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三千万”、蒋经国基金会与谣言生产传播集散地香港

长河红阳

一、杨继绳与冯客们交流、创造、传播“饿死三千万谣言”的大本营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饿死三千万”】这个谣言上最先下嘴乱咬的是美国人——美国人口与人口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安斯利·科尔，他研究出1958-1963年间，中国人口“超线性死亡”2680万人，实际上是说，当时中国饿死2680万人。

紧接着，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研究出1958-1961年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2987.1万人，实际上是要是说：那个时段中国饿死1987.1万人。再加上少出生的人口3119.5万人，那四年间，中国人口减损6106.6万人。

法国人也凑热闹，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杰勒德·卡勒认为1958-1962年，中国有2851万人过量死亡。3197万婴儿没有出声，总计损失人口6048万。不过后来他有修正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在1960年，中国死亡4090万人。

就直接死亡人数来讲，上述外国人的数字是层层加码，一个比一个惊悚：2680万-2987万-4090万。

在这方面也少不了中国人自己的研究，1987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给哦除了自己的研究结果：

【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1700万人】

据说，这个数字的类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又因为这个数字，这个所长还做了大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位跑到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丁抒先生也在这个领域里“辛勤”，修成正果：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3500万和4400万。

上海有学者金辉，也在这个方面“挥汗”，得出了结论：

【（三年困难时期）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

还有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先生：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分正常死亡人数——3245.8万。

2008年，曾经的新华社记者，后来的《炎黄春秋》副主编杨继绳在香港出版了一部1100页的大书《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书中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3600万。其实呢，按着直白的表述来讲就是这么一句话：那个三年里中国饿死3600万。不惟如此，他还在燕山大讲堂的演讲中说：

【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约7600万】

杨先生的这本书，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有文章这样说：

【西方学术界通常对中文学术著作不太关注，然而，这本书却不同。它的首次发行是今年5月，但在上市之前，出版的消息已在学术圈传开了……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好几家大报刊即以严肃书评予以反应。】

这可算得上是罕有的大事件——引起外媒关注了！不一般！

为什么不一般？原因不外杨继绳是体制内人，还是敏感的重量级喉舌——新华社高级记者，以及倾西方的《炎黄春秋》副主编，官方背景哦；再，以个人名义出书，少了身份的羁绊，似乎更能说出真话（？）。

另外，还有一荷兰学者冯客写一本书《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在2011年获“塞缪尔·约翰逊”非小说类文学奖。这位写书的冯客先生在出席颁奖仪式后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大跃进时期饿死的中国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相似，都在4500万以上。】

这个奖项的评审团主席马辛泰尔高度赞扬这本书：

【（对于任何想要了解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书】

这个书同样的不一般，获奖，而且还被《美国之音》专访！

关于冯客先生的这本书，据杨松林先生著作《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这个冯客先生的书是得到了名为“蒋经国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才得以完成的。这个蒋经国基金会（全称 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是个什么来路？在网络上常用的“某度”、“某狗”上，能得到的讯息很正面，是一个热心学术研究赞助的基金。但是，这个基金会好像不那么简单：因为它赞助支持的那些学校和学者集中在美、英、法、德这些对学术研究肯花钱，学术研究“不差钱”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某些方面或者很多方面，都对中国大陆很不客气。而以基金的名号来看，如果这个基金会“名副其实”地不改“初心”，那么，这个基金会赞助的项目当然也是以反共为指向的！

以下是这个基金会网站页面的截图：

而上文提到的那位荷兰人冯客先生，据台湾省学者孙隆基先生的文章《冯客论中国人的种族主义》http://news.sohu.com/20090106/n261601982.shtml，冯先生是个很会“找钱”的人，用孙先生的原话：

【他很会申请研究经费，前后获100万英镑】

就这么个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专心于学术的学者，倒象是一个拿人钱财替人说话的写手。蒋经国基金会给了冯客多少钱唆使他写那本攻击新中国的书，这个数字实在不好找，虽有文章称，冯客得到蒋经国基金100万美元的赞助，可是，我以为，孙隆基先生的话更可信一点，这个冯客的“卖文”所得，不会有那么多。蒋经国基金会网站公布的公开信息是，2008年，这本书的获赠蒋经国基金的金额/卖文“预售价”：59000美元。以下是截图：

图片中的第三项：

【3. Frank Dikötter及周遜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9-61” (grant amount: US$59,000; grant period: 2.5 years)】

就指这本书的卖价。页面翻译之后是这样：

这位弗兰克·迪克特就是那位荷兰学者冯客。

此人长相如下：

一个是唯利是图一门心思“找钱”花，一个是一门心思反共找枪手，两下里一凑，瘸驴拉破磨，配搭得挺好。

还有这个塞缪尔·约翰逊奖的资金来源也很耐人琢磨，据网媒报道：

【资金由一位匿名人士捐赠。】

如此乐施好善的大善人为谁？而这奖项的命名人塞缪尔·约翰逊，乃是18世纪初英国一写手，名头在英国不小。这个奖项也必是英国人设立。设立时间1999年，正是1997年英国人痛失香港之后不久。而冯客的这本书之所以能获奖，恐怕就是因为在描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的凄惨状况创下了纪录——死亡4500万人，比之前，所有“研究”给出的数字都大。

所有的信息凑在一起，这本书作为一杆投向中共的锐利的标枪的属性自无疑问。这本书的获奖，既不讲理，也很有些“道理”。

到底那个“三年”中国饿死了多少人，经过我国学者孙经先、杨松林先生等人的研究，全是无耻的谎言！而作为《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先生，对孙经先先生的质疑根本拿不出站得住脚的解释与反击，这个“饿死三千万”…………

从上述文字看这样一个事实：从1982年起外国人下嘴乱咬，某些中国人又跟着众口一词——用千万以上的饿死人数帮着外国人把新中国和共产党吊打。以上举例的两本书只是其中荣誉颇高的两本。看起来，这个“饿死三千万”的话题就是一块“唐僧肉”，无论哪一路妖孽都想在上面下嘴咬下大大的一口，似乎要在历史上留名——打倒红色中国我也是出了力的？问题是谎言经得住正义者的认真考量么？

进一步的发现，这两本书都和香港有些钩挂：

杨继绳的《墓碑》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冯客先生接收蒋经国基金会的5.9万美元写《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时正在香港大学上班做教师，这本书也在香港出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两个人的一身“载誉”，都和香港有勾扯，这个香港是不是有些不一样？是不是？

2011年杨继绳曾这样介绍：

【我是二零零七年认识冯客的。那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主要是利用那里的各种方志，对《墓碑》的书稿作最后的校正。大概是二零零七年的五月间的一天，经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引见，冯客到香港中文大学找到了我。我向他介绍了我的研究成果。他说：「你研究怎么死的，我是研究怎么活下来的。」我觉得他的研究角度很新颖。我们还就死亡人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说三千六百万只是一个概数，想找到精确的数字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在一次午餐演讲会上就中国大饥荒问题作了一次专题演讲，我记得冯客先生也来听了。】

可见，香港成了杨继绳与冯客们交流、创造、研讨与传播“饿死三千万谣言”的大本营和主阵地。

而作为冯客的助手和冯客一起接受蒋经国基金会资助，以学术研究和调查采访为名进行“饿死三千万”造谣活动的周逊，同时也是香港大学历史助理教授。

据“大河网”《独立思考者杨继绳：打捞大饥荒记忆》，杨继绳先生的爹就是在大饥荒里饿死的，又：

【他用了差不多十年时间，走了十几个省，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访了上百位当事人，记了十多本当事人的谈话记录，追溯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三五年间，中国人饿肚皮的往事。】

按着文章记述来讲，这本《墓碑》主要内容之一是当事人的“口述史”一类。那么，同样是“饿死三千万”，杨先生的大作自然也就有更加权威喽？

当然，我并非否认“口述史”就没有可信度。“口述史”的可信度是有，但是不能当做分量最重的权威来用：一来，口述人的记忆随着时光流转记忆是否还清晰可以质疑；二来，口述人的言语受当时处境限制难免有不实之辞，典型者如清末民初著名的交际花——赛金花的回忆文章，生活处境的顺逆，导致了她对同一件事情前后有不一样的叙述，那么同理，杨继绳先生那上千万字的“当事人”的“口述史”是否真的反应当时实情，很可怀疑！当然，作为《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来讲，说实话的文章有多少，最近几年也饱受质疑，那么作为副主编的杨继绳先生是否在书里忠实反映了口述人的亲身经历？……

冯客这本书和杨继绳一样，充满着谣言。由于冯客造谣太过离谱，有些地方连造谣大王杨继绳也看不下去了，杨继绳说：

【谈到毛泽东，我还不得不指出，冯客提出的「毛泽东很坏」的一个资料是不可靠的。冯客介绍：毛泽东说﹕「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据我多年对大饥荒和毛泽东的研究，我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宋月红则指出，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大饥荒》的作者冯克通过比较一些地方县城的数据，发现“县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便以此为主要依据臆测出所谓大跃进时期全国饿死的总人数。】

【不仅如此，为了归罪于毛泽东，该作者竟将上海会议上毛泽东1959年3月26日关于安排第二季度工业计划、3月28日关于粮食购销问题，与3月25日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这三个谈话相混合，将针对削减基建项目的内容“移花接木”为吃饭问题，从而炮制出毛泽东曾说过“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的谎言，作为毛泽东“手枪冒烟”的证据。正如孙万国质疑冯克的这种学术造假时所指出的：冯克“硬把毛泽东在三个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主题的发言混淆起来一锅煮”，这“已不是出于无知的误解，也非仅是写作上的瑕疵，而是恶意的曲解，学术的诈骗”。】

二、“京师大学堂”的史盲Z“教授”

形式上，1997年7月1日中国收回了香港主权，但是在某些领域的控制主导权上中国还是处于下风的！否则，对大陆无耻攻击的两个版本的“饿死三千万”怎么会在香港“暴得大名”？这个让人不放心的“善地”出品的一些脏污，在大陆却有高层级的拥趸和粉丝，某些高级的粉丝们还随着“港风”徐来“起舞弄影”，恰如小品里的戏词：

【大妹子，你老拿个马甲配合我做啥？】

话说咱国“京师大学堂”有一Z教授，在英吉利混了几年码头回国之后，就擅长干这路买卖，“饿死三千万”也在他笔下写出了不一般的味道——《计划经济是人类无知导致的最大灾难》。这位Z教授并非专业的人口研究行内人，所以，他做的事只是在承认外国人、某些中国人杜撰的谎言为真实历史的情形下，把话题引入了它的“经济学”圈圈里：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人类的灾难。如果市场经济可能有大跃进吗？可能死那么多人？市场经济有贫富差距，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死人。我并没有认为美国就是最理想的市场。】

结论很坚定、很明确：市场经济下人人有足够的粮食吃，不会饿死人。

不知这位Z教授怎么看待爱尔兰1845-1852年间的大饥荒？那场让爱尔兰人口锐减了四分之一的大饥荒？统治爱尔兰的英国可是正宗的市场经济的策源地么，按着Z教授的说法，怎么可能饿死那么多人？别说那是因为爱尔兰人过分依赖山药蛋，也别说是什么病毒使爱尔兰山药蛋绝收，英国为什么不能凭着市场经济那只“无形的手”自动发挥市场的调控作用，用其他的粮食让爱尔兰人吃饱饭？可是，那个年头，爱尔兰就是饿死百万计的人口了，这个，Z教授不知怎么解释？翻遍了能找到的信息，也没见Z教授是怎样解释这个问题的。难道说饿死那么多的爱尔兰人是英国统治者刻意、故意为之？如果这样，那真是太可怕了，因为——市场经济是可以培养出一帮子冷血无情的执政者的！是可以培养出一帮子见死不救的资本家的！是可以导致暴政的！他们漠视、无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爱尔兰人，生生看着这么多的生命活活饿死！那么，我们有必要引进所谓市场经济么？？？这该怎么替市场经济擦屁股？须知，Z教授就是在英国混过码头的，他怎么擦洗英国历史上的这块黑斑污渍？？？

可以作为例证反抽Z教授的还有美国“大萧条”岁月中的如下例证：

【据1932年9月《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8%的人无法维持生计（1100万户农村人口未计在内），流浪人口达200万，仅纽约一地1931年一年中记录在案的倒毙街头的案件就有2000余起。这一时期出生的儿童身材矮小，后来被称作“萧条的一代”。全美有33万儿童失学，女孩子为了养家糊口冒着怀孕的危险以10美分一次的价格到街上卖淫。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当美国参加二战需要补充大量兵员时，因体质不合格遭淘汰的达40%！】

【在1932年，全国已有30万儿童失学。更可怕的是，当年10月，据纽约市卫生局报告，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20%营养不良。在东部一些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以上。有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故事后来都广为流传。有位老师劝小女孩回家吃点东西，她的回答是:“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一位叫莉莲的社会工作者说:“为了让孩子们吃饭，有些人自己一连饿几个星期，饿得直打哆嗦。”更糟糕的是，活活饿死的例子时有发生，1932年光在纽约就发现29人饿死。有人说，1932年，在美国，“千百万人只能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

看，市场经济的典范国家——美国，饿死人的事情也多有么！美国的那场大萧条爆发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1929年的大股灾，有说法：大股灾的原因是美国草民的购买力不足，经济也就没了发展的动力，股灾爆发，引爆了一切经济领域中的泡沫制造了大萧条。换句话说，有粮食的美国一样会有人活活饿死，这可比中国的大灾荒可怖、可恨地多得多了。中国的大灾荒还有天作孽的原因促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美国呢？有粮食还要饿死人，这是不是可以证明——市场经济是可以制造出一群冷血心凉资本家呢？而美国政府竟然没有动用军队勒令资本家们“有饭大家吃”，是不是可以说市场经济可以“锻造”出一个漠视民命的冷酷无情的政府呢？这算不算一种暴政呢？

“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死人。”

居然，在咱中国第一流的大学——“京师大学堂”还有这路史盲做“教授”，当教员，怪不得有人把这个“大学堂”里的“光华管理学院”当做了一个不入流的“三类本科”！

三、香港有些地方确实是藏污纳垢之所

因为这位Z教授服膺的“饿死三千万”，我特别关心了一下冯客先生上班的地方——香港大学，又多了一种反胃感觉——“占中三丑”里的戴耀廷也在那个学校上班当教师。看起来香港能藏污纳垢的地方也有高等学校。众所周知，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是港独的核心宣传机构，占中运动即由其发起，这几年屡屡散播“港独”言论、叫嚣“香港自决”，其编造的反华反共言论和谣言更是不计其数。

还顺着这个感觉，我又关心了另一家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去年大陆女学生在那个学校的“民主墙”撕港独大字报的时候，就曾被那学校的港独男女们围攻。括而言之，“占中”的学生中哪所香港著名高等学校的学生没份儿？哪个香港高等学校敢说自己的学生在“占中”时期是干净的？

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周保松1969年出生于广东，1985年移民香港，是策划和指导“占中运动”的主要学者和智囊。9月22日，香港学联组织了百万大道罢课大会，随后大会安排三场公民讲堂，这是占中运动主要的群众动员活动，其中打头炮的便是周保松，他于新亚圆形广场举行主讲“民主实践与人的尊严”，动员民众参与占中对抗中央政府。2014年12月12日，警方对占中清场，周保松和李柱铭、黎智英、周永康等都是最后一批被逮捕的、坚持到最后的占中骨干。

再例如，2013年6月21日，民运分子王dan任院长的“华人民主书院”就在香港城市大学组织了名为《非暴力抗争训练研究与简介会》的活动，其主要意图就是培训青年学生和劳工领袖如何按照“非暴力战争”的原则在香港发动“颜色革命”，当然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本次“占领中环”运动服务的。这次活动邀请“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戴耀廷和社会民主连线主席梁国雄进行了《非暴力抗争训练研究会：非暴力抗争与和平占中》的讲座。此次活动的另一主题是“非暴力抗争训练简介会”，由台独势力骨干、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执行长、台湾民进党前中央委员、立委、劳工领袖简锡堦对向参会骨干进行了关于“非暴力战争训练”的介绍和动员：“‘非暴力抗争训练’源于美国吉恩·夏普博士(Dr. Jene Sharp)及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的研究。”随后于2013年7月末开始，华人民主书院在香港对占中运动骨干进行了多期“非暴力战争训练”。

再往前推历史，用“明晰产权”私有制祸害大陆公有制基础——国企的张五常就是从香港中文大学做跳板跳到大陆为恶二十多年。

而且，近些年屡见的大陆官员叛逃案里，香港又是个理想的中转站：

可以肯定了，香港有些地方确实是藏污纳垢之所，这些堪称污垢的人物对于统一的中国，对于安定的中国来讲，的确是一些邪恶的存在！那么，在香港出版的那两本“饿死三千万”的书，以及“饿死三千万”有多大真实性，岂不和香港那个地方一样，有理由怀疑是否是藏污纳垢的处所？

指甲缝里有脏东西怎么办？剪短指甲洗净手，经常这样就干净了。可是，如果指甲缝里一直这样脏，还不剪指甲洗净手，那么，这问题就大了！这些学校能容得下这些祸害存在下来，本身是不是很有自我检讨的必要呢？难道学校还不能把戴耀廷们的饭碗砸个稀烂么？不能把港独学生踢出门外么？

曲折的听闻中不能，据说呢，香港是讲“法治”的，而依照现实的香港“法治”情形而言，那里的“法治”对港独是很温柔的——奈何不了港独！当然，也对杨继绳和冯客之流很宽容。又据说香港的法治可是别具一格，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按说呢，港独就是违宪，也是违反“基本法”，就又被法办的充足理由，问题是，绝大多数“占中”的港独们都在外头好好地活着，反倒是负责清场的警察有进了监狱的，这算怎么一回事？这样的不一样是不是别具风格？然而这样的别具风格是香港司法系统的洋人法官干的缺德事。这问题就来了，用洋人在中国地盘上处置、惩罚遵守“基本法”、《宪法》驱散“占中”的港独分子的警察？把这些守法、尊法的警察投进监狱？这是谁人在“治港”？？？

当年收回香港前，没人奢望香港人在短期内能接受社会主义，所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但是，从“占中”以来的一系列港独嚣张看，尤其是警察被被洋人法官投入监狱，倒像是“洋人治港”了。这个无论如何不好接受，但是，在香港还就这样，这就是香港现在的“法治”特情——洋人包揽香港司法系统造成的特情。而且这还是“基本法”92条之“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应根据其本人的司法和专业才能选用，并可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聘用。】

香港可以聘请洋人做法官。

据说呢，这样的光景世上只有三处，除了香港，还有：新加坡、阿联酋的迪拜。

关于香港的特情，有些大陆人是愤愤不平的——扛着钱口袋去香港落户拿个户口本很难很难，然而，菲律宾的丫鬟老妈子出几年笨力气倒能落户香港……说起来也有意思哈。宁要外国苦力入籍，拒斥大陆国人进港，这也是不是“洋人治港”的特情？

有说法，之所以出现洋人法官治香港的光景，是因为在香港司法系统的法官工钱低，香港的法律界人士不愿出任法官，只好请洋人。可是，洋人也是人，他们就不嫌弃香港的低工钱？这个解释，欠通啊欠通！可以作为正解的应该是：

香港有那么一股势力，唯恐被大陆“变色”，所以，尽量对大陆设置“防火墙”！“防火墙”的墙基之一就是所谓香港“法治”。宁可让外国人在司法系统里占主流来保持香港的“特色”。这是什么？这是对大陆的敌意与疏离么！这样的敌意下，能出现“港独”不奇怪。而香港的这种“特情”，不仅仅在政治上生造出“港独”，而且，对香港的经济也要制造影响，使大陆对香港善意输送利益的惠港之举受影响。典型的事例就是港珠澳大桥的“生态”官司。那座大桥的动议是香港政府，想着多点挣钱花；但是香港公民党硬是撺掇一个朱姓老乞婆状告大桥施工破坏了海洋“生态”！倘若官司打赢，这个惠港善举不就泡汤了？固然，官司最后是老乞婆及其同党的阴谋破产，但是，为了赶被耽误的工期，大桥项目的发起者——香港政府，要多支付65亿港元的大代价。让香港付出这样代价的这个公民党，似乎不是很出名，但是，提一个人估计就会记住了，此人名叫黄之锋，港独匪帮中的“青年才俊”。这个人不会有人无知吧？他亲爹就是公民党党员黄伟明。这一家人似乎是倾心灯塔国的“满门忠烈”：

【2011年7月，由美国商会出面邀请，黄之锋及其父母一家人到澳门游玩，入住美资的威尼斯度假村酒店高级套房。2012年8月，时任美国驻港总领事杨苏棣与黄之锋父亲黄伟明、公民党主席余若薇4次开会，每次长达3小时，据悉，内容包括如何更好地“栽培”黄之锋。2012年11月，美国驻港某机构负责教育的官员丁·道尔顿与黄之锋餐聚，探讨黄赴美留学及申领奖学金问题。美国人还向黄之锋“大撒金钱”。据网友爆料：2012年11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临时拨款10万美元，通过“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干事叶宝琳交给黄之锋，作为活动经费。今年3月，美国势力又通过“陈某某”交给黄之锋160万港元。美国方面还邀请黄之锋等人到来港停泊的美国军舰上参观，让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教黄格斗术，为其孱弱的身躯“充电”和“壮胆”。另外，为了让黄之锋“义无反顾”地在“反中乱港”的道路上扮演马前卒，美国还通过“民主基金会”向黄承诺，如他被警方检控，将被安排全额资助赴美英留学。】

固然，上述文字的主角是黄之锋，可是，他的亲爹黄伟明是个什么货色，很难知道品种与成色么？黄伟明所在的公民党是一些什么品种组成的群落，很难辨析么？港独也好，公民党的搅局也罢，背后是什么势力在操纵很难分辨么？

香港的“法治”能治公民党么？能治黄伟明么？能治黄之锋么？那怎么可能！洋人占绝对主流的香港司法系统怎么会把这些败类们打入“死牢”？别看黄之锋进监狱了，可是央视四套新闻报道，原本精瘦的黄之锋在监狱里竟然挺起了小肚腩！到底是疗养去了，还是服刑去了？

香港“法治”对大陆设置的“防火墙”是单向的——阻止大陆治理香港，但是，却绝对不阻止杨继绳、冯客们向大陆售卖“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和谣言！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香港“法治”的特情在起坏作用！“饿死三千万”容得下，港独容得下，敌对的美国反华势力容得下，但是反港独的正义势力却屡遭围攻！清场驱离“占中”的警察倒进了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