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晚年问：魏巍的文章现在教材里还有吗？

魏  猛

　　2010年邓力群伯伯已是95岁的高龄了，12月份他刚刚过了生日，我去看望老人家。

　　上午10点，老人还在听读报，刘秘书告诉他，魏巍的孩子看他来了。坐在邓老身边，他拉着我的手一直不松开。冬日上午的阳光正好，从窗子射进来，照在老人的脸上，发出一片柔和的光芒。邓老眼睛睁得很大，他告诉我他的眼睛只有光感，什么也看不见了。

　　邓老问我：“你爸爸去世几年了？”

　　我说“两年了。”

　　“我怎么觉得，好像好久了。”

　　“肯定是你想念他了。”

　　“那一年在北戴河，他来看我，我看他很瘦。那时我的眼睛还看得见。那一年是哪年啊?”

　　“可能是06年吧!”

　　“我的眼睛就是06年看不见的!可能不是05年就是06年。我们是老朋友，我很想他。他每年都来19号(邓宅)看我。他的书我都看过，最近又再版了吗?年轻人喜欢他的书吗?”

　　“可能还是40岁以上的人看，也有一些年轻人看，过去语文课本里有四篇他的东西，现在只剩一篇。”

　　邓老说：“他去世时，学生打出横幅，‘最可爱的人虽死犹生，最可恨的人，虽生犹死’，看来现在很多青年思想还是很进步的。”

　　问起老人的近况，邓老说：“现在就是每天上午听读报，读材料。下午听国史稿，已经好几稿了，还要修订，上报中央。小平、陈云同志在世时，嘱咐我要修国史，我要把这个任务完成。07年有了初稿，后来眼睛不行了就靠听。有个三人读书小组，每天读、接着搞。”

　　在邓老家四十多分钟，老人一直紧紧拉着我的手。

　　邓老与我的父亲之间是纯粹的君子之交，就是思想一致、观点相同。我父亲的文章、书籍出版了送给邓老;邓老的《十二个春秋》、《延安整风以后》、《国史讲谈录》(1-7卷)、《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都送给我父亲。他们共同的政治坚定性使得两人更加亲密紧密。

　　2011年10月19日，我又一次看望邓老。

　　邓老又问我，你爸去世几年了？

　　我说三年了!

　　邓老长叹一声“我想念他!”邓老眼睛睁得很大，眼角流出了泪水，警卫战士看见，用毛巾轻轻拭去。

　　邓老说，他现在还是每天上午听读报，下午听国史稿。已经完成了四稿了，修改一次，上报一次。现在在弄第五稿。

　　我对邓老说：“您送我爸爸的《十二个春秋》我爸爸看了，他在很多地方划了红线，还加了很多注。我是前年看的，正是新疆暴7.5事件前，书中有许多章节是讲西藏、新疆民族政策背景变化的，十几年前，您的观点就很深刻。”

　　邓老神态宽和，有一种阅尽世事从容豁达的风清云淡。他说：“我们有一些领导人，在民族地区、民族政策的问题上，主要是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意图缺乏清醒认识，缺乏历史的认识。”

　　“我第二次入疆是1953年，参与平叛的整个过程。开始，有的农牧主犹犹豫豫要不要和共产党合作。有的答应合作，回去又变了。后来在新疆搞土改，进展很好，很快。当时全国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土改，第二步畜改。新疆的情况发展快，就提出了一步走，土改畜改同时进行，在一些地区进行得很好。但搞得快了，也挨批。”说到这里，邓老笑了。

　　邓老很关心我，问我的工作、孩子都怎么样。我说：“孩子很不错，学数学的，在念研究生。”

　　邓老很高兴说：“我中学数学很好，主要是初二初三数学老师讲得好。考北大，我数学考了100分。后来用不上了。我的逻辑思维就是那时培养的。”

　　邓老是我的长辈，既然问到我的工作，我也就如实相告，包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谁知邓老听后，“你是老朋友的孩子，你的事情我要管，你把文件拿来，我来转。”

　　最后邓老说：“我身体还好，就是眼睛看不清，也看不见你爸爸的照片了。”话里流露出深深的思念之情。

　　2012年12月13日，邓力群住在北京医院，他这年97岁了。我去医院探望，这天看见邓老，他的精神甚好。知道我来看他，邓老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事怎么样了?”这句话真让我汗颜。邓老指的帮我转信的事，而老人又这样认真，一年之后还清楚记在心上。此事回家后说给我的夫人，她说道，“看你的事情还让97岁的老人牵挂!”听完更让我无地自容。

　　老人7月份去了北戴河，后来生病，回京就住进了医院，每日进食要靠鼻饲。

　　邓老说：“国史稿印出来了，送你一套。”马上让刘秘书拿给我。

　　我说：“回去我要好好学习，这都凝结着您十几年的心血啊!”

　　邓老说：“总算对小平同志，陈云同志有个交代。他们两个人很重视国史编纂，搞了好几稿，可是现在有特色的地方，都磨平了。我原想在第四卷中，把陈云同志的历史作用如实表现出来，也都磨掉了。”

　　邓老虽然眼睛不好，但每天还在听读报，最近报道三峡发电量突破900多亿度。邓老回忆说：“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在广州，我也去了，给毛主席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提纲时，就说到要建设三峡，汇报说三峡如果成功建设，规模就是世界第一啊!毛主席听了非常兴奋，对我说：“三峡大坝要是建成了，也要二三十年以后了，我可能看不到了。邓力群，到时你要写一篇祭文念给我听!”

　　邓老还说：“重庆市的领导来看我时，我让他们把材料带给我，我送到纪念堂去。现在一想，主席的嘱托历历在目啊!”忆及往事，老人的感情激动起来，眼角又泛出泪珠了。

　　2014年5月，邓老住院一直没有出来，我又一次去北京医院看望老人家。

　　这次邓老是在卧床，鼻饲管插着，老人在轻睡。

　　站在床边，我用两手握着他的左手，俯在耳边报上我的名字，邓老很高兴，说：“每年你都来看我。”老人的身体更弱了，护士每隔一个小时要给点一次眼药水，湿润角膜。

　　邓老的床头挂了盈手大的一块玉石，问起来，邓老躺在床上很高兴地说：“这是英淘托人带给我的。他在国外搞课题，回不来。”

　　听了这话，让人心酸。邓老的儿子邓英淘已于两年前，2012年3月11日患病去世，遗体告别我也去了，英淘生命耗尽，全身瘦的很小。所有的人都知道的事，唯独瞒着邓老。

　　邓英淘，一代英才，是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研究员，当过副所长，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农村、农业，西部问题研究。深入农村，走遍西部，组织“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政治课题组”，著有十部著作《再造中国，走向未来》、《西部大开发方略》、《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之二》、《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等。

　　尤其是邓英淘80年代初提出的“多数人的现代化”的观点，极具超前的战略意识，现在已被广泛接受。英淘毕生精力致力于做学问，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潜心研究农民问题，秉承乃父家风，人品高洁，学识出众，堪为吾辈楷模。

　　友人回忆英淘二次住院，骨瘦如柴，极其痛苦，每天面对死神，仍不忘国家大事，见到一篇法国人的短文，颇有见地，英淘目光如炬，把此文郑重交到友人手中作为资料。痛惜英淘英年早逝，令人唏嘘。

　　接着邓老的话，我也说，“英淘的课题很重要啊!他肯定要完成才能回来!”邓老听了很高兴。

　　护士又一次进来给他点眼药，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次是我始终握住他的手不放了。护士姑娘看着我好像有点奇怪，怎么一直握着手不放呢?

　　2000年5月，魏巍创作历程暨《魏巍文集》研讨会在作家协会举办。邓老参加了这个会，他端坐在台上，戴一顶新疆小帽，这顶来自新疆的小帽是他的标志。看上去邓老面相好像很威严。

　　我原在一家中央媒体当记者。八十年代后期，正是两种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那时每日听到的内部消息，就是以邓老为首的“极左派”的进攻和顽固之状，看见邓老的样子，倒与同仁传说也贴切。

　　可是，随着时光流逝，世事变幻，邓老当年的执着，已被历史检验，他那坚持真理，勇于直言，面折廷争从不隐瞒自己观点，胸怀坦荡，直至最后岁月，仍不负毛主席、小平、陈云相托之事，不正是一种伟大的品格吗?同样，老人开朗豁达，对自己的观点顽强捍卫，但对往事、他人更是有着一种大度宽容。对朋友更有一种温情!

　　我把面颊贴在他的前额上，向他告别!

　　/完/

　　2015年2月10日，邓力群同志，辞世，享年100岁。

　　在邓力群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

　　刘祖禹，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

　　力群同志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革命前辈。我在中xuān部工作。1982年到1985年，力群同志任中xuān部部长。三年期间，他是部领导，我离他较远，接触不多，但是他的为人，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他的正派的民主的领导作风，他的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有很强的个人政治定力，但又很民主。记得他曾组织全中xuān部约百余名干部集会，占了大厅和走廊，讨论《苦恋》一剧的是是非非。许多人在会上各抒己见，会开得很活跃。《苦恋》这部电影的是非界线其实是很清楚的，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而是认真、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一点甚是难得。这样一种启发人的智慧，提高辨别是非能力，而又思想解放，开得很活跃的会，以后中xuān部几乎没有举行过。他离开中xuān部后，我和他接触的机会多了，我对他的了解更深了一些。我印象最深的是，力群同志有一种在原则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的硬骨头精神，这种精神已经内化为力群同志的一种本能，一种自然。他对一些错误观点，包括一些伪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批判，从不含糊，一贯是鲜明的。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思想政治、人文科学上的表现，他一贯表示坚决反对和抵制。在一个小范围的交谈中，我听他当面说过：有人说，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批评、要反对，不能放松，这当然是对的。而有人主张，经济上应该多放开，反对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力群同志认为，这是错误的，“难道经济上就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就不需要批判?”事实上，力群同志从未隐讳过他这方面的观点，在小范围他这样讲过，在另外一些公开场合，他也讲过。国内外敌对势力屡屡攻击他是什么“左王”，什么“地下总书记”，他淡然置之。只要有机会、有需要，他依然直白表明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从未动摇、摇摆过。他在台上处于顺境时如此，他离开领导岗位，甚至处于逆境时也如此，光明磊落，一依如故。有一种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雄大气概。他的这种硬骨头精神，党内外很多人是熟知的。甚至一些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邓力群是敢顶敢碰硬，不随意放弃自己主张的人。事实证明，力群同志的观点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的。多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经济生活中受资产阶级自由化侵蚀殊深，具体表现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错误理论在一些人中间如此吃香，奉为圭皋。我国经济领域受新自由主义的祸害之深之烈，有目共睹。甚至当着新自由主义已经在世界上到处碰壁，一些受新自由主义灾难的国家，逐渐从痛苦中醒悟过来的时候，在我国，竟然还有人继续兜售新自由主义，力图扩展其影响，真是咄咄怪事。

　　力群同志去世后，中央对他做出了崇高评价。这些评价表明，力群同志一生无比忠诚于马克思主义，他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伪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进行过坚决的、不屈不饶的斗争，正是他作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鲜明标志和本色。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造诣很深。正是由于他这种深厚造诣，他在生前才能做出那么多、那么深的具有不可抗拒说服力的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他不愧是我党的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力群同志有超强的记忆力。这十分有利于他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可以那么熟练地、高明地，怀着一种必胜的自信去进行斗争。前年在北戴河他的避暑府邸中，我听他讲了很多在任期间经历过的许多斗争。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负责人在一次讲话中，有若干错误观点，组织上给他打招呼，要他慎重对待，不可造次，不可随意公开发表。这位负责人不听招呼，表面上哼哼哈哈，却迅速在一家主媒上全版公开发表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这件事情的前后过程，每一个细节，力群同志都记得十分清楚，说得那么详尽，我们大家都对他的惊人记忆力感到由衷钦佩。力群同志说，事实证明，那位负责人没有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脑子里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力群同志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度和极强的记忆力帮助他始终如一地站稳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立场，并有力地进行了有利于我们事业的斗争。《邓力群同志生平》一文中说：力群同志“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奉献了全部精力。”这个评价是符合党心民心的。

　　力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去世后，我到他新鲜胡同家设灵堂里吊唁，向他的遗像鞠躬。我见到在他的遗像两旁挂着两行字，大意是“为党为国为民百年不渝，立德立功立言千载彪炳”。这两句话同样如实刻画了力群同志的一生。我个人觉得，邓力群同志那种坚持真理，嫉恶如仇的大无畏精神和硬骨头精神，是我党的一笔珍贵财富。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十分珍视这一财富，身体力行，努力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尤其是硬骨头精神。

　　2015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