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15日凌晨2时16分，著名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埃德加，结束了67年的人生旅程。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纷纷给斯诺发去了唁电。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一名西方报纸的记者，斯诺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英勇长征，为世界人民打开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真实情况的窗口。美国历史学家认为，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出版，“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融入中国革命洪流 

1905年，斯诺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一个贫苦家庭。年轻时，他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上大学时，斯诺情有独钟地考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大学毕业后，他计划周游世界一年。1928年2月，带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的推荐信，斯诺离开美国，同年5月来到中国上海，并成了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的一名助理编辑。

在为《密勒氏评论报》编出了一期《新中国》特刊后，斯诺没有离开中国，他被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深深吸引住了。1929年6月，斯诺前往中国西北采访。在张家口、包头、呼和浩特等重灾区，斯诺看到一幅幅惨不忍睹的景象：连续两年的严重干旱造成赤地千里，数以万计的中国儿童死于饥荒，树皮和草根都被吃光，以至于要找到有力气挖坑掩埋尸体的人都成了困难的事情。面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严酷现实，斯诺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我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

1929年秋，斯诺在沈阳采访了张学良，并在采访后所写的新闻纪事中，预测日本将在短期内制造侵略口实，对中国东北发动武装进攻。同年11月9日，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了《中国人请走后门》的社论，激烈抨击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斯诺随中外记者团赶赴东北，实地采访报道这件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在那里，斯诺亲眼看到南京政府在日本的大举侵略面前一再退让。此后，回到上海的他，又赶上了著名的“一·二八”事变。斯诺穿梭于硝烟弥漫的淞沪会战战场，采访两军交战的实况。他不仅看到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内部出现了分歧和破裂，还目睹了中国军队英勇抵抗日军的悲壮……

上世纪30年代初，斯诺居住在上海期间，与宋庆龄、鲁迅有了密切的交往，受二人的影响很深。1932年夏秋至12月，斯诺通过与宋庆龄的接触，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而在与鲁迅的交往中，斯诺有幸读了他的许多“战斗檄文”，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独立的思考和研究。由此，他发自肺腑地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1933年3月，美国统一新闻协会任命斯诺为驻北平代表，同年秋，斯诺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此后，除继续与鲁迅、宋庆龄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接触外，他还与诸多进步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1933年，斯诺目睹了热河战争的实况。同年9月，他出版了平生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真相。在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斯诺和夫人海伦都卷入中国学生爱国运动的洪流之中，他们为学生领袖巧妙地通报消息、出谋划策、翻译宣言……设法掩护爱国青年转移，免遭当局毒手。

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斯诺开始看到中国革命的曙光。人们则从斯诺身上发现，这位原本“充满好奇心，对世界毫无成见”的美国记者，在中国生活近八年后，已融入中国革命斗争的洪流，转到了支持和参加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事业中。 

冒险前往红都采访 

自1928年进入中国以来，斯诺一直热心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但是，国民党政府进行的新闻封锁和种种造谣诽谤，使得斯诺同红区以外的许许多多国内外人士一样，很难得到相关信息。

1935年10月的一天，斯诺得知，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毫无疑问，这是20世纪足以震撼世界的大事！充满了好奇心、使命感和探索欲的斯诺，不可能无动于衷。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一齐涌向斯诺的脑海，汇成整整80个问号。

80个硕大的问号，构成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并产生出巨大的精神动力，强烈地驱使着斯诺及早前往红都探明究竟。1936年春，斯诺由北平出发，专程到上海拜会宋庆龄，向她表明了访问陕北苏区的迫切心情，恳请她予以帮助。其时，宋庆龄恰好从上海地下党那里得知，陕北发来秘密电报，想邀请一位诚实、公道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到陕北实地考察，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6年6月3日，带着给毛泽东的介绍信、接头暗号、照相机、电影摄影机、24个胶卷、足够的笔记本和药品等，斯诺独自登上了吉凶未卜的旅程。火车到达郑州，他换乘一列西去快车。车上，斯诺按照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同也是由宋庆龄介绍、从上海前往陕北苏区的美国青年医生马海德会合。在西安，专程协助二人秘密进入苏区的王牧师（董健吾）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经过相关部门的精心安排，二人搭乘东北军的一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卡车，沿着咸阳——榆林公路向北行进。

军用卡车到了当时陕北唯一可以通车的道路的终点，斯诺与马海德在一段用来区别“红”“白”两区的无人地带下了车，向西徒步行进。在7月的骄阳下，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他们走了约4个小时，到达安塞县境。一个红军战士把二人带到红军前方指挥部所在地白家坪，等候在那里的一个清瘦、留黑色大胡子的青年军官，用英语和他们打招呼。斯诺马上认出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周恩来。

初步交谈后，周恩来为他拟订了一份为期92天的苏区旅行计划，开列了旅程中的具体活动项目，并向毛泽东所在的红军总部发电报，报告斯诺二人已到苏区。于是，斯诺与马海德在红军通信兵的护送下，启程前往红都保安。到达保安不久，斯诺见到了毛泽东。 

多方追寻长征历程 

在1936年7月23日前，毛泽东连续五次接受斯诺采访，差不多每次都是晚上9时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二三点。毛泽东除了纵论天下大事，广泛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内政和土地革命政策问题，苏区教育问题，第三国际及苏联、外蒙古问题，还首次向斯诺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红军长征的起因、经过和到达陕北后的概况，以及未来发展计划等。由此，斯诺对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以及长征途中经历的艰难险阻等，有了初步的了解。

这期间，斯诺还专门采访了李德。正是在这次采访中，李德向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而是“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7月25日至7月底，斯诺在保安相继访问了林彪、王稼祥、叶剑英、博古（秦邦宪）、王观澜等人，就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青年团工作、土地政策、中共党内斗争和有关第五次反“围剿”等情况，广泛听取各方面的见解。斯诺不停地参观和采访，不断地思考和比较。他终于发现，国民党有关苏区和红军的宣传和报道，是向全世界撒了个弥天大谎。

1936年8月初，斯诺用3天时间，在吴起镇考察了红区的工业。之后，他离开保安，前往甘肃、宁夏等地，对西征前线的红军部队进行采访。此时的斯诺，头戴一顶红星军帽，身穿红军军装，从陕北到陇东，从黄河西岸到六盘山东麓，行程500余公里，途经10多个县，足迹遍及大半个陕甘宁边区。他参观了红军部队，访问了红区的学校、工厂和村庄，进而对整个红色中国有了全方位的了解。8月中旬，斯诺到达甘肃、宁夏红军前线，先后采访了红军前线将领萧劲光、杨尚昆、彭德怀、邓小平等人。转眼，近两个月过去了。斯诺结束了在红军西征前线的采访，于9月20日安全返回陕西吴起镇。

自9月23日开始，斯诺在保安重点访问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同斯诺畅谈了十几个日日夜夜，更为详细地介绍了红军的成长过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意义，具体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特别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9月26日，周恩来在谈话中又向斯诺提供了有关红军在长征中的损失的详尽资料。斯诺由此得到的基本印象是：“红军大部分伤亡是在四川、贵州和西康造成的。真正同国民党作战的伤亡并不多，主要是由于疲劳、疾病、饥寒和部落牧民的袭击。”

1936年10月12日上午9时，斯诺结束红都之行，离开保安。 

大书长征伟大壮举 

几个月的红区之行结束了，斯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对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红军将领，对红军战士，对红区的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斯诺有了真挚的感情，从而对处在革命和战争激流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

在红区采访期间，红军长征的壮举，令斯诺入迷，透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斯诺似乎窥见了促成红军战士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热情。因此，他坚定地认为，“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

斯诺认为，该是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了。1936年11月14日，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刊出独家新闻——《毛泽东访问记》，将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公之于世。自此，有关红区的报道一篇接一篇，一发不可收。英国的《每日先驱报》在头版开辟专栏，连载斯诺的苏区访问记；美国的《亚洲》杂志1937年2月号在美国率先刊出《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新创刊的美国《生活》画报，刊载斯诺的文章和照片，国民党苦心经营十余年的谣言攻势，在斯诺连珠炮一样的“头号新闻”轰击下土崩瓦解了。南京对斯诺采取了许多“威胁”措施。但是，此时的斯诺已顾不得这些了。

对于长征，斯诺有自己的评价：“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斯诺善于以精确的计算来印证自己的观点，令读者信服。对于长征，他的考证之一是，根据红一军团1936年8月在预旺堡编写的《长征记》中“按逐个阶段编的一张精确的旅程表”认定，“长征的路线共有一万八千零八十八里，折合英里为六千英里，大约是横贯美洲大陆的距离的两倍，这个数字大约是主力部队的最低行军长度”。斯诺还特地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整个旅程都是步行的，有些是世界上最难通行的小道，大多数无法通行车辆轱辘，还有亚洲最高的山峰和最大的河流”。

斯诺详细统计了触目惊心的“长征数字”：“几乎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发生在路上某个地方，总共有15个整天用在打大决战上。路上一共368天，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上，18天用在夜间行军上，剩下来的100天－－其中有许多天打遭遇战－－有56天在四川西北，因此总长5000英里的路上只休息了44天，平均每走114英里休息一次。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即近24英里，一支大军和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斯诺把红军长征同世界战争历史上的远征行动对比后发现：“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溃败，但当时他的大军已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涣散。”与此相反，“红军一共爬过18条山脉，其中5条是终年盖雪的，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32座大小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躲过或胜过派来追击他们的中央军各部队。他们开进和胜利地穿过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

此外，就长征产生的影响，斯诺欣喜地看到，“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红军经过的省份有两亿多人民……”长征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武装了千千万万的农民。

斯诺期待并深信，“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西行漫记》风行世界 

为了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斯诺夜以继日地写作。1937年初，在相关人员的帮助下，《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出版，其中包括了《西行漫记》的部分内容，可说是《西行漫记》中译本的雏形。

斯诺的耳边一直回响着毛泽东反复强调的话：为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自己起来，完成统一，抱定抗战决心，是十分必要的。很显然，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深得人心、民心，顺乎历史潮流的。正因为如此，斯诺决心及早打开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的窗口。

1937年7月31日，北平陷落。此时，斯诺着手出版有关红色中国的专著。当时，名为《中国的红星》书稿发到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巧的是，美国的经纪人将书名误写成《红星照耀中国》。这一疏忽令斯诺兴奋不已，他将错就错，将书名定为《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戈兰茨公司出版了。只几个星期，就销售了10万多册，以至于当月之内三次印刷，仍供不应求，到年底已印刷至第五版。当年11月，美国兰登公司亦想出版此书，第一次印刷1.5万册，三周之内即销售1.2万册，成为有关远东时局最畅销的书。

不久，《红星照耀中国》又被译成法、德、俄、意、西、葡、日、荷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出版，引起巨大的震动。

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出版发行。为对付国民党和日军的检查，书名改成《西行漫记》。出版后，很快被抢购一空，后又连续数版。在国内各抗日根据地、游击区，以及香港、东南亚的华人聚集区，先后出现了难以计数的重印本和抽印本。

《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出版，引起国外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很多著名学者都写了评论。1937年1月至1938年8月，在《大西洋月刊》《民族》《当代历史》和《新政治家和民族》等杂志上，都有知名学者充分肯定《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有吸引力的”“令人惊异的”“辉煌的”“第一流的”著作。不少外国学者在评述《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重大意义时，大多同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名人或事件进行比照。鉴于此书“开天辟地，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长征，刻画了共产党的领导人物，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目标和生活，极大地鼓舞了30年代那些惧怕法西斯的人们”，有的将1938年的斯诺及其《红星照耀中国》，比作元朝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及其《马可·波罗游记》，有的学者将斯诺到过的苏区，比作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

随着《红星照耀中国》在全球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这样，一方面，它不仅向美国和世界人民揭示了“究竟哪里才能找到可以团结的反法西斯的反军国主义的力量”，推动了美国以至世界舆论开始真正重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力量，并接受其作为盟友，一起进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斗争，而且吸引了诸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和印度援华医疗队等许多国家友人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另一方面，《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中国革命斗争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红军官兵所独具的优秀品格和英雄气概，对于激励亚洲人民的抗日斗志，增强欧美人民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信心和力量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

《红星照耀中国》于1938年2月“出口转内销”，变成《西行漫记》在国内出版后，对“国统区”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正义的冲击波，社会各阶层人士看到了光明，从而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世界范围内，《西行漫记》赢得了亿万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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