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浩林按：草根网发表了杨松林的“我为什么要写‘关于饿死三千万’真相一书?和高粱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序言”。有一篇端阳生的“走进大饥荒的中心地带——与辛子陵大校对谈‘大跃进’”，发在这里，以飨读者。】

　　走进大饥荒的中心地带

　　——与辛子陵大校对谈“大跃进”

　　端阳生撰文 裴浩林推荐

　　(一)

　　首先亮出发言权

　　2011年2月10日，国防大学的一位大校军官，名叫辛子陵(本名宋科)在该校某次座谈会上发言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搞的“大跃进”，活活饿死3755万人。毛泽东和他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罪魁祸首。毛泽东倒“三七开”才对。

　　关于“大跃进”的讲话、文章、专著，伴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脚步，层出不穷，可谓铺天盖地。但像辛子陵先生公布的这个饿死人数字，和对毛泽东的有罪指控，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他对“大跃进”的发言权(资格)和招引力，无非就是他在网上亮出的诸多金字招牌：国防大学、解放军大校、共产党员、著名学者、传记文学作家等等，可谓光华四射，居高临下。更有“庐山会议专业户”李锐先生的推崇呼应，一夜之间在网上走红，成为时政领域的明星。

　　至于老汉我，笔名端阳生，真名王生明，只是1944年入伍的一个八路军小兵，转业后依次在河南青年报、潢川报、山西四清报、雁北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法制日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无名记者，名片的含金量远不及辛子陵先生。但是单就“大跃进”这个话题而言，我自信比辛子陵先生更有发言权。理由如下：

　　首先，我想问一下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吗?我来告诉你：

　　“大跃进”既不是发源于我的故乡山西省，或你的故乡河北省，也不是发源于北京城的中南海，而是发源于一位名叫吴芝圃的故乡河南省。证据如下：(1)新中国的第一个公社，诞生于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嵯岈山乡，它的创始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大名鼎鼎的谭震林(毛泽东戏称“谭老板”);(2)“人民公社”这个响亮的名冠创始人，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河南省新乡地区七里营乡政府的徐秘书(大学生);(3)第一个为“大跃进”作总结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者，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他是“杞人忧天”的杞人(河南省杞县人)。1959年秋天，他撰写的宏伟论著《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占了《人民日报》的4个版，占了《红旗》杂志(某期)的全部页码。这是新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罕见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上述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轶事，都发生在河南省，都发生在我的身边。因为我当时就在河南省工作，我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难道没有资格和你对谈一下“大跃进”吗?

　　再者，我想再问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时期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吗?我告诉你：

　　灾情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不在广西，不在安徽，也不在四川，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河南省饿死人最多的地区，是信阳专区(18个县)。在18个县里，饿死人最多的县是光山、潢川县。我在潢川县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

　　你不是说饿死了3755万人吗?那我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了。所幸我没有死，要是死在那个年代，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你都会把我统计到饿死人的数字里去的。因为多统计一个，你就能给毛泽东、共产党多增加一份罪责。今天，我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要和你理论一番“大跃进”，你不感到突然吧?

　　(二)

　　身历“大跃进”全过程

　　如上所述，我在“大跃进”的发源地河南省，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运动初，我担任过信阳地区“卫星”报告团团长，带领十几位科学种田能手，到全区18个县巡回宣讲过“放卫星”，也算是个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调到省城郑州市，以《河南青年报》记者的身份，先后在豫南固始、商城、新县一带采访过青年试验田;在豫西伏牛山鲁山一带，采访过青年炼铁厂;又在豫北源阳、滑县、新乡一带采访过若干个人民公社。我撰写的经济调查报告《七里营人民公社一周年》，编辑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予以发表，鼓吹“大跃进”不能说不卖力气。

　　然而，党和毛泽东主席对我的一贯教导，八路军、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没让我的头脑发昏。尤其是毛主席对党的高层领导表现的浮夸之风，及其潜伏的巨大危害很不放心，除先后在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讨论和印发文件，制止“共产风”外，他还打破常规，于1959年4月29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农村党支部、生产队、生产小队长写信，印发《党内通讯》，号召基层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理直气壮地抵制来自省级、地级、县级、社级的高指标、瞎指挥。(这封信的全文我附在后面——端阳生注)这里，我先摘录其中的3段：

　　毛主席写道：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据后来党的高层会议(1962年中央7000人大会)简报披露，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被河南、四川等省委扣压，没有发到基层，只发到县级。《河南青年报》总编辑崔泽东、副总编胡炜同志(已故)，认为不能对新闻工作者封锁消息，才得以在全体采编人员中传达。听了毛主席关于“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教导和警示，压在我心内的“老实话”一跃而发。我在多种场合冒然发言：

　　“你们河南人尽会吹牛”、“《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搞虚假报道”、“西平县亩产小麦7320斤是颗假‘卫星’”，“鲁山县马楼乡根本没有钢铁书记，让我空跑两趟，丁ⅹ副总编指责我没完成任务，我不接受”、“人民公社可以试办，但不该‘化’”、“在全省我只见过一个公社办得不错(指七里营人民公社)，其余的都差劲，有的还不如退回高级社，退回初级社”、“把潘复生同志、杨珏同志、王庭洞同志画成狐狸和狼，是混淆两类矛盾、侮辱同志的人格”‥‥‥

　　我的上述言论，终于引来灾祸。1959年深秋，党内“反右”运动开始，我们的崔总编被指令下乡搞调查，副总编胡炜送党校学习(体面过关)。我被共青团省委指控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批斗会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党小组决定“开除党籍”，支部决定“留党察看”，省直党委决定：“思想严重右倾，免于处分，下放劳动。”

　　1960年深秋，我和省直机关500多名“右”字牌干部，被发配到信阳地区劳动改造，这大概是由于信阳地区“三面红旗”举得最高，有利于震慑、改造我们这些“反对派”的缘故吧!(官僚主义者没有想到，正是由于把我们发配到这个地区，他们吃了大亏)

　　当我们“右倾”同志到达劳动改造地潢川县不几天，就发现此地不大对劲，好像经历过一场大地震，“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地干群自我描述)。群众见了我们不搭话，只喊：“妈吆!”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久，所有下放干部接到通知，紧急回县城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令：

　　“信阳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和死官僚掌权，要向他们夺权!”

　　这真是晴天霹雳，在省城和“当权派”们争论了大半年的“形势问题”豁然开朗，我们“右”字号干部该翻身了。但谁也不敢猜测，翻身的那一天何时到来。没几天又接到通知回县城开会，传达中共南方局的决定：

　　省委书记吴芝圃到重灾区光山、潢川等县，向人民群众当面请罪;原中共信阳地委，除副书记、专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树藩同志官复原职，其余11名常委(包括地委书记路宪文)统统请进临时看守所接受审查。全区地、县、社(乡)、队(村)四级政权、四级党组织全部一锅端，让所有下放到当地的“右”字号干部，一律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参加夺权斗争。下放干部(右字号)张时遇同志(原省农业厅副厅长)被指定为临时县委书记。我跟随张时遇同志到几个公社(乡)，召开群众大会，把原公社(乡)队(村)干部，由武装战士从看守所提出，押解回村，接受群众面对面的审查。主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根据群众检举揭发事实，征得群众的同意，当场作出决定：或继续关押，进一步审查，或当场解禁，官复原职。

　　以上就是1960年，因“信阳事件”引发的全国“5个月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也可以说是，调查“大跃进”中饿死人事件。

　　(三)“党代会”摆功追过

　　1961年小麦上场的时候，潢川县召开了“党代会”。想起张时遇同志向全县新选出的党代表作报告的盛况，至今都让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他在讲话过程中，每宣读完一个数字后，都会引发出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总共清查出XX个土改时漏网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为非作歹的坏分子!(热烈鼓掌)

　　我们撤职查办了以梁XX为首的一伙死官僚分子!(热烈鼓掌)

　　全县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有了可靠保障!(热烈鼓掌)

　　我们有XX个妇女有了月经，有XX个妇女怀了孕!(眼泪、呜咽，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有一个数字大家都很关心，但是我不能向大家公布，不是不敢公布，是几个数字自相矛盾，不好确定哪一个数字比较准确，这很让我作难……

　　去年一秋一冬，由于死官僚主义者好大喜功，谎报丰收，春天吹了牛，秋天没给群众留足口粮，我们潢川县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但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完全断粮饿死，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供应短缺，营养不良，对疾病的抵抗力不强而死亡的?很不好分辨。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医院请教过几位医生。医生们说：要弄清这个数字，需要对每一个具体对象做死前健康调查，和死后尸体解剖。而这是我们无力办到的。因此这个数字只好暂时悬着……

　　同志们!我多次说过：不要因为自己曾对某乡某村饿死人负有责任，而有意缩小这个数字;也不要因为自己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斗，受过委屈，为了出气，为了给梁德柱同志(前县委书记)、路宪文同志(前信阳地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前省委书记)加重责任，而有意扩大这个数字。我们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梁德柱同志就是因为没讲真话，向党和人民讲了假话，害了潢川人民，也害了他自己……”

　　1961年盛夏，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省直机关在反右倾中被下放的干部，全部返回省城，住在河南饭店。我们主要以撰写文章的形式，向大会、向中共南方局、向党中央，倾诉自己受到的迫害，检举揭发以吴芝圃为代表的“当权派”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我们的文章不限长短，不限篇数，只要本人愿意登《会议简报》，就能以大号字秘密文件的形式，送到总书记邓小平和陶铸、王任重、李先念等同志的案头。

　　这次平反会议开得很民主、很轻松，甚至很舒服。两人住一间客房，写字台上摆着笔墨纸张，还有象棋扑克牌，伙食有特供补助，省军区开仓库送来了蚊帐，每晚都有电影或豫剧招待。为时一个月的马拉松会议期间，只开过3次大会，审听吴芝圃同志的检讨。就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500多名“右”字号干部全部获得平反。

　　(四)回望“大跃进”

　　回望远去的“大跃进”年代，每想到河南省千百万勤劳朴实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满足城市用粮、工业用粮，向国家多卖商品粮，他们不辞劳苦、勒紧裤带，忍饥受饿的情景，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干部，在热情与自信的燃烧中，没把毛泽东同志向他们敲响的警钟(《党内通讯》)当一回事，以致一年以后，由他们种植的苦果，把全省人民带进了大饥荒的困境。他们有错、有罪，应该受到惩罚。而且当时就受到了惩罚。就因此该把“大跃进”当作共产党的恶行、当作毛泽东的罪行，没完没了地声讨下去吗?

　　我至今认为：“大跃进”用哲学的观点审视，是科学的(孙定国、艾思奇两位哲学家亲自到郑州市、登封县论证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它是革命的、激进的;再用实践检验，也是成功的。不“跃进”，就没有新中国;不“跃进”，新中国就立不住;不“跃进”，新中国会永久失去拥有原子弹、氢弹的机会;不“跃进”，就没有大庆油田，也不会有昆成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不“跃进”，就会被帝国主义摆布蹂躏。现在执政的领导人，不也说过“要跨越式发展”吗?

　　总而言之：由河南人和河南人民发起，被毛泽东认可、推广的“大跃进”，不是愚人的盲动，而是历史所迫，是毛泽东的英明选择。否则，我们中国人没有资格站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我们的艺术家没有底气高歌《我是中国人》!

　　我愿以原河南省普通干部的身份向历史作证：河南人、信阳人、潢川人，在他们父兄的坟头上，在“5个月的民主革命补课”中，没有人控诉共产党，没有人控诉社会主义制度，更没有人控诉过毛泽东。恰恰相反，他们感谢共产党、毛泽东及时把饥饿的人群，从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坏人，以及死官僚分子的魔掌下解救出来。他们面对面地质问吴芝圃、路宪文、梁德柱，为什么不传达、不执行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

　　我，一个在“大跃进”中挨过批斗、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的老兵坚信：“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画卷上很悲壮、也很亮丽的一页。我有幸经历“大跃进”的洗礼，感到十分自豪!

　　辛子陵这类人，他们既要享受“大跃进”的成果，又要嘲弄、漫骂、诅咒“大跃进”，我对他们这种不道德行为，只能以鄙夷的口吻说：“你们是狗咬吕洞宾!”

　　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省力气的办法，是在3755万后再加一个“0”。

　　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