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李雨檬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提出的“不可缺一”的三条基本要求。此后，也成为衡量人民解放军每一个军人是否合格的三条标准。这三条要求或标准的提出，源于毛泽东1938年和1939年期间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文章和讲演。

最初的表述

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演讲

1936年6月1日，抗大创办于陕北瓦窑堡，最初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时，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过话。1937年1月，学校迁往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1月21日抗大第二期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时，毛泽东再次出席并讲话。

抗大是中共创建的一所高级军事政治学校，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指导下成立，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从抗大毕业的学员奔赴不同的战场和各条战线，成长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战不断展开，抗大也很快闻名中外。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这是毛泽东在抗大成立三周年时给出的评价。抗大之所以“最革命最进步”，是因为职员教员、课程及学生的革命性、进步性，当然，也与抗大的教育方针紧密相关。

如何培养我军干部，毛泽东在指导抗大教学工作中煞费苦心。在1937年抗大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就对学员们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怎样才能变成利刃，打倒日本并创造新社会？毛泽东反复思考如何办好抗大的问题。抗大必须有明确的教育方针。这个教育方针，要跟随学员们前往不同战场和各条战线，要内化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和宝贵传统。

为了加强学员与学校的联系，也为了推动抗大的教学建设，主持抗大工作的副校长罗瑞卿提议成立抗大同学会，并请毛泽东为同学会题词。

1938年3月5日，抗大同学会成立。毛泽东欣然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这是毛泽东首次对抗大教育方针做出的清晰概括。这一教育方针的目的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三样东西”

随后，毛泽东在1938年3月19日、20日，以及4月9日、30日等时间，分别对抗大学员做了多次讲话。

其中，4月9日，毛泽东重点讲了“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问题。经过深入思考，他向学员提出了能够最后战败敌人的最重要的“三样东西”：

“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的东西，不像别的大学可以学几多年……

“你们在这里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

对于这“三样东西”，毛泽东不断地强调、不断地表述，并不断解释其中的含义。4月30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的毕业典礼上，生动形象地用评价《西游记》里几个神话人物的方式解读这“三样东西”：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七绝山臭稀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悟空很灵活，很机智，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毛泽东的这段趣评，其实就是根据唐僧师徒不同的个性，比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这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伴着台下的笑声和掌声，成为了毛泽东送给学员们的毕业教诲和人生寄语。

到了1939年，抗大成立三周年。5月26日，毛泽东特地写了纪念文章，文中进一步把上述“三样东西”概括为“抗大的教育方针”：“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毛泽东提出的三句话的教育方针，既是针对抗大的，也是针对所有革命军人的。后来，这三句话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放在一起，成为人民军队普遍提倡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影响深远。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抗大培养的革命干部，要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要有能力领导抗日斗争，其核心的素质就是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抗大政治部速记股记录和整理的材料显示，毛泽东在抗大各期各队开学时，大都到校讲话。毛泽东讲话时的一个首要内容，就是帮助学员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

1938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的开学典礼上讲：“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当时，什么是正确的政治方向呢？毛泽东给出了答案，就是要瞄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他说：“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还提出：立足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贯通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长远利益，达到民族民主革命的统一，是当时正确政治方向的基本内容。

仅仅学习和树立“正确政治方向”是不够的，毛泽东有着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怎样才能做到“坚定”？那就要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上“永久奋斗”，要“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

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举行的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讲话，阐述了“模范青年”的标准：

第一，“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

第二，“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

第三，“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

达到这三个标准的青年，才称得上真正的模范青年。

1939年6月1日，抗大在延安南门外举行建校三周年纪念大会。左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王明、刘少奇、邓发 

抗大学员大多数是青年，青年人富有革命热情，却缺乏严格锻炼。针对这个特点，毛泽东经常教导学员要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毅力。他说：“今后同志们的革命路程是漫长的，会有种种艰难险阻，不是平坦的阳关大道。”接着，他形象地做着手势说：“每个同志在革命的征途中，不能摔了一跤便哇哇哭起来，‘我不干了’。应当从地上爬起来，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继续勇敢战斗前进。”“一个人革命一阵子是容易的，更重要更可贵的是革命一辈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

毛泽东在抗大讲话时，还多次引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教育学员要永远坚持革命，决不中途妥协。他还告诫学员们不要学汪精卫，不要学张国焘，不要学米亚加。他谆谆嘱咐：“革命是要真正革到底的。”

毛泽东的这些教导，变成了抗大学员的神圣誓言，抗大学员也在自身的实践中履行了这个誓言。

当时延安城内的商店出售一种印有“Photographic”或“Album”字样的长方形小本子，很多新到的学员买来作为纪念册，等到毛泽东讲演结束，学员们就热情地拿着这种小本子围上去，请毛泽东题词。警卫人员照例是打开一块旧白布单，让大家把小本子放上去，然后包好背走，过几天便分别把题好词的小本子退回每个学员。毛泽东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一本一本认真地题写一两句话，勉励每个同志努力学习进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等等。

“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一个军人的政治方向有了以后，还要解决工作作风问题。

毛泽东向学员说明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还特别指出，达到及完成正确的政治方向，“必得有”一个条件：“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得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此外，毛泽东还在阐释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时，也指明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所以，抗大的教育方针包含的第二个内容就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时分析了抗大当时面临的问题：“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间，伴来了若干缺点，它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项。”

面对这些困难，毛泽东的态度是：“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与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它能克服困难。”

当时，延安的知识青年大多来自国统区，经济落后的陕北与大城市相比差距很大。抗大的物质条件，也没法和富饶地区城市的学校相比。毛泽东听说有些新学员因为抗大的校舍、设备、教员、教材等过于简单，而或多或少地开始怀疑抗大的教学效果。他在一次讲话中开门见山地说：“依靠自己，艰苦奋斗，创造条件，办好学校，是革命的优良传统。”他接着又说：

“没有房子住，我们自己开山打窑洞。

“没有教员，我们自己选拔培养，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俗话也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现在我们的队伍成千上万，各种人才都有，不论新同志老同志，发现出来便可以选任教员，也可以既当学员又当教员。

“没有教材，我们自己编写，当然要尽力收集和重视参考国内外已有的教材，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不可能靠别人来替我们编写的。

“至于没有教室、桌子、板凳，那末我们就坐在地球上听课，现在大家不是都坐在地球上吗？（当时听报告都是在广场上席地而坐。）”

毛泽东在讲话最后点明：“我们的目的是要学习革命道理和抗日本领，而这些是在别处学不到的。”

毛泽东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生动讲话，使得初到延安的青年学员们在一片笑声中茅塞顿开，很快地树立起正确的学习态度，适应了简朴的学习环境，并以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作风为荣。

艰苦奋斗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己动手进行生产以解决物质困难。国民党军对边区和八路军的封锁，使得边区的财政、粮食供给日趋艰难。毛泽东先后做过多次重要指示，号召动员抗大师生开荒种地，生产粮食和蔬菜。

毛泽东提出要求：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艰苦奋斗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封锁和破坏。他还进一步要求大家，要坚持知识和生产劳动结合，坚持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这些要求的意义非常深远。

抗大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奚定怀回忆道：“工作以后，我便参加在南门外山脚下开垦一段废弃的旧公路，把铁壳般硬的老路面刨开，种出大量青菜萝卜。1939年开春以后，抗大响应毛主席号召，掀起了开荒种粮生产运动。陕北黄土高原，许多山地可以开垦种谷子，我们政治部就在当时住区窑洞上面的山脊地进行春耕播种。”

为着同一理想，艰苦奋斗，患难与共，是革命队伍不可战胜的基石。“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绝不仅仅是抗大的教育方针。从红军时期开始，我军就有了这种优良作风。到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中，其中一个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强调：“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他举了个“酸菜”的例子：“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

毛泽东风趣地说：“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他补充道：“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提倡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成为我党我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的优良作风和优秀传统。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抗大的学校性质，决定了其教育方针里的第三个内容：战略战术。毛泽东说：“要学点战略战术。抗大是军事学校，要学做一个军人，学点军事本领。”

当时在战术训练方面，正规战术和游击战术都初步有了一些教材和教学基础，而战略教学还很薄弱。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一再要求加强红大、抗大战略方面的教学。那时还没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完善中译本，毛泽东想起来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何思敬教授正在延安，就请他做了《战争论》的部分节译和口头译述，还安排他给抗大学员讲授战略理论。

1938年4月2日，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准备迁到瓦窑堡去办校，毛泽东在他们临行前做了讲话，提出要“讲点战略问题”。他说：“必要开展，所谓开展便是在政治方面要知大局顾全大体，因此在军事方面我们要讲点战略问题，兵团以上的问题。你们可以由排连长做到师长，领导更多的人。这不是升官而是干革命工作。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必要开展。”

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总结大会上讲了学习战略问题的必要性：“过去对战略方面比较忽略，军事顶困难也不过难到马克思主义的地步罢了！我们不要以为人家是连营长为什么要讲战略，其实大纲节目非要不可，黄埔也是有的。而且没有战略，战术也一定谈不好。小的东西是要占大的东西的地位的。如一个鼻子，（笑）你能把它安在背上吗？战术也是如此，班教练，连教练，是有它一定位置的。我很担心把它安错了，所以要讲战略。”

毛泽东还到学校演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毛泽东每次谈到战略战术，要害总是“灵活机动”。他说：“指导一切战争，都应当依据敌我情况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在敌强我弱的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对日作战，更要有高度的灵活性、机动性，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消耗敌人。我们有广大的国土和人民的支持，在客观条件上能够长期与敌人周旋。”

群众热烈欢迎远道来华北抗战的抗大学员无论讲到正面战场还是游击战场，毛泽东都一再强调战略战术上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正面战场切忌消极的单纯防御，处处被动挨打，一溃千里；只有采取灵活机动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选择有利地形相机歼击来犯之敌，方能阻滞敌人前进。

“我们八路军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游击战争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这是我们当前制敌取胜的主要战略战术。”

毛泽东强调：不论是战略上或战术上，都要认真研究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譬如怎样防空？当敌人飞机来轰炸，你就应当利用地形卧下，不要乱跑，否则一摸胳膊没有了，再一摸脑袋没有了，那可不行。”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写信给有关人员，请他们到国民党统治区及苏联收集有关战略的书籍和教材。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红军战争经验，以及结合抗日战争实际情况所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思想，培育了中国革命战争整整一代优秀的指挥员。

有人回忆，1938年期间，毛泽东多次讲述论持久战的问题，除了五六月间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论持久战》外，这年冬季的一个夜晚，毛泽东还在延安城北门外山坡下的广场，专门做过有关持久战问题的报告。这次报告除了又一次论述了战争的长期性，还着重讲了指导战争是一种艺术。毛泽东说：“我们要善于运用这种艺术，在抗日的战场上演出一幕一幕精彩的戏来，不断打击和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实现从战略上的劣势转为优势，最后打败敌人。”

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是在革命的战争中学会了这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他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而且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演出一幕一幕精彩的戏”，一路打败敌人，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我军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

当解放军节节胜利，即将迎来新中国诞生时，1949年7月，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广播稿《八一介绍》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最终的表述

新中国成立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句话的内涵，被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对军队尤其是军人的基本要求，也成为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基本作风。1960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在全军普遍重点提倡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为重点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60年5月6日，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就宣传这一传统作风等问题向毛泽东等人做了书面请示报告。谭政在报告中说：对抗大时有关作风的三句话，我们计划好好宣传一下，但目前流行的提法不尽一致，一是一九三八年抗大同学会成立时毛主席的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是一九三九年抗大三周年时毛主席文章中的提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两个提法用词不同，究竟以哪个为好，请予指示，以求统一。

5月8日，毛泽东在请示报告上做了定论。他批示道：“以一九三九年的三句为好，奋斗二字改朴素为宜。”此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改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其完整表述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