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邓力群同志（之一）

——与文艺报记者李云雷同志的谈话

贺敬之

编者按：2015年2月10日邓力群同志逝世以后，作为他的老同志，老战友，贺敬之同志陷入巨大悲痛之中。老人家以92岁高龄，不分寒暑，历时8个月，写成长篇文章《回忆邓力群同志》。本网从今日起4次连载，敬请广大网友关注。

邓力群

　　李云雷：贺老，您好！2015年2月10日，邓力群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习近平总书记与其他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同志参加了邓力群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党中央对邓力群同志作出高度评价，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您曾长期在邓力群同志领导下工作，请您谈谈与邓力群同志的接触以及对他的印象。

　　贺敬之：中央对邓力群同志的这一评价，我认为是符合邓力群同志的实际的。虽然我同他没有多少个人来往，在工作关系上与他直接接触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但我从他的文章中，会议上传达中央精神和部署落实的讲话中，以及几年来直接间接看到听到的他的所言所行，使我对邓力群同志的认识和中央的评价相一致。

　　李云雷：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在邓力群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此后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

　　贺敬之：从延安时期到粉碎“四人帮”之前的长时期中，我一直不认识他。仅在1956年我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深入生活时，才间接听到过他的一段事迹：1949年王震司令员率部进军新疆，邓力群同志奉中央派遣到新疆，在争取国民党驻新疆部队起义和地方少数民族武装接受党领导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了中央的表扬。

　　再就是“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志第二次被打倒，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邓力群同志，对“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坚决又策略的顽强斗争，保护了同案的其他同志，也维护了邓小平同志。这件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相当范围里传为口碑，我是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员熊复同志那里听说的。

　　以上两件事尽管都是我间接听说的，在相识后也从未听到他本人提起过，但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因而不免有肃然起敬之感。

　　李云雷：您以后在邓力群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少时间？在和他直接的工作接触中留下哪些难忘的记忆？

　　贺敬之：我从1980年8月起任中宣部副部长（管文艺），1992年9月离休（中间有两年免职后又复职）。邓力群同志1982年4月任中宣部部长，1985年辞去此职，仍继续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1982年9月十二大后为中央书记书记处书记。——这样算来，我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约有8年，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约3年。

　　他到中宣部一上任，找各业务局负责人和各位副部长谈话、听取意见，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跟他的工作接触。我作了简略汇报并请他作指示。他一开头就说他“不懂文艺”，说乔木同志博学，是中央领导宣传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周扬同志是文艺理论专家、文艺战线的老领导（周扬同志在我一年多前已任中宣部副部长），文艺工作的事要多找他们。对整个部里的工作，他说要听取大家意见后再说。现在想到的是，在大原则上，部里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可能会是一致的：一是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二是贯彻1979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精神，正确进行反倾向斗争，在继续批“左”同时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不用说，他的这次谈话虽然简短，却给我留下了鲜明的良好印象。他的谦虚、诚恳，对乔木和周扬同志的尊重，以及对贯彻中央精神的坚定态度，都使我产生了共鸣。

　　李云雷：您自此以后一直保持着对邓力群同志的良好印象吧？

　　贺敬之：不仅是“一直保持”，而且是一直在“增加”。从开始一直到他去世之后的今天，在我心目中，邓力群这个名字是和被邓小平同志称誉为“党内第一支笔”的胡乔木同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胡乔木同志从延安时期起，邓力群同志从解放战争后期起，直到他们去世前的几十年中，他们先后都在党中央机关做“笔杆子”工作。党的许多重要文献形成都与他们有关。包括毛主席、邓小平同志等党的领袖的某些重要讲话和文稿的整理，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以及党中央若干重要决议和指示的起草，都凝聚着他们大量的心血、思想和智慧。当然，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这类工作先后还有许多别的同志参与并作出贡献，但说他们两位在更多的时间中做出了更多贡献恐怕是不为过的。

　　由于党内向来的规矩和个人的自律，他们在这方面工作的具体情况长期以来不为广众所知。我虽然直接或间接在他们领导下工作多年，竟也所知甚少。直到最近一两年，我才从正式出版物、电视和网上陆续知道。

　　邓小平同志1979年代表党中央给四次文代会的《祝词》起草时，我在文化部工作，只知道胡乔木同志向邓小平同志和常委会建议并得到同意，今后不再把“文艺为政治服务”作为口号来提（之后邓小平同志又补充指出“文艺不能脱离政治”）。《祝词》起草开初，虽然起草组有人曾向我征求过个人意见，我却一直不知道是邓力群同志组织起草班子并在他的具体领导下完成的。这个《祝词》很好地表达了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文艺界反应强烈，影响深远。其中的警句“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很长时间内被广泛引用。

　　李云雷：党中央之所以称他们俩人为马克思理论家，是否主要由于您刚才说的他们在这方面工作的贡献？

　　贺敬之：不仅如此。我认为也包括他们自己的理论著述在内。他们分别以相同或不相同的论题，从不同角度，通过各自不同的文章风格，先后对党的历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论述，对党中央路线和政策进行阐释，对历年来出现的重大理论分歧和“左”右错误倾向和思潮进行辨析。其间，他们都表现出作为马克思理论家应有的思想高度和战斗精神，也确立了他们在中国马克思理论家队伍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公开出版了《胡乔木文集》和《邓力群文集》，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感到非常高兴。我虽然目力不佳，但翻阅之下，依然深感受益。由于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和“文革”结束后在中宣部工作的经历，邓力群同志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和胡乔木同志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两篇长文，使我更感到亲切，更佩服他们的那种强大的理论说服力。邓小平同志曾先后对这两篇文章作过口头的和文字的表扬，前者见《邓小平年谱》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后者见《胡乔木传》。

　　李云雷：中央先后对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的评价中，都用了“我党思想理论战线的杰出领导人”的评语（对胡乔木同志还加了“新闻战线”），您对这此是怎样理解和体会的？

　　贺敬之：是的，“杰出”，的确可以说是“杰出”。但杰出并不等于说完满无缺。我几年前在贾漫著《诗人贺敬之》中和另外的个别谈话中，都对胡乔木同志提过意见。例如邓小平同志批评周扬同志后，他给周扬同志赠诗曾引起误解和非议；又如他把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改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引起对文学的党性原则的疑惑。还有，在反对精神污染开初，他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举出的某些书刊和作品的错误不够准确，等等。在这同时，邓力群同志向新华社传达中央文件时没有同时交代政策界限，曾一度在某些范围里引起误解和紧张。但他们都是很快听到反映，及时进行了自我批评，有效地进行了纠正。

　　以上这些，说明我认为他们俩人都存在某些相同和不同的弱点、不足和在个别问题上的一时失误。但是，这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作为“思想理论宣传战线上的杰出领导人”的完整形象。

　　李云雷：您说“从根本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从主要的、全面的、历史的方面看？

　　贺敬之：是的。可以简略回顾一下从“文革”结束到他们去世前30多年中，意识形态领域中曲折变化的历程。一开始的几年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揭批“四人帮”极左路线，接着批判“两个凡是”……这在思想战线各个部门的大多数人之中，看法应当说是基本一致的。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这段时间的工作是得到包括胡耀邦同志在内的中央领导集体肯定的，在干部和群众的口碑中也是良好的。但是，到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指出在继续批“左”同时，当前的重点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接着他又直接推动了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自由化的具体工作。但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某些有影响的人物对此却不予认同。他们否认精神污染和资产自由化的存在，用各种方式提出反对意见，直接间接地向胡耀邦同志施加影响，并且取得了胡濯邦同志从不明显到明显的支持。1984年底，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国作协“四大”筹备工作的汇报，这个会没有通知和他意见不同的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参加。胡耀邦同志在会上宣布了“两个不提”，即不再提“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随后在作协大会上作了传达并向国内外新闻记者公布，由此引起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不仅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进一步高涨，境外和海外敌对势力也借此在媒体上惊喜地渲染“中共改变了政策”。

　　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及时采取正确措施：1987年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胡耀邦同志接受了对他在重大政治原则上所犯的错误的严肃批评，并做了自我批评，会议同意他辞去总书记职务。这件大事很快在党内传达，消息在媒体公布。

　　说到这里，我想插上几句闲话……

　　李云雷：“闲话”？怕不会真的是什么“闲话”吧？

　　贺敬之：这就是多年来我内心里一直有两个“痛点”不能完全消解：一个是长期以来我所尊敬和景仰的胡耀邦同志，不仅在革命的几个阶段都做出过重要贡献，而且在改革开放后又做出了更大的历史性贡献，却在复杂的新形势下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是使我无法不深感痛惜的。当然，不能用功劳掩盖错误，也不能因错误而否定功劳。对此，中央已经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可是在某些人和某些同志那里，至今还通过各种方式发出各种不同的异议，影响在中央精神指导下求得认识上的一致和团结，这是使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感到遗憾的。

　　另一个“痛点”是，关于邓力群同志晚年的“遭遇”问题。刚才我提到过我所见到的他和胡乔木同志某些缺点和个别问题上的失误。但是，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他们却没有错误。事实证明，在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高层争论中，他们是正确的。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接替胡耀邦同志的那位总书记的领导下，几年中党内外和境内外对胡乔木同志、特别是对邓力群同志的无端非议，以至造谣污蔑和恶意攻击，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例如竟然造谣说邓力群同志篡改中央文件，坚持还要在经济领域开展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事实恰恰相反，在贾漫著《诗人贺敬之》中记述了我当时的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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