写到空军史中也是一大奇观。”

解放战争全面打响后，为了充实和加强航校的建设，“东总”免去了朱瑞、吴溉之的兼职，由常乾坤任校长、马文任第一政委、王弼任第二政委。

1947年9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进一步深入，任命“东总”参谋长刘亚楼兼任校长，东北军政大学副政委吴溉之兼任政委、常乾坤任副校长、王弼任副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