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告诉我们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作用不能被虚无

孙成民

对知青上山下乡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确实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运用什么观点和采取什么方法去研究的问题。这里，我从历史发展与国家全局的角度，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本质特征、传承演进和历史贡献等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从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认识知青上山下乡的本质特征

我们知道，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新中国的特殊时期和环境中产生、发展和结束的。这一历史进程清楚地表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开展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的政府组织行动。它是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的历史，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作出过评价：“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这一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辉煌成就和经历曲折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诚然，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改变，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主题和主线也没有改变。

毫不讳言，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来就存在着不少问题而且有些还十分突出，但是这些都不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在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中，党所领导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大众结合”的本质特征，其核心内容就是广大知青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直接参加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的伟大实践，经受了锻炼，发挥了作用，并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道路中作出了无私奉献。就是在“文革”期间，尽管知青上山下乡一度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更多一些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都仍然不会改变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知识青年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思想的基本内涵，也不会超越中国共产党延绵不断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当然，也不会动摇和改变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同样会证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与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主题和主线，紧密联系在一起。

任何历史都有两面性，都有主流和支流，都有本质和现象，这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把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与评价，置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这一阶段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中去把握，就会从基本国情出发，尊重历史真实，就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分清支流与主流，就会实事求是地展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客观进程与本来面貌。这是当今研究知青上山下乡应当重视和把握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从“两个不能否定”的科学论断，认识知青上山下乡的传承演进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大致经历了前后27年时间。毫无疑问，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党和国家持续推进知青上山下乡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前的时间段进行的，其中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革”时期；另外，还有3年时间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时间段进行的。在这样一个纵跨两个重要阶段而推进的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必然表现出不同阶段的基本特征，也必然表现出政策演进中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和国家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不仅贯穿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所有历程，而且贯穿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全部历史。我们不能割断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段历史；同样，也不能割裂改革开放前即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能因为发生了“文革”，就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的成就，就否认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否认这个历史时期及其与后一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

动员和组织上千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到边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从当时中国所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实际状况出发，审慎抉策并致力推进的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重大战略部署。历史已经证明，它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缓解当时城镇就业压力、培养接班人、建设新农村，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我们肯定这一抉策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从不忽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进程中客观存在的问题，也从不掩视“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受到更多一些影响和存在更多一些问题，这也是十分明确的。在研究实践中，任何片面夸大不同时期的错误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还毋庸讳言的是，不同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看到密切联系，就是说这种联系并不只是时间上的顺延和承续，而是在探索实践中的方向、任务、目标上的联系，它们之间不是彼此割裂的；看到重大区别，主要是指在探索实践中的工作重心、方针政策以及内外环境、现实基础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

在当今知青问题研究和评价中，惟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这一重大事件放在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中去观察，置于当时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全局背景下去把握，方可较为客观和全面。如果认为持续推进27年之久的知青上山下乡贯穿于“文革”期间10年，就认为它是“文革”运动的产物；如果把“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一度受到过极左思潮的影响，就认为是“文革”运动的组成部分，进而得出“文革”已被否定知青上山下乡也应否定的结论，这都是站不住脚的。

三、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认识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作用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通过“知青说”“村民说”“各界说”，用真实的历史细节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该书的公开出版发行，已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无疑作为新时代知青问题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成果载入共和国史册。

青年习近平与大多数城镇知青一样，听从党和国家的召唤，奔赴农村。在火热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他与广大社员群众打成一片，劳其筋骨，汲取养料，磨砺成长，由一名“五谷不分”的城市青年，逐步锻炼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一把好手”，由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逐步锻炼成为一名受到父老乡亲赞扬的农村基层干部。

作为一名普通知青，习近平开初曾有过迷惘与彷徨，也经历过跳蚤、饮食、劳动、思想“四关”的考验与磨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冲在前，干在先，乐吃苦，挑重担；作为一名村支书，他以身作则，带头大干，修梯田，办沼气，扎根在梁家河，为乡亲们谋福利。

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可以说，习近平知青时期的经历，是许许多多插队知青的共同经历，也是许许多多知青在农村生活、生产实践的真实写照。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定历史时期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基本与共和国同生共长的1700多万知青，在不同时期奔向农村、边疆，尽管其中不少人曾有过徬徨和苦恼，有些人也曾一度有过曲折和伤痕，但他们中的许许多多人却在磨练中不畏艰辛，勇往直前，坚定了信念，得到了锻炼。他们以广阔天地为校，以农民大众为师，与当地干部群众一道，战天斗地、改良土壤、科学种植、兴修水利、驾驶铁牛、开办民校、传播文化、防治疾病等，为改变所在地方的落后面貌奉献了青春。在如火如荼的农业生产实践和农村生活磨练中，他们所洒下的汗水，铺下的石子，打下的粮食，种下的树苗，那怕是做的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作出的一份贡献，都是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艰辛征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点积垫。

对广大上山下乡知青在农村、边疆作出的历史贡献，党和国家自始至终给予了高度赞赏。经中央审定并批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对广大知青在广阔天地里，经受锻炼，接触实践，增长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的贡献，对涌现出的一批英雄人物和事迹，经予了充分肯定。

可以说，知青上山下乡，成就了中国农业、农民、农村，成就了一代知青群体，也成就了知青群体为改变农村、边疆落后面貌作出的历史贡献。这种历史贡献，早已溶化在农村山山水水的改造中，早已转化为乡村文明潜移默化的变化中，早已铭记在当地老百姓的言传口碑中，也早已镌刻在新中国的历史丰碑上。这种历史贡献及其体现其中的品质与精神，并不因知青上山下乡的结束而消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日俱增、日久弥新。《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已经十分清晰地回答了这一跨世纪问题。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曾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著《四川知青史》（三卷本）获四川省政府2017年社科优秀成果2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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