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过关于长沙会战的短文，薛岳抗战时期国民党战区司令还兼任所在省主席，也兼任湖南省主席，在某些“专家”、“教授”的论文、专著中薛岳长官不仅仅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十余万人，挫败日军“占领”长沙的意图——气吞万里犹如岳飞之鹏；治理湖南，发展工农业生产、推动教育等——羽扇纶巾宛如诸葛之亮；铁腕“肃贪”——明镜高悬宛如包拯之清。如果真如“专家”、“教授”般所述且容小僧伸伸脚。

1939年4月薛岳接替因“文夕大火”辞职的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薛岳广东乐昌县人，这个名字还是很有讲究的，“他自己时常说，他的军队是岳家军，百战百胜的。而他自己之所以取薛岳这名字，就是为表明他有薛仁贵、岳飞之才能。”①薛岳在国民党将领中还是很有军事才华的，北伐时的粤军名将。薛岳奉命追击红军长征，据说，在长途行军中，他常常舍马不骑，赤脚草鞋，走在土兵前列，属下官兵因此不敢叫苦。

自称:“共匪长征二万五千里，我穷追了三万里”为了炫耀追击红军的战功，他编了一本五六百页的战史，拟名《追歼共匪纪实》还让秘书人员编了一本追击长征的书夸耀自己。随薛岳追剿红军的国军士兵自嘲：“拾马粪，拾烂草鞋，拾到乌江”，“追、追、追到死为止”，这话太不吉利，薛岳嫡系第四军一连由从江西出发时的一百二十余人，虽然沿途不断征兵但到了雅安，由于沿途病、伤、逃亡等等一连最多不过六七十人，即便如此薛岳在第四军官兵面前还大吹特吹说是“战略上的胜利。”

薛岳

全面抗战后其先后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尤其任第一兵团司令在武汉会战赣北方向作战中在南浔路层层阻截日军106师团，“万家岭大捷”毙伤日军106师团三千余人，是武汉会战中的一大亮点，106师团作为预备兵团参加日后的南昌会战可见其伤亡之大；第三次长沙会战作为同盟国对日首胜也为中国争得了荣誉，不过堪比“薛仁贵、岳飞”不免夸张的厉害，“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就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看看薛长官治下湖南政治如何。

薛岳与国民党其他高官的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相比截然不同，不纳妾、不赌、不嫖、吃住、饮食都非常简朴，这在国民党高官里可谓“稀有动物”。其家眷安置在耒阳，自己常驻长沙，独处小楼，除晨间散步外，从不下楼，饮食起居都很朴素。室内除军事地图外，无任何装饰，桌上一笔一砚，从不留积公文;办公室内置一木板军人床，军人被，用换洗衣包作枕头。

他长年四季都穿布军服，打绑腿式着半长统马靴以此形成风气。当时在长沙的军官，无不是这种装束。他自己生活严肃，也喜欢干预部属的生活。长官部的工作人员必须每天6时上班，晚9时下班；不准贪污、赌博；1942年春节期间，薛在孙中山纪念周会上宣布严禁打牌赌博，凡军、公人员犯禁者枪毙，普通百姓犯禁者罚苦役。这项命令下达战区及各区、县，闻者无不骇然。有些人以为照例是雷大雨小，不足为怪。一次，长沙市捕获四个打牌的，其中一个公务员就当即枪毙。

多数军政人员不愿意执行这种禁命，只把赌博的人驱散了事。也有人趁此效诈勒索，犯禁者为了救命，任何代价在所不惜。也有的军、政人员想借此立功邀赏。东安县县长雷孟炎拿获四个公务员打牌，被抓枪毙。湖南军政界贪污腐化的风气，并不比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地方好一些，特别是薛岳所亲近的广东籍军政人员胆大妄为、胡作非为而无人过问，而有些无足轻重的可怜虫却每每祸从天降，死得不明不白。薛残忍好杀，人的生死就在他一念之间，长官部警卫团一个排长只因为一点小事触怒于薛，就被枪决。

“肃奸”

薛岳接替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后，在湖南政治、经济方面提出“除匪肃奸以求安，发展交通以求便，生产电储以求衣食足”的所谓“安”、“便”、“足”的三大治湘方案。

所谓肃奸不过是针对中共组织和进步人士士的，配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推行独裁政治而已。

1939年4月15日，国民党第九战区政治部和作战部，根据据蒋介石的密令，公布《战区各种服务团队管理办法》，规定一切团体“须一律向战区报到，领取护照，并逐月报告工作;工作地点如有移动，移动前，须向战区报告，到达新的工作地点时，须向战区所属驻军报到，并缴验护照；凡认为有必要时，得分别别派遣联络员协同工作；各“团体”工作地区，得由战区及所属部队指定或变更；凡未履行报到手续及领取护照者，经查获或验发，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动。”六月，薛岳秘密召见了杨森和他的特务营长何学植，出示了蒋介石给陈诚、薛岳的密电，电文大意是：共产党在嘉义暗中活动，阻挠抗战。速将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人员黄耀南、涂正坤等一一解决。

1939年6月12日下午三时，驻平江县27集团军（杨森部）总司令部特务营余连长率领国军士兵，将新四军在平江通讯处包围，将新四军参谋涂正坤同志（年四十二岁平江人）、通讯处军需贺众同志（年三十八岁平江人）二人当场枪杀，至半夜，又将八路军少校罗梓铭同志（三十六岁海阳人），通讯处秘书吴渊同志（四十五岁江苏人）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佥声同志（三十岁平江人）及傳团家属赵憬英同志（女，三十岁岳阳人）等六人活埋。

平江惨案纪念馆

通讯处物件被掠一空，计缴去盒子枪六支，长二支，手枪二支，掠去纸币五千元，新四军军用证明书、公文、信件、密码本等劫掠一空。

在“平江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天，第九战区于6月16日发出了一道《严禁非法组织、杜绝汉奸活动》的命令，“严防奸细假借名义或巧立名目，编组土匪或诱胁民众”。

7月17日，又发出了《薛代长官令》，提出:“凡非本战区所辖部队，未经本部批准，如在本战区内擅设办事处、通讯处之类的机关者，应立即予以解散。如敢违抗，准即追究。”据不完全统计：惨案发生后的三四个月里，平江县十五个区委和五十八个支部，几乎全部被破坏。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六十八人，群众达七十多人。陈鲲接任县长职务后，以“清乡”为名，被他杀害的共产党员，已知名者有原中共平江县委书记李国清以及李淑陶、李化玉、陈会芳、李济民、徐子文、张德华、冯香娥等一百三十多人，受害群众不计其数。

平江惨案发生后在全国人民反对下薛岳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大肆迫害共产党人，薛岳在这股反共歪风中屹立潮头，将屠刀举向湖南共产党人，其中有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元帅的弟弟彭金华（中共彭家围子特别支部书记）、弟媳；毛泽东的秘书李六如的弟弟；贺龙元帅亲眷更是首当其冲，湘西秘密失踪的共产党员不下千人。

由于薛岳集团制造的白色恐怖，中共湖南地方组织被迫1939年下半年开始转入移密状态，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至1942年12日，全省党员人数由1939年4月的约5000名减至600人左右，与组织保持联系的仅180余人。②更令人发指的是其在解放战争期间防守海南岛时，杀害被俘的解放军战士。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批偷渡登陆海南岛成功后，薛岳恼差成怒，竟违反国际法，把因伤、因病被俘的干部战士秦道生、葛尹云、王金昌、田长寿等五人和六名船工押到海口市枪决。奉薛岳之命，陈济南暂编第十三师追击我偷渡登陆部队，遭我回头反击，损失惨重，大败而逃，竟残忍杀戮我军伤病员，割头向薛岳报功。

在薛岳枪杀我军伤病员和船工那天，琼剧老艺人李长和许多老艺人在海口市富南茶楼品茗，激于义愤，说了一句:“船夫有什么罪，也被枪决，太惨无人道了。”这句话被同茶楼的国民党特务韩壁光听到，立即绑架李长和，押送到海口警备司令部，关进牢房。自称仰慕岳飞但笔者孤陋寡闻从来没有听说过岳飞杀俘，所谓的仰慕岳飞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

杀戮共产党人在其阶级立场上无可厚非，不过是屁股决定脑袋。但是在其任湖南省主席期间以贪污罪将长沙县县长田蔚蒸和已经离职当老师的前湘潭县县长王纶枪毙，有些专家学者将此事说成薛岳铁腕反腐加以宣扬。到底事情的真相如何，让我们拂去历史的面纱探寻两人被枪毙的真实原因。

    “肃贪”之千古奇冤

时间到了1940年，这时的薛岳狭第一次长沙会战“大捷”的余威，其在第九战区的位置宜发稳固，在湖南政坛上也想有所作为，田蔚蒸、王纶案也就随之而炮制而出。

1940年4月22日《湖南省政府公报》第977号181页记载:“查前长沙县县长田蔚蒸贪污杀人，及前湘潭县县长王纶藉势勒索，经本府先后查明撤职押办，并经第九区军法执行监部讯供属实。判处极刑，于四月十五日在耒阳同时执行枪决。此为本省枪决贪污县长之创举，亦即以此惩治贪污之戒鉴，更为严明纪律树一法威，甚愿今后不再有贪污而被枪决之事，更为不愿再有枪决县长之事，但亦不再有同样案件发生…”。③第九战区军法执监部(审判长迁思)判处田、王两人死刑，在耒阳执行枪决，陈澧兰陪斩。

先说田蔚蒸，枪决他的罪由是：“(1)擅收兵役代金6980元。(2)奉令变卖拆除桥梁铁料3笔，图利1100元；奉令采购封锁工程铅丝、铁钉图利334.72元。(3)未经呈报擅行处决罪证未经查实的左恩杰、孔少云2人。”④擅收、图利，这算不上贪污吧？如果是贪污干嘛不直接写在判决书中？未经呈报擅行处决罪证未经查实的左恩杰、孔少云2人，这个也够不上死罪。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内情呢？     田蔚蒸曾任麻阳县县长，《麻阳县志》载：“民国24年8月，始行短期义务教育，即贫困人家子女可免费入短期义教班读书。短期义教小学10所是，县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义教小学。26年，短期义教小学增至18所，受到湖南省教育厅称赞，县长田蔚蒸和教育局长黄成仁因此获湖南省政府的特殊堪嘉奖。”⑤这么看田蔚蒸还是不错的。

田英俊潇酒，儒雅风流。时有声誉京沪之京剧名伶白淑云者，年方二十，风姿绰约，适来长沙义演，倾其所获，慰劳前方将士和敌后游击部队，并救助沦陷区受灾群众。白下塌长沙市司马里，一时花花公子，王孙哥儿，趋之若鹜，拜倒石榴裙下。

田县长亦倾慕其色艺，诗词兴韵，时在往来。其时长沙有柳森严者，本长沙市区内帮会头领，颇识武艺，号称拳师，拥有一班恶少，经常成群结队，冲撞街头，路人为之侧目。柳浪荡成性，酷爱问柳寻花，以是亦为香巢座客，田来柳往，不时碰头，致弄得醋海兴波，柳对田时露恶意，田亦不甘示弱，于是剑拔弩张，各欲置对方于死地。旋不久，柳竟诬田以兵役舞弊、食盐贪污等十大罪，密报第九战区长官部转湖南军法分监部承办。40年4月某星期六，薛岳手令田县长，饬于下星期上午九时，率领县府全体职员，到中山堂参加纪念周。田奉令即通告所属科局全体职员，整齐服装，作好准备，及期由田县长率领径往中山堂。到达后，稍事休息，即宣布开会，一副官登台喊道:“长沙县田县长，主席请内室谈话。”

晚年的薛岳回忆当年

田进到内室后，薛岳亲领李骏出台说话:“长沙县县长田蔚蒸，因案撤职。”继而指着李骏向大家说:“他是继任长沙县长之李骏，随同你们一道赴县府就职，希望大家和衷共济，继续努力工作。”会后即传闻田县长已解押警备司令部，由溯南省军法分监部问罪。不久，便解赴邵阳枪毙了。争风吃醋、被人诬陷这个不是田被枪毙真正原因，不过是薛岳借力为之，田真正的死因和王纶一样。卖个关子先说王纶，王的死是传说中的“比窦娥还冤”。

王纶，别号季解，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初三，湘潭东路旵山王家大屋人，湖南法政专科学校(后并入潮南大学)法律系毕业。1928年鲁涤平主湘，以考试选拔县长，与考者二千余人，获选者60余人。王纶中选，榜发后被任命为桂东县长。在任以廉能著称，一年以后去职。曾走贵州，任遵义专员公暑秘书，不久辞归。1938年底任湘潭县长。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联立长郡中学和湘潭中学教师。死于1940年4月15日，得年47岁，葬于原白石乡。

王纶学生刘果毅家离王纶家不太远，他的同班同学刘仕堃距王家更近，他的嫂嫂系王纶侄女。同学之间寒暑假互相游玩，住三两日是常事，刘果毅去同学刘仕堃家玩，与他一家人混熟了，青年人说话比较随便。一次，刘果毅问:“嫂嫂：你叔叔王纶先生当了一届县长怕发了笔大财吧?”她苦笑地回答。“叔叔家主要靠他教书来维持生活，家里虽有一点点田产，收的租谷也不多”。说着说着，眼睛湿润了。她继续说:“他要不当这届背时县长，不离开学校，而以教书为业，就不会坐班房，更不会掉脑売…”。看来贪污有些不足为凭，其实从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判决书中判断疑点就不少。

案准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法审耒字第1473号函开：“查前湘潭县长王纶于民国二十八年令各乡镇筹款，购买自卫枪枝，每乡镇规定等款四千元;至同年四月间，率令禁止一切非法推派，该项枪款亦在禁止之列，王纶奉令后不即执行又复通令各乡限期收足四千元，人民不愿缴钠者，派兵勒索，以致民怨沸腾。又同年一月间，办理戴成福私藏军火案，戴系辽宁籍，道经湘潭，异地孤身，王纶欺其无告;除罚款外，复勒索五百元，饱入私袋。案发后，始将此款分发给湘潭三个私立学校，以图弥缝罪迹。经本战区军法执行监部讯明属实，依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第四款判处死刑在案，限于本月十五日签提该犯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并布告及分令各部队知照外，相应检附判词，函请查照，刊登《公报》，并饬一体知照。主席薛岳。”⑥先说摊派购买枪支。

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时期支持民众抗日自卫军拥有武器，并设法为其筹措武器装备。规定，“民众抗日自卫军之武器，应尽量利用民有枪，每乡每镇至少须备枪枝二十支，并准人民于呈准省政府后，自行置备，或备呈由省政府统等购发，予以保障，不得提取。”规定各县市抗敌自卫团可以自备梭镖、刀矛、土、鸟枪等武器装备自己。

而薛岳上台伊始在8月18日在长沙召开全省保安会议，薛岳作“正本清源，保卫三湘”的演讲，强调“根绝境内之散匪、汉奸，切实办理民枪登记，禁种鸦片，严禁私造枪炮，违者枪决。”

将张治中时代用来武装民众、自卫的枪支全部收回。王纶向民众摊牌购买枪支之举在张治中时代是合法行为，虽然在你薛岳时代改头换面不让了，但是人家没把买枪的钱揣进自己腰包，由此可见购买枪支一说不足为王的罪状。

第二条勒索外地人五百，中饱私囊。此事更为不可能，你案卷上清楚写着“案发后，始将此款分发给湘潭三个私立学校，以图弥缝罪迹。”没进自己腰包都用于教育而且还是一年前的事，不免有些蹊跷。更为蹊跷的是薛岳要枪毙王纶湘潭各界集体为王鸣冤叫屈。

《湘潭民报》1940年3月24日第二版载：“株洲讯王前县长季辉，陈秘书澧兰。省府因据人控告，传来候讯。县属各公法团及绸布业等四十余同业工会讯，因念王先生治潭，尚留棠爱，纷纷电呈薛主席代其缓颊。

耒阳湖南省政府主席薛钧鉴：窃属县前县长王纶、秘书陈澄兰，以书生拜命，绾政潭邑，抚辑庶黎，劳瘁莫辞。慨自湘北紧张之际，长沙动摇。湘潭密迩省垣，风声鹢唳，赖其擘划周详，处以镇定，闾里得以大安，贞纯治绩，有口皆碑。此次奉命解讯，群起惊，然恐杯弓蛇影，市霓流言，务请秦镜高悬，无遂雌黄之乐。或系为政失当，责有攸归。还祈俯念前劳，宏施法外之惠。仰望钩座成全，仁加三宥。谨电奉闻，不胜惶悚之至。湘潭县株洲镇商会主席罗笏升，湘潭县株洲镇箩业职业工会常务理事易福生，湘源县株洲起木业职业工会常务理事言星明，湘潭县株洲镇摇排业职业工会常务理事叶先梅，泥木业职业工会常务理事彭子云叩养。”枪毙一县长全县各行各业集体为其伸冤到底为何？此事还得从长沙会战说起。

从1939年起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日军也有意放出烟雾要进攻长沙。薛岳为防止日军进攻长沙，增加日军机械化行军的难度，在1939年4月17日在长沙各界联合纪念周上的演讲中提出：“化路为田，不准敌人走我们的路；运粮上山，不准敌人食我们的米。”要求：“无论在攻击日军之前或攻击当中，都须先破坏交通通讯”，要“化路为田，化路为河，化路为塘，化路为山，把路面削窄至一市尺。”

电视剧《长沙保卫战》张丰毅饰薛岳

王纶出任湘潭县长，时值湘北战事频频告急之时。湘、粤汉、株萍三铁路及潭衡、潭宝、长潭公路在湘潭境内地段约600华里，上令克期破毁，还要架株洲、易俗河湘潭市区三处横江浮桥，总的任务十分艰巨紧迫。其全力以赴，传令全乡各保长开会，分配任务，发动民工，由各保长率领，随带粮食、行李、工具、炊具等，驰赴指定地段，亲临主持其事。不分日夜破路架桥。

在姜畲、七里铺一线也参加了日夜破路的勤务，湘潭县人民目睹了战时的紧张情景，也目睹了王纶不眠不休与民工一起吃住在破路、架桥的工地上，路不断人，灶不停火，在长沙会战前全部破路工程完工。大敌当前不免人心惶惶，其又极力安抚民心，各行各业归于安定。“长沙大捷”后薛岳作威作福，王纶于次年1月20日辞官回乡继续教书，在他的学生眼里王纶是一位极为优秀的老师。

1938年下半年，杨嗣（解放后曾任湘潭县政协副主席）在湘潭中学男生部26班读书，国文教师就是王纶。王纶常着青长袍，戴眼镜，性和善，无急言速色，能诗文，有学人风度。教国文，多以选文为主。他教的课，几十年之后杨嗣仍有较深印象。选读《曹刿论战》、《孟子见梁惠王》等篇章，讲得绘声绘色，把曹刿的远见卓识与鲁庄公的鄙陋无知，和孟子言语与梁惠王言利各鲜明对照起来，很有借鉴意义，也选读如《爱莲说》这类托物寓意抒情文，借莲花以说君子，为理想中的君子塑造形象。杨猜测说：“可能是王纶以高洁自命吧。”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老师、优秀的县长却被薛岳枪毙。其留有遗书一封，因遗书文采斐然且无辜冤死，世人皆冤之，其文被当地学子传颂一时，他的学生杨嗣五十余年之后仍能流利背诵。

王纶临刑前，神色不变，席地而坐，向狱卒索纸笔写下他那感人至深的遗书，“余宰潭一载有余，自问无功亦无过，今‘贪污’被杀，夫复何言？平日未必有勇气，此时心转安闲，死后有知，九泉当质问阎罗也!家有老母，两兄各养之；一儿，妻妾善抚之（其妻不育，后娶一妾旧社会乃政策不过之事），他日不必读书，力耕承先泽可也。‘死去方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其今日之谓乎?”其子尚不满两周岁，遗书中有“力耕承先泽可也”，故儿子取名承泽。王纶遗体回乡安葬，乡人皆痛哭流涕，长路远迎。在家乡的追悼会上，收到亲友挽联多幅，其中有联云：“以潭中师表，作湘邑宰官，吏治本清廉，谁知祸起萧墙，竟使王孙冤莫白；赴来耒阳行营，归旵山故宅，灵魂已杳，怕听临终遗嘱，可怜公子醒来迟。”

 

三青团

抗战胜利后吴奇伟任湖南省主席。湘潭县各界向吴奇伟请愿给予王纶平反。《湖南日报》1946年7月19日载：“《十年来好县长屈死王纶膺首选》：抗战胜利，湘潭光复，湘潭参议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奉民政厅令，列报十年来成绩优异的县长，该会举行投票，以屈死之县长王纶得二十七票，荣膺首选;xxx得十六票次之”。湘潭县人民为纪念王纶立神主牌奉祀于湘潭县政府侧的卫公祠内。卫公是清乾隆时期湘潭知县卫学瑗，因其为权贵所诬陷，悲愤自缢死，后县人立祠奉祀。为王纶立神主牌于卫公祠，旨在其遇有与卫公相同之处。当时有人写纪念文章云：“县人高君之行，惜君之屈，于民国三十五年为君立神主牌，奉把于湘潭县府侧之卫公祠……”。惜王无辜冤死、品行高洁、为官留有遗爱在民心与与卫学瑗无罪冤死经历相似，立牌位以记之。综上所述田蔚蒸、王纶之死罪名皆不能成立，薛岳为了在湖南安插自己的势力“党同伐异”尔。

抗战时期湖南国民党内部矛盾，首先必须叙述其历史的发展。“何健时代，国民党中为两大派，一派为CC，即甲派，它是与乙派斗争中扩展起来的，组织布散于各县，而且深入到农村，力量是相当雄厚的，他们的主要基础为湖南整个教育界，有大部分的县党部完全掌握在甲派手中，省党部亦占优势。一派为何键派，即乙派，他们的基础为湖南整个的国防系统与长沙及各县之商会，有部分的县党部。……抗战后不久，对比为量促发生基本变动，即甲优于乙。何健离湘，张治中主湘初期，甲派力量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各派中的主导力量。张治中主湘后，随着复兴社的力量便逐渐生长起来。张主办之民训干都班毕业后，复兴社之カ量接着便猛烈的发展。乙派首领亦决定将部分之干部加入复兴社，当时复兴社为削弱甲派，亦主要吸收乙部以联乙。直至张离湘，复兴社势力自未超过甲派，其基础绝大多数为下层政治机构中之乡、保长或公务人员，其次便是部队中乙派加（入）复兴社者，就复兴社整个力量的比例说并不大。”⑦

CC对于薛岳专权有很多掣肘的，为了为所欲为，薛主席先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下手。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自1937年11月何键调离湖南后，一直为CC势力控制。薛岳为控制省党部，先是通过陈诚疏通二陈（陈果夫、陈立夫），薛为陈诚系一号人物，企图出任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

未能如愿后，遂以抗战时期军事第一为理由，要求国民党中央改组湖南省执行委员会。1939年冬，薛岳利用第一次“长沙会战大捷”的有利时机，终于夺得主任委员一职。朱家骅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第七次大会上取代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长，薛岳便趁机取悦朱家骅，任用朱的族弟朱毓麟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并邀请朱家骅赴湘考察党务。

《长沙保卫战》中有薛岳处理女汉奸的情节

朱到湖南南后，公开支持薛岳压制、打击CC派的行为，并在衡阳、耒阳等地鼓动三青团“发挥党的新血轮作用”“积极敢于斗争”，使三青团组织成为薛岳打击CC势力和湖南地方派势力的得力工具。薛岳担任省党部执委会主任委员后，陆续免去李毓尧、陈大格、萧逢蔚、刘岳厚、毛飞等人的执行委员职务。经过上述动作，薛岳基本控制了省党部，之后开始对基层下手。

“薛岳初入湘时，甲派曾趁机在政治机构中作积(极〕活动(在乡、保、中，甲派、张记的斗争很多)，并包围薛岳，各县在政府机关中争取了一些位置，这是甲派的全盛时代。当时，薛岳为准备人员对付张记复兴社(因多在政府与部队中)，对甲不得不有些应付与让步。”⑧

长沙县长张翰仪是张治中复兴社的人，为了暂时安抚一下甲派将田蔚蒸调任至长沙县长，国民党七十军军长李觉是湖南军阀何健的女婿，武汉会战后回湖南整训、修整时，田曾任第七十军上校参谋；王纶所在的湘潭中学为湖南省甲派据点。解决了复兴社下台的何健系就是死老虎，薛岳“转而对湖南（甲)甲曾依其基础决抵抗，而薛亦以果断手段对付。今年三月，长沙县长刘蔚蒸、湘潭县长王纶籍贪污而遭枪决，这在湖南是尽人皆知的薛记与甲(派）之争。省党部中之甲派，自书记长及委员大部调重庆，岳所力争之军、政、党、国四位一体之目的，现在可以说是大功告成。”⑨

如薛岳在判词中说的:“杀一做百，原非获己，良以此二人之正法，固以惩恶，亦以示儆”。“示儆”、“杀一儆百”，二人之死皆为薛岳杀人以立威！不仅如此还以“包庇共产党”的罪名将行政专员曹伯闻、省盐务局长赵君迈等撤职。看谁敢反对我薛岳？！

有田、王前车之鉴后来的县长团结起来对付薛主席，1941年10月10薛岳欲惩办贪污而杀一县长以儆效尤，然以杀非其罪，致激群怒，八十二县长联名辞职。军统特务头子唐纵在日记中不无蔑视的写道：“薛有所恐惧，自兹虽有巨好亦不敢杀矣。似此何能立信，威名从此扫地无余。”⑩

干倒对手后薛岳对各级政府人员进行调整。撤换大批县长和张治中时期由省干部训练班分配到各地的乡、保长，以军队中的中、下层军官充任;组织县政研究会，训练县长，第一批即从军队中抽调28人受训，结业后，有8人被委为县长。尤其是在湘西地区，薛岳派遣大批军队清除陈渠珍的势力后，20余县的县长和基层官吏，大都被各级军官存得。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湘西广大地区实际上处于军警控制状态，芷江设有宪兵司令部，沅陵、洪江设有警备司令部，津市设有通讯兵团和通讯兵学校，并设有类似集中营的大规模监狱，各交通线均设有交通警察。

自此薛岳在湖南建立起法西斯式统治，1939年至1940年9月长沙即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户口检查，第一次逮捕3000余人，第二次逮捕数百人，第三次被捕这多受严刑拷打。以“汉奸”、“共匪”和“异党分子”为罪名大肆杀害进步群众。政治上夺取大权，经济上才能获取更大的利益。

如此说来薛主席并不像某些专家说的铁腕反腐有如“明镜高悬宛如包拯之清”，长沙民谣“火后一副泻药，东长路改伯陵路，长沙民众吃蚕豆。长沙县长李公达（田蔚蒸后继任长沙县县长），害的民众冒饭吃。”到底薛岳任湖南省主席经济、民生发展的怎样呢？且听下回分解。做个广告，下期内容简介：不为人知的“战神”另一面——宠妻狂魔薛伯陵；慧眼识人——千里马常有伯乐难寻之薛主席；不疯魔、不成活，喜剧之王——第九战区中将参谋长吴逸志。

·【资料选自①⑦⑧⑨《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96页、182-183页、184页、184页②《湖南通史现代卷》伍新福、刘泱泱、宋斐夫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③⑥《湘潭县县长王纶“贪污”被枪决》刘果毅著《洪江文史资料》第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洪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7年出版123-124页、124页④《王纶之死》杨嗣著《湘潭文史》第四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315页⑤《麻阳县志》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613页⑩《蒋介石特工内幕——军统“智多星唐纵日记揭秘”》唐纵著团结出版社2011年出版141页未见标注的见《长沙文史资料》《湖南文史资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