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林，1946年11月生，山东德州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思想理论教育导刊》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相关成果获得北京市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3)、国家“五个一工程”奖(1994)、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04)，主持国家级精品课程2门(2004、2009)，被评为北京市德育先进个人(2001)。近年获奖有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20)、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21)。独著或主编著作18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2024年5月召开的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推进会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动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因此，沿着“第二个结合”的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是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必由之路。围绕如何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推进思政课内涵式发展，我们专访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书林教授。

一、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视教育和教学方法方面的思想内容，改进和提升思政课的教学效果

▲(采访者简称▲，下同)：刘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为了守正创新、推进思政课内涵式发展，高校教师首先关注的是改进思政课的教学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学方法能够适应现代思政课的课堂教学需要吗?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课堂教学是有规律的。中华传统文化5000年特别是近2000多年间积累的教育教学的经验，那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是富于传承的生命力的。比如：“教学相长”这个概念，我年轻时以为这是现代社会教育教学摸索出来的新经验，其实这是极大的误会。“教学相长”，是成书于汉代、内容起源于夏、商、周的《礼记》的内容。也就是说，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把“教学相长”的道理写入了《礼记》。当时是这样写的：“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礼记·学记》)“教学相长”即源于此。

古人有时还把“教学相长”中的“教”字写作“敩”(jiao)，意为教和学这两个侧面是互相连接、不可分离、互相推进的，教带动学，学推动教。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教学相长”内在的辩证法哲理值得很好地借鉴、深入地思考。

《礼记·学记》还介绍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问答之学，颇有趣味。书中指出：“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也就是说，善于回答问题的老师就应该像钟那样，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问的问题小就少说，问的问题大就多说，一直要等到学生问完了、不再问了为止。

这是很有学问的。如果学生没有问那么多，老师却滔滔不绝，学生就会觉得老师唠叨。学生一时没有问的问题，过一段时间有可能在更深层次上发问，那时再给以适度加深的解答。这样根据学生提问的实际，有节奏地回答，就建立起学生对答者的信任和崇敬。关于善于答问的这段话语，我在师大毕业后不久就看到了，但直到50多年后才在《礼记·学记》中找到了原文。如果50多年前就有此领悟，这期间的教学该受益多大啊!

“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出于《论语·先进》。书中记载了孔子根据子路和冉求两个学生的不同性格，对同一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孔子的解释是：冉求这种人平日做事退缩，所以我就要给他一点鼓励;子路的胆量很大、勇于作为，所以我就要压压他。这就是“因材施教”的由来。

我相信，把古代的这些教学经验和方法引入我们的思政课，有助于我们把思政课讲得又深又透又活。

▲：看来，想要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搞好思政课教学，首先需要学习和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同时还需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辨别能力。

●：说得对。首先要在看书学习上下功夫。过去我们在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弱点，现在应该下大力气补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在不同年代、不同著作中是重复出现的，如果阅读跟不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不能全面、深刻地掌握它的价值。

比如，我在《毛泽东年谱》里读到，毛泽东在1960年12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大臣向楚庄王进谏的故事，讲到“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当时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我隐约记得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齐威王与其大臣淳于髡之间的，怎么这里变成发生在楚庄王和大臣之间了?我起初读的是《史记·滑稽列传》，书里确实记载的是这个故事发生在齐威王与大臣淳于髡之间。但读到其他更多的书籍，就发现了更多的说法：在《史记·楚世家》中，类似的故事发生在伍举与楚庄王之间;在《韩非子》中，类似的故事发生在右司马与楚庄王之间;在刘向撰写的《新序》中，类似的故事发生在士庆与楚庄王之间;在《吕氏春秋》中，类似的故事发生在成公贾与荆庄王即楚庄王之间。对此，韩兆琦先生译注的《史记》版本，在相关注释中引用了南宋大学者王应麟的评断。这位写作《三字经》的教育家评论说：“司马迁盖取自民间故事，大众之口头创作，焉能追根究底?”还有的注者评论说：“盖皆小说家言，只能姑妄听之。”了解了这些情况，才知道毛泽东把楚庄王作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取了大多数著作家的说法。遇到这种情况，如果读书少了，就会由于认识片面而产生误解。所以说，书要多读。

思政课要做到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财富，还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两个结合”和“六个必须坚持”，以提升分析、批判、吸收的能力。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经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这可以视为我们党对待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然而，充分吸收的前提就是具备分析批判的能力，一定的文化遗产只有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恰当的判断。毛泽东指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这应该作为我们今天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纲领性指示。

二、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追求理想社会的思想内容，帮助学生树立和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加强对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帮助和引导学生树立和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应怎样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财富?请您谈谈看法。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的相关内容，在几门思政课之中都有涉及。这方面的要点，一是深刻理解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指引的“两个必然”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三是历史上追求理想社会的历史知识。其中第三点是当前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财富讲好思政课需要着重强化的部分。

在历史上，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道德经·八十》)的理想社会;孔子陈述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荀子》倡导“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荀子·王霸》)的王道乐土;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设计了“人民共乐”的“太平世”“大同世”。历代农民起义也提出过“均贫富”或“太平天国”。但是，这些人的理想愿景大都是往后看，总是想回到过去某一历史画面中去寻找理想社会。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掌握唯物史观，还没有向前预测社会发展的能力，所以他们的理想追求不可能实现，得到的只能是一次次的失败。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唯物史观，看清了中国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思想上得到一次真正的大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揭开了近代文明蒙尘之谜，明确认识到：要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要的条件就是赶走帝国主义、打垮封建主义，争得民族独立自主的权利，把国家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具体途径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引领新的救亡运动，坚定不移地以中国共产党作为凝聚一切救亡力量的核心。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把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这一近代中国人民的百年夙愿设计成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道，在1949年10月开启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篇章。与以往的千年追求和百年奋斗不同的是，我们在思想上懂得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我们手中有了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中华民族有了与豺狼虎豹周旋的能力和经验。

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在追求和实现理想信念问题上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因地制宜的高度灵活性。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曾经长期领先发展，鸦片战争之后经历过一段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时期。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工业化路程，但我们要完成的任务太艰巨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太复杂了。

人们在提及《礼记》中“天下为公”的社会时，常常忽略了孔子接下来描述为“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按照孔子的说法，“小康社会”是一个标准低于“大同社会”的现实社会。这个社会虽然存在着很多不理想的冲突和矛盾，甚至出现了争夺、阴谋和战争，但孔子认为，只要“谨慎地实行礼制”，用礼义加强对人们的教育，就可以使人们孝敬双亲、抚养子女，就仍然可能出现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六位君子这样的英杰人物治世的“小康社会”(《礼记·礼运》)。在社会不能满足“大同社会”条件的情况下，孔子提供了一个有可能实现的“小康社会”作为“次选择”，这也是对混乱现实的救助，因此习惯上把“小康社会”作为一个现实的、值得追求的目标。在作为最高理想的社会目标短时期内无法成为现实目标的时候，选择一个标准较低、但仍保持走向较高社会发展状态的目标，成为人们对孔子“小康社会”的一种理解。我们的祖先关于选择适当的社会发展目标的方法与思路，使得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得到了深刻启发。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又提出“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小康的国家”等概念。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小康社会”的概念，这与孔子描绘的“小康社会”在很多方面具有契合之处。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康社会”的概念对于指导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意义。他指出：“《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然，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由此看来，自古至今，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有着独特的思想传统，这就是一以贯之地追求最高社会理想;在无法达到最高社会理想的情况下，也要尽力设计可以达到的“次选择”和“替代目标”。这一思想源远流长，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这样讲理想信念，就能够把历史与现实贯通起来，取得向理想社会发展的切实进展。

三、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丰富内容，疏通思政课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根脉及其马克思主义魂脉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又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指向。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教学体验。

●：《共产党宣言》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思想来到中国，能够深深扎根、旺盛成长、开花结果，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的热土有关系的。

历代称作“六经”之一的《尚书》，堪称中华最早的史料集，其中就有关于“民本思想”的许多记载：“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尚书·盘庚下》);“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尚书·说命上》);“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这深刻彰显了中华文化中蕴含着丰厚的民本思想。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以“天下为公”“民惟邦本”为代表的“民本思想”广为流传。描述君主与民众关系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体现的也是“民本思想”的道理。这个道理，我最初得自《旧唐书》。唐代的魏征曾多次向唐太宗陈谏，他将君民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告诫唐太宗：“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进谏，“天下大宁”。西汉时期刘向编撰的《新序》里，记载了孔丘与鲁哀公在对话中谈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内容。南朝刘宋时期范晔编撰的《后汉书》中，记载了东汉时期的名臣皇甫规与梁太后谈论“舟水关系”的内容;三国时期王肃整理的《孔子家语》中，也把孔子与鲁哀公谈论“舟水关系”的话语作了记录，并清清楚楚地注明：“又见于《荀子·哀公》、《大戴礼·哀公问五义》、《新序·杂事四》”。经过不断读书，我了解到最早记载“舟水关系”的应该是荀子的作品。《荀子·王制》和《荀子·哀公》两个章节都有完整地论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对于“舟水关系”在学术史上流传的情况，如果读书不够，就不会理解到位。

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掌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统治阶级同人民群众关系的认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牢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只有读过了历史上关于“舟水关系”的话语，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教导在今天的重要指导意义。思政课教学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贯通起来，才能使思政课“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立场”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我们党就回应了民主人士提出的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面临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新时代以来，面对更为严峻的风险挑战，为了确保我们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保持朝气蓬勃的状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地位，我们党经过艰辛的探索，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索中，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思想，也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深厚的民本思想传统，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因此，“民本思想”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文化渊源。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讲述党的群众路线，就会使思政课上这部分教学内容更有底气、更有说服力。

四、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史学基础，在思政课教学中充分展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的宽广视野

▲：许多人说，中国文化的底蕴是以史学为基础的。请您谈谈丰厚的历史知识的积累对于今日思政课发展的意义。

●：此话讲得有理。史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底。丰厚的历史知识的积累，对今日思政课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史学的光荣传统。早在上古时代，中国就设立了专门的史官，负责记录和编撰历史资料。《礼记》有云：天子“动辄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也就是说，天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史官记录。另外，古代史官的称谓各不相同，种类也很多，如太史、青史、左史、右史等，这反映了史官职能的明确和分工的细化。有学者认为，古代史官之众，不减隋唐。可见自古以来我国史学基础之发达。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六经”中除了《乐》和《易》，其他四部都属于史学范围。《汉书·艺文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说明了史学在中华文化中的基础性地位。

设置专门的史官，只是中华民族重视史学的一个侧面。更为深刻的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对编纂史书给予了重视，并十分注重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涌现出了《二十四史》这样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的皇皇巨著，而且还形成了尊重史实、秉笔直书、崇尚青史留名的史学传统和史学思想。西汉司马迁的追求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晋代王羲之预见：“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宋代文天祥有诗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宝贵的史学传统和史学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先人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仍不过时，对于我们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鼓励着新时代的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以更加开阔和宽广的心胸面对祖国和世界，培养守正创新的科学思维方式，树立具有唯物史观本质的、中华民族品格的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深刻体现，它深刻把握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势，科学回答关于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中华文化所蕴含的丰厚的史学基础和文化传统，是培养、树立和运用大历史观的优越的思想条件，我们应该把这份财富牢牢掌握在手中，充分发挥其在教学和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大历史观强调联系历史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过程，体现历史的系统性、整体性、辩证性和发展运动的特点。史学家瞿林东认为，李大钊关于历史有独到的见解，其历史观有三个特点：(1)历史的实质与社会的实质是相同的;(2)历史是变革的;(3)历史不是只指过去，而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运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概念来思考问题、处理难题，引领人们联系过去、现在、未来正确看待当代历史。如果我们将其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就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针对性。

运用大历史观，能够更加雄辩地证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而更加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历史规律的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越是宏观的结论，就越是需要更大的时间跨度作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思政课教师的历史视野中，要有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要有五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要有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斗争史，要有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的奋斗史，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发展史，要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史，要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只有具有宽广和长远的历史视野，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才能教育和引导学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请您谈谈其重大意义。

●：的确如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正确对待两个历史时期的论断和部署，是对我国和国际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决断，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相去未远，我们决不能忘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历史教育。高校思政课几次改革方案，都强调了历史教育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对历史教育更加重视，明确提出了学习“四史”的要求：“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历史教育和历史知识的价值观，中华文明积累的丰富的历史知识财富，肯定会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中发挥极大的作用。

五、继承和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动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传统，服务于思政课关于“对外开放”方针的科学阐释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华文明的历史被歪曲为“闭关锁国”的历史、拒绝对外开放的历史。请您谈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全球华人都关注的问题。这些歪曲历史事实的论调，实际上是对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无知，是对新中国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实践的污蔑和丑化，同时也是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污蔑和丑化。

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根据近代以来中国在东西方侵略势力威胁下一时出现过自卫和被封锁局面，就把中华文明的历史歪曲为“闭关锁国”的历史。史实恰恰与之相反：中华文明是较早主动对外交流的文明。了解中华文明领先对外交流和开放的传统和史实，在新时代更好地搞好国际交往交流、文明互鉴，这对于推进思政课教学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国对外交往、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源远流长。根据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所著的《世界上古史讲义》，古代中国就已经开辟了三条对外交往的大道。一是天山北路。这条路位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向西可到中亚、巴比伦，更西直到地中海东部，向南可到印度。二是天山南路。这条路沿塔里木河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即可到达中亚。三是南方大道。这条路经过崇山峻岭和半热带的森林，可至现在的缅甸，然后转往印度。虽极难通行，但很早就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人们所利用。丝绸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商品之一，很早就经过这些对外交通大道输往亚洲西部，甚至辗转到达希腊。大约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希腊已有关于中国丝的记载。当时希腊人称丝为“sericon”，称中国人为“Seres”，即“丝人”。到汉代，中国的丝绸已输往西亚及欧洲，张骞引入了多种西方植物。另外，间接的商品交换，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物质交流如此，中国与外国的思想文化交流更是成就辉煌。在自主选择、吸收外国文化方面，中国体现出很强的自主性。以佛教为例，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在印度本土已衰亡，而由印度传到中国的佛教，却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任继愈先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谈佛学的文章，曾被毛泽东称为“凤毛麟角”。任继愈指出，中国佛教文化传统、思想资源可以成为构建我国新文化的珍贵思想资料。他指出了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也指出了对中国佛教文化传统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文明交流、文明互鉴的积极意义还体现在不同文化跨越历史阶段彼此深化理解的可能性。比如，中国的科举制度从隋代创立，到1905年废除，其弊端深受诟病，但出人意料的是，19世纪后期，西方较发达的英、美、法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却看中了中国科举制度包含的平等竞争原则和择优录用方法，从而将其设计为本国文官考试制度的重要环节，使其变成了制约封建宗法势力、提高政府机构工作效率的机制。换一种眼光看问题，就可能发现新境界。这就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特殊意义。

这些有关对外交往、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如果融入我们的思政课，就会提升思政课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使得师生们形成关于对外开放的正确认识。这不仅有助于清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而且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有助于推进思政课内涵式发展。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0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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