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  林                    写于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至二十二日

    这一卷记述的是从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至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为止，毛主席的事务活动记录。我从四月十七日开始，到五月七日为止，共二十一天读完这658页。也是逐字过目地粗读了一遍，没有细想，更没有认真领悟，只是偶有所感就随手记下了一些情节提示和在书上的页码。以备查阅。我读四卷后除了加深了此前读一、二、三卷的感想外，又有一些新的感想，兹记述如下：

    第一是通过阅读《年谱》四卷，隐约感到毛主席在这两年三个月期间内，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和核心领导作用有更加边缘化和大权旁落的印象。我的依据有四：

    一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就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写了一篇给省、地、县、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讯》，另写：“刘、邓、周、陈、林、朱、谭、彭各同志：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党内通讯》，请你们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直作改动”。这封《党内通讯》写了六个问题；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为什么他对刘、邓等人说他是‘心血来潮’？我认为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一个多月来，他为落实会上制订的《十四句话》的方针，为纠正‘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为落实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体制，他找了不少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谈话，也用《党内通信》写了三次信，还提出要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用‘上下层夹中间层’的办法打通中间层的梗阻，但都落实不下去，成效甚微，作用不大。他的指示不再被人重视了，使他深感失望和痛心。但他又不甘心让五亿农民和三千万基层干部继续受苦。此时，他不好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越过中央一线领导人来发号施令，万般无奈，突发奇想，只能以他个人的名义直接给生产队长、生产小队长们（前面那四级只是作陪衬的）写信了，这充分说明他当时处境艰难，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深感孤立无助。在这封信中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这个‘上级’是指谁？我看不是指公社、大队，也不是指县委、地委，至少也是指省委或中央高层某些人，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是他的‘对立面’。信中还说，“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中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他所指的这个讲‘大话、高调’的人，也不是指一般的干部，而是党内高层某些人。在信中最后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P33-35页）”。这封信，把他和党内高层某些人的分歧和矛盾暴露无遗，也把他的不满情绪发泄得淋漓至尽。这篇通信虽然经同意由中央办公厅发出，但并未引起省、地、县各级的重视，甚至被认为与有些人推行的‘高调’不合拍，而有意无意地被‘中间层’拦截了，真正转发到生产队和广大农民中去的极少，从《年谱》记载上看，只有湖北孝感地委写了一个报告说：“各县把文件都印发到了小队，全地区参加听报告和参加讨论的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具体反映是：（一）认为说真话，才有真干劲，说假话害死人。（二）生产小队干部对主席关于能产多少就包多少的指示都举双手赞成。（三）许多人认为，密植权下放，又多了一个自主权。（四）群众普遍欢迎多种，许多生产队主动扩大了种植面积。（五）节约粮食问题，群众反映这是给我们敲了警钟。此外，还有一些小队干部和社员有顾虑，主要是怕领导干部不执行主席的指示”（P47页）。这充分说明，在毛主席和五亿农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肠梗塞’现象。

    二是毛主席对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只有建议的权利而没有决定的权力。例如，一九六零年三月十五日，他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湖南文件一件，山东文件一件，我替中央各写了一个批语，另外有江苏文件一件，是请求中央允许他们开万人大会的。我也替中央写了几句批语。共三件，今送上，请提向中央会议通过，在七日至十日内发出，并送达各省市区第一书记手中。你们如感有不妥处，请加修改（P343页）”。又如，次日，再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替中央拟了两个批语，一个是关于技术革命问题的，一个是关于食堂问题的，现送上。请邀集有关同志谈一下，如同意，请迅速发出去。如有意见，请径作修改。另为中央草拟一个电报，是关于卫生工作的一并送上审核，并请迅速办理为盼！（P346页）” 这两封信的发出，从程序上说是正常的。但在用词的口气上，却不是一个中央主席征求其他领导同志意见的口气，而是一个下级向上级汇报请示的口气，与前几年同类信件的口气明显不同，一个‘替’字意味着什么？很耐人寻味！这是否表明，毛已被架空，中央的实权已在刘、邓手上？

    三是公然以反对庸俗化和坚持集体领导为理由，要求全党降低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力度和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最高领袖地位。《年谱四卷》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到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等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这就不正确了。邓小平说；这就不利。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这样作战才有利。否则庸俗化了。周恩来说：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庸俗起来了。什么都说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说：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彭真说：有些文章对毛泽东的领导和集体的关系处理得不恰当。毛泽东说：写给中央的报告写成主席并中央就不成样子了。” 四个党中央领导人集体、当面对毛泽东提出以上问题，使他相当尴尬，他当场的两次表态也不过是随声附和罢了。二十五日上午，邓小平立即不失时机地在天津会议上讲话中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也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思想’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我们这个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符实际。（P361-362页）”邓的这个讲话不是随意而发，而是思虑已久，且在中央已议过。这个讲话的深刻内涵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每个中国人都是明白的。

    四是毛主席在此期间离开北京这个政治权力中心，到外地视察、调研、会见外国朋友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据《年谱四卷》记载：第一次是五九年四月一日离京赴天津召开八届七中全会，五日抵杭州，十二日返山东，十四日抵天津，同日回京，外出十四天。第二次是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离京经邯鄣、郑州、武汉、长沙、韶山、武汉、九江，七月一日上卢山、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八中全会，一直到八月二十七日才回京，共六十六天。第三次是五九年九月十八日离京，二十五日回京，共八天。第四次是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离京，一直到六零年三月二十九日才回京，共一百五十八天。第五次是六零年四月二十八日离京，七月二十一日才回京，共八十四天。第六次是六零年七月二十五日离京，八月十六日才回京，共二十二天。以上合计，在此两年三个月的八百二十一天里，共离京在外三百五十二天，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五。他外出的大部分时间是找各级干部谈话调查了解情况，下基层单位考察接触群众，会见外国朋友，也批阅了一部分报送他审阅的文件，还主持过几次在当地召开的会议，对中央的日常工作基本上没有过问。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他邀请陈伯达、胡蝇、邓力群、田家英四人一起在杭州阅读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从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开始，逐章逐节地阅读、讨论、总结，并写下他的批注，到六零年一月四日止，在这二十六天内他仅代中央起草过一份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养猪运动的报告的批语（P251页），一份批转上海养猪经验的批文（P271页），还为批转江苏养猪经验写了一个批语（P286页），收到冶金部报告一件，山西省委报告一件（均只批给陈伯达四人阅读，P295页），还为确定政治局扩大会议地址给刘、邓写了一封短信（P298页），元旦那天去看望了在杭州休养的陈云同志，除以上事务外，再没有从事其他公务活动，还多次将报送给他的《内部参考》、《经济消息》、《外事动态》等参阅资料中的有关文章批给陈伯达等四人阅读。在上海开完十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六零年各项经济指标后，他们又移师广州，继续闭门六天，阅读完政治经济学全书。〈年谱〉中这三十二天记载的全部都是他们阅读教科书的内容，除以上列出的外，再没有记载他收阅、批示了其他任何文件、报告、请示，也没有他与别人会见或通电话的记载，总之，没有任何公务活动。只到二月十日下午起，他才重新开始听康生、林彪等人汇报工作，恢复作为党中央主席的公务活动。这么长时间不理朝政，是大权旁落，还是他有意避让？是迫于无奈，还是为了潜心读书？我感到不可理解。

    第二是毛泽东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两个错误，在党内中、高层遇到了极大的思想阻力，求多求快、急于过渡、‘五风’泛滥、退赔不力成为主要障碍，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这两大非人为因素，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现在有些人把造成这三年困难的责任追究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应该感谢毛泽东为迅速扭转困难局面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如果没有他不怕孤立、不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者’的帽子，奋力抗争，当时中国的困难可能还要更为严重，持续的时间还会更长。从《年谱四卷》上可以看到，有很多记载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每年订计划，都是一次求多求快、急于过渡的‘促进派’和坚持实事求是的‘促退派’之间的交锋。如五九年六月十三日在中南海开会研究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会议确定当年的钢产量计划由上海会议确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再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在会议发言中，毛泽东有很多插话。如李富春说到工业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时，毛说；“农业超过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三十就是特大跃进。现在动不动就搞增长一倍，怎么行呢？”当廖鲁言说到现在粮食包下去的是六千亿斤左右时，毛说：“我的意思是包五千亿斤就差不多了。今年只比去年增产两百亿斤，日子过得紧一点，不要放开肚皮吃饭，明年日子会比今年好。……不要按五千亿斤安排，按四千五安排（P69-70页）”。最后他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粮食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过去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是不行。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最大的胜利，就是这些失败，就是这些主观主义的教训（P70-71页）”。六月二十四日，他在从武昌去长沙的列车上同王任重谈话时说；我们有些同志思想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当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时，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P78页）”。又如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杭州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听李富春汇报六零年计划安排，李富春谈到六零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都比五九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一时，毛泽东问：明年看涨，为什么？李富春说：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七，农业总产值照原来农业书记会议上的安排，粮食是六千五百亿斤，棉花是是六千万担，以这两项为纲是九百一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的七百八十亿元增加百分之二十七。毛泽东问：如果减少呢？陶铸说：绝不会减少，可以增加的。毛泽东问：可以增加？李富春答：明年粮食可以增加一千一百亿斤。毛泽东说；可以嘛！现在横竖是我们的指标，你明年超过，大家高兴。你现在又搞这么多，结果明年又完不成计划。你看，今年粮食要搞七千五百亿斤，结果搞了五千四百亿斤，二千一百亿斤不见了。这不是看涨，是看跌嘛！你明年搞这么多，结果达不到。增加百分之十，我看就好。百分之十就算跃进嘛！你先不要搞这么多。李富春说，棉花增加七百万担。毛泽东说：明年增产七百万担是不是太多？增加不了这么多怎么办？这个还要斟酌一下（P241-242页）。再如六〇年六月十四日，在上海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毛泽东说：“指标要重新安排，一个钢，一个棉花，一个粮食，一个铁路，一九六二年到底搞多少？（李富春：钢三千万吨，粮食六千亿斤。）三千万吨的数字就准备明年在人大会议提出了，今年我们在人大会议上通过的是今年钢的产量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无论如何要力争超过。世界上的事情横直要到了手才算数，没有到手还是一个希望。（李富春：第二本账的安排是二千零四十万吨。）我看提少一点，去做，在做之中增加一点。过去几年的经验，一九五八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打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学习八大一次会议的那些经验，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决不可以打得过高，以至于超不过。……我们现在提三千万吨钢，假如今年搞到两千万吨，还有两年，平均每年增长五百万吨，会超过的。（邓小平：三千二百万吨也超过。）不要提三千二百万吨，我看还是提三千万吨，搞上三千万吨，事情就很好办。就是按实际可能办事，按实际办得到的，还打点回旋余地。让年度、让地方超过。实际办得到的比如是三千二百万吨，我们就提三千万吨，如果实际可能是三千万吨，我们就只应该提二千八百万吨。可以考虑对外提二千八百万吨。（周恩来：三千万吨是保险。李富春：三千万吨是可靠的。邓小平：三千万吨是可靠的。）就是二千八百万吨、三千万吨。我看还是相当紧，超过的可能性比八大一次会议定的那个指标要小。所以我还是喜欢你（指周恩来）在八大一次会议上提的那个东西，它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大的余地嘛！基本建设这个盘子，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而结果是搞了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有些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一垮就把人冲走了。今年和今后两年的基本建设，盘子绝不可以搞得过大，数量不可不讲，但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开荒的规模比过去十年可以大一点，但是不能大得太多。不能搞十四亿亩，搞十四亿亩规模太大了，势必闹得很紧张。顶多开四亿亩，就是你们计划的十四亿亩的零头，要替我们后世子孙留下点余地呀。还有个铁路，铁道部同交通部今年一月在蚌埠开现场会议的材料，我看了实在很高兴。土洋结合，小土、小洋铁路由地方搞，但是那个数字现在看起来高了一点。那个时候说，三年修五万公里，现在纳入富春这个材料里边的是两万五千公里，时间只有三年，指标恐怕要减下来。我们一九四九年接受政权时，全国铁路只有两万公里，你三年工夫就搞那么多，还得了呀！这个东西要减下来，减到一万公里大概可能，平均每年三千几百公里。我这样讲不是泄气，不是促退派，而是促进派，是为更好地跃进。（P414-416页）”。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在大跃进期间，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在大跃进期间头脑发热、高烧不退的大有人在，且不止一人，但却不是毛泽东。

    全国各地农村人民公社落实郑州会议的‘十四句话’很不够。有的地方‘浮夸风、共产风、平调风’不仅没有改正，有的还更严重，又出现了‘高征购风’和‘瞎指挥风’，使毛泽东更加焦虑。一九六零年三月一日，他收阅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指示，这个文件指出；“目前农村中存在值得全党重视的五个问题：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三，部分地区在分配问题上没有按照分配计划全部分到社员手上，少数地区积累多了，因而社员增收较少；第四，一些公社大搞非生产性建筑和购置，不讲究经济效果，财政开支无制度；第五，有些干部在作风上头脑发热，谎报成绩，隐瞒缺点，不听群众意见的作风又开始萌芽”。广东省委对此提出了明确的态度和处理意见。他看后立即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建议中央批转并要求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讨论这五个问题。二日凌晨二时，又批示秘书将该件印九份分送总理、富春、康生、乔木及中南五省书记，凌晨六时，又将他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改写为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在几个小时内对一份文件连续作出三次批示，可见其心情的急迫和焦虑的程度。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晨二时五十五分到五时同胡乔木谈话结束后，紧接着，他立即动手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该信共十二个问题：（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附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这十二条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他在指示信的最后加写了一段话；“这个文件，除宣读外，各级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开办培训班，学习一次、二次、三次，今冬一次，明冬一次，后冬一次。”这个指示信于当天下午发出（P473-474页）。从他审阅到发出，只用了半天时间，这个指示信在毛泽东心目中的紧急和重要程度，可想而知。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日，他接阅甘肃省委十一月十五日关于贯彻紧急指示信的第二次报告说；“从会议揭发的材料看，‘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相当普遍而严重。与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初期的‘共产风’相比较，去年以来的‘共产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量平调社、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平调了社员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特别是大办食堂时平调了一批房屋、灶具、用具等，数量很多。报告认为，去年算账以后又刮起‘共产风’的根本原因是干部思想认识有问题，特别是省委在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上有缺点和错误：一，急于过渡；二，当任务与政策发生矛盾时，就丢开政策只顾任务；三，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四，生搬硬套，盲目推广执行（P482页）”。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批转甘肃省委第四次报告时说：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自己也曾经犯过错误，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上想得过快了，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改正了，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坚决不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P488-489页）。中央的紧急指示信发出以后，各地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政策执行上的偏差，与农民群众的矛盾有所缓和。但一些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如退赔问题，他在六零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中央工作会议听取东北、华北组汇报时说：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一部分实物来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县、社干部可能不满意我们，但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县、社干部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P510页）。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他说；“我们平调了农民二百亿元，我们不退赔，就要被打倒。这是简单的真理。我在广州就说过，人民公社不彻底退赔，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宣传三面红旗我赞成，但退赔必须彻底。现在农民与我们还有隔阂，不相信我们，只有坚决退赔，农民才相信‘共产党到底是共产党’，剥夺农民还能搞什么社会主义？无论那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准剥夺农民。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得罪了农民，一事无成，你就休想搞好社会主义（P591页）”。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纠正‘五风’错误最坚决、最彻底的人是毛泽东，代表五亿农民利益的最大维护者是毛泽东。而支持、纵容刮‘五风’的，还真不是毛泽东。

    面对苏联逼债和自然灾害是当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大难题。一九六零年七月三十一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周恩来报告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周成来说；我们欠苏联的主要是粮、油、肉、蛋四种农产品。外贸方面现在欠它十六亿卢布，加上到期应还的贷款七亿卢布，明年需要还账二十三亿卢布。会上群情激愤，大家表示勒紧裤带也要还债。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说；争取明年还清这个账。委托总理、富春、先念你们三人小组抓总，请会议的三个小组明天讨论一次，明年争取把二十三亿卢布还光，这种可能有没有？如果能够挤出这么一点物资，能够适合他们的需要，我看那就是很好的事，那我们这个党有希望，人民也有希望，国家也有希望（P435页）。这件事对于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连续遭遇三年自然灾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一年内要挤出价值二十三亿卢布的粮、油、肉、蛋去还账，这对中国人民的生活物资供应所造成的困难就更加严重了。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发动农民努力生产自救，‘低标准，瓜菜代’，‘半干半稀’，农忙多吃，农闲少吃，在城市则实行主粮按劳动强度不同的工种定量供应，副食品票证到人，保证了公平分配，虽然能满足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但还是有很多人患了水肿病，但这种最困难的时期并不长，在较短时间内就渡过去了，主粮和副食品供应就逐步有了好转。在当年那种情况下，由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有高度的信任，党员干部能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共渡难关，因而社会极为稳定，没有人埋怨和不满，更没有发生偷盗、抢劫国家粮库、哄抢物资等事件。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中国有六亿人口，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奇迹，但确是当年的真实。特别令全国人民感动的是，一九六零年十月，毛主席曾对护士长吴旭君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据汪东兴回忆是，一九六零年十二月，毛泽东宣布：从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起，我不吃猪肉和鸡了（P472页）。这种同甘共苦的精神，更激励了全国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来战胜困难。

现在有的人认为，毛主席当年是坚持社会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是反对农民有自留地和坚持要办公共食堂的，这是影响当年不能较快克服困难的重要原因。其实这是以讹传讹，完全是一种误解，从《年谱四卷》中有很多记载可以证明这个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与真实的情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他在修改中央对农业方面提出五条要求的指示稿时，指示稿说：‘恢复社员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这一句中的‘不超过’三字后加上“也不少于”四个字。并在这一句后加写：“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指示稿第四条是：‘四，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应该并重，恢复自留地，对私人养猪要在饲料、劳动时间安排等方面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在指示稿的末尾，毛泽东加写；“以上五条，请你们立即布置实行”。（P39页）五月七日，他在审阅修改廖鲁言遵照毛泽东指示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稿时，他在此稿上批示；“即送刘、邓、周、朱、林阅，尚昆用电报发去”。“昨天同李先念、谭震林、廖鲁言三同志商定的”，“此事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该指示稿上规定；‘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鹅也是如此”。“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两分饲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指示（P40页）。在《年谱四卷》中，记载他对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谈话、批示有十九处之多。如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下午，在中南海召开的研究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的会议上，他说；“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好了。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给本人，食堂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P70页）”值得注意的是，他讲这话时正是准备欢庆国庆十周年之前，全国一片欢欣鼓舞、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点自然灾害的迹象。一九六零年三月二日，他阅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我省现有公共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或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固定的食堂中，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人民公社得到巩固，生产也搞得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毛泽东阅后批示：“印九份，发各同志阅看，准备三日下午谈一下”（P331-332页）。”三月四日，他为中央起草批语；“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事业中，在五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一九六零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一九六一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这个指示经三月五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下发（P334页）。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他听田家英汇报浙江省嘉兴县一个生产大队的情况中说：‘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P535页）。当晚，他与浙江省负责同志谈话时就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常年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的。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P536页）”二月十一日下午，他在长沙听胡乔木和张平化汇报谈到食堂问题时，他说；“吃食堂不能勉强，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 他说了浙江的例子，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家还得煮一次，毛泽东说；“那何必呢？” （P542-543页）三月七日，他在武汉同王任重谈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时说；“参加食堂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农村和城市总不一样，不愿意吃食堂的，就让他不吃食堂。（P551页）”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他在主持三南（华东、中南、西南）会议时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个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起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问题（P556页）。”一九六一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在长沙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话，张说自己原来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原来认为好象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咧！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几个问题，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 ！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还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同张平化谈话后，又听胡乔木汇报在韶山公社调查的情况，胡说：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宣读《六十条》时，对食堂问题群众最欣赏的是条文中“可以不办”几个字。毛泽东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说：我认为，第一，现在散了比较有利，第二，可以现在散。现在就是一个房子问题、锅灶问题。还有就是省委对食堂问题搞得太死了，成了一个框框。总认为食堂在农村是个社会主义的阵地，食堂万岁等等。毛泽东说：有些人的思想就是被这些东西束缚住了，这个意思要给省委的同志说一下。胡乔木说：最近省委要开会，最好能把食堂问题作个明确解决。问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就是要有真正听群众意见这种态度。（P573-575页）四月十一日，他给汪东兴写信，要他通知王任重、王延春两同志来湖南住三五天，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P575页）。四月十五日，他将胡乔木报送的《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批示给张平化；“我看可以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这份报告上说；‘韶山公社的大多数食堂实际上已经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的一个疙瘩，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解散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P576-577页）。四月十六日晚，他在长沙召集刘少奇、陶铸、王任重、胡乔木等人开会，在谈到食堂问题时，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P577-578页）。四月二十五日，他在杭州写信给邓小平，要他通知五月十五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在会前对农村中若干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等）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P580页）。五月五日，他阅张平化关于湖南工作的来信，信中说；主席四月十四日给汪东兴同志的信，对于湖南省委、首先对于我是一服对症的良药。……我们有若干政策性的具体措施是脱离群众的，例如过分强调办公共食堂，供给部分过大、征购任务过重等。所有这些错误，应当由省委、首先应当由我负主要责任（P583页）。五月九日晨三时，他阅胡乔木关于湖南调查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胡的汇报中说：关于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少为六个，湘乡沙田公社仅仅用三天时间就把食堂问题解决了。群众的热烈程度难以想像，甚至说是‘第二次解放’（P584-585页）。以上这些记载充分说明，毛主席是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的，对下级干部的错误是引导他们自己去认识和改正的，而不是‘越俎代庖’。因此，责怪他阻止解散食堂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第三是关于庐山会议由反左转变为反右的后果。在《年谱四卷》中有几处记载：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闭幕会议上讲话中说：“近几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对‘刮共产风’情况就不明。中间又夹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打乱了反‘左’。去年这一年中央几个主要同志都把精力放在对付国际问题上，专顾那一头去了，就影响地方工作。今年不搞两本账，上下只搞一本账，决不层层加码。总而言之，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坚决退赔‘共产风’刮来的东西。不许可不退不赔。应该退赔的要彻底退赔。农村里坚决整掉‘五风’”。“庐山会议犯错误的少数同志，我们希望跟他们也团结起来，此外，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地方工作的同志，有些也犯了错误的，个别的同志性质也相当严重的，我们希望他们还是要到工作中去改正，欢迎他们的进步，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都要团结”（P525-526页）。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他在广州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P547-548页）”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在广州同陈伯达等人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改问题时，他说；“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更加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零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P564页）。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时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小范围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 ，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P600页）”。“比如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他完全正确，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要改过来，要恢复名誉，仍当地委第一书记（P601页）。”为什么庐山会议会转为反右呢？从《年谱四卷》的记载也可以看出：一是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继续反‘左’的，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批印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当晚他即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会时说：“三，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往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掉头。四， 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P105页）”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听杨尚昆汇报各组讨论情况时说；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要实事求是；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我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人谈一谈。当晚开会时，柯庆施、李进泉对纠‘左’表示不赞成，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P108页）。当然，反对纠‘左’的大有人在，绝不止仅是柯、李两人。因此，庐山会议反‘左’变成反右，并非是毛泽东的初衷和本意。二是有些人是打着反右倾‘错误’的口号来掩盖自己‘左’倾的错误，使之得不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庐山会议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平调风、共产风、高征购等‘左’的做法，不仅没有得到扭转，反而发展得更加严重，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更大的灾难。毛泽东坚持正确意见力挽狂涛，但却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有力的支持。反右的结果，是把很多坚持正确意见的好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颠倒黑白，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扭曲了党的风气。这个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如何认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错误的责任？现在有些人的说法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个说法是完全不符合真实情况的，是张冠李戴的，是颠倒黑白的。《毛泽东年谱》上记载的事实，白纸黑字，历历在目，真实有据，有力地驳斥了这些谬论，能够还给毛泽东一个公道和清白，平反他‘代人受过’的冤屈，还原历史的真相。因此是值得一读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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