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振宁教授重入中国籍，并正式成为中科院院士的事情，已经连续扰攘了好几天。

　　笔者前两天的文章《郭松民 | 回归祖国不容易呀！——评杨振宁耄耋之年重入中国籍》，也有读者和朋友留言，表示不能接受文中将邓稼先和杨振宁相比较的做法;也有人说杨振宁是很爱国的，不应求全责备、吹毛求疵;更有人直言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舆论的焦点，似乎也逐渐转移到了对杨教授个人的评价上——一些人在讲他的学术成就如何巨大、在理论物理学界的地位如何无人能及、如何心向祖国，等等。同时指责对杨教授略有微词的人为“极左”，甚至不合逻辑的直接就问把杨振宁和邓稼先相比的人，能达到邓稼先的高度吗?

　　凡此种种，令人五味杂陈。因此感觉有必要再写一篇，把问题讲清楚。

　　没有人怀疑杨振宁教授的成就，也没有人怀疑杨教授自1971年夏天第一次访华(当时他还是美国公民)后，在学术及其他方方面面为中国做的事，这些都是事实，都值得国人尊敬和铭记。

　　杨振宁教授之所以陷入舆论的漩涡，关键在于他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这一行为以及主流舆论所给予近似溢美的评价。没有这件事，就不会有争议。更关键的还在于有邓稼先——这个杨振宁的同乡、中学、大学、博士同学——矗立在那里。

　　有人说不要把杨振宁和邓稼先做比较，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孤立的谈论任何人和事都是无意义的，只有把人物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看他们如何选择，我们才能够做出最终的评判。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还真必须说说邓稼先、钱学森这些人。邓稼先是1950年回国的，钱学森也决定1950年回国，但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拖延至1955年才获准回到祖国。他们为什么都选择1950年？

　　1950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近代以来一再被延宕的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可能性第一次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百年未有的历史机遇。为了获得这一机遇，自1840年以来，已经有无数仁人志士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资料显示，到1949年解放时，登记在册的中共党员为300余万人，而自建党以来牺牲的党员，有姓名可稽者就达370万!

　　工业化不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选择的，而是近代西方列强代我们选择的。他们用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告诉我们：要么工业化，要么亡国灭种！当然，一切不愿做奴隶、不愿亡国灭种的中国人都选择了工业化。

　　1950年，还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美国武力干涉朝鲜统一战争，兵锋直指鸭绿江，西方列强有可能再次通过武装入侵的方式打断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就像日本在55年前的甲午战争中逆转了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开始的工业化进程一样。

　　这可能是中华民族最后一次实现强大的机会，难道还没有开始就要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吗？这是何等危急的局面?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中国人民派出了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组成志愿军，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献出了自己儿子！

　　抗美援朝凸显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紧迫，没有时间了，真的！

　　邓稼先、钱学森们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三座大山已经被推翻，工业化的场地已经被廓清，土地上浸透了烈士的鲜血，他们就是要在这样的土地上开始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

　　历史证明，他们没有辜负领袖和人民的希望。当他们含笑退出历史舞台时，中国已经有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了“两弹一星”，有了足以威慑任何可能入侵者的强大武力！

　　回过头来看，邓稼先、钱学森们堪称中国工业、科技领域的开国元勋，他们和元帅、大将们一样荣耀，贡献也可以和他们比肩。由于邓稼先是在工作中受到核辐射而英年早逝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也是一位殉国的烈士。

　　如果没有邓稼先，那么杨振宁教授就真的是通体灿然，白璧无瑕，但因为有了邓稼先，我们就不能这么说了。1950年，在面临究竟是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个人成功之前，还是把个人成功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前的选择时，他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杨振宁教授没有像邓稼先那样在硝烟尚未散尽的时候就回归祖国。杨教授回来的时候，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其中的变化，熔进了邓稼先、钱学森们的牺牲，很可能也包括诺贝尔奖，以及其他种种人生得意的岁月。

　　杨振宁教授没有在1950年回国，这对他本人可能是一个遗憾(他在听到中国核武器没有外国人参与后痛哭失声)，但不是一个问题。爱国不分先后、不回国不等于不爱国、不回国不等于没有为国家做贡献——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但是，我们心里要有数，无论如何，杨振宁教授都不能和邓稼先、钱学森们相提并论，更不能把杨教授说的比邓稼先、钱学森还要伟大。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朱德元帅和傅作义将军都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朱德元帅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来率部队上了井冈山;傅作义将军1948年宣布起义。同样都是起义，能一样吗?把傅作义将军说的比朱德元帅还要伟大，恐怕也不合适吧?

　　如果我们要想象一个理想场景的话，应该是：为邓稼先、钱学森们建起巍峨的铜像，在铜像前的广场上，在邓稼先、钱学森们的含笑注视下，欢迎杨振宁教授的回归，同时还要贴心的叮嘱一句“爱国不分先后，杨教授不必内疚。”

　　现在可怕的是，在一片喧嚣声里，邓稼先的道路被默认为过于高蹈，而杨振宁的道路才是可行的，值得向莘莘学子们推荐的。

　　问题是，我们能确定今后的中国道路尽是坦途吗？一旦祖国需要，我们还能找到邓稼先吗？

　　一切问题都由此而起。当“把耄耋之年献给祖国很好，如果把青春献给祖国则更佳”的感叹，居然也变成政治不正确的时候，自然就导致议论纷纷。

　　就笔者个人而言，小时候在看露天电影加演的“新闻简报”里第一次目睹了杨振宁教授的风采，真是惊为天人。后来上了中学，一直特别喜欢物理课，除了班主任是物理老师之外，想来也是受到杨振宁教授的影响——《参考消息》上介绍过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就。由于这些原因，我对杨振宁教授始终是尊敬的，今天依然如此。

　　不过，只是有个小小的疑问。有评论说，假如杨振宁放弃的不是美国籍，还有那么多黑他的评论么?——其实，我倒想说，假如杨振宁放弃的不是美国籍，还有那么多护杨心切的舆论吗？对杨教授“弃美国而就中国”受宠若惊，这是不是正反映了某种心理弱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