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抵御价值虚无主义

刘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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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古已有之,但在现代精神生活中暴露和蔓延开来的价值虚无主义却是一种较为典型的现代性现象。现代性构成价值虚无主义孕育的温床,价值虚无主义则构成现代性的精神困境。面对这一重要课题,马克思对价值虚无主义的历史性诊断提供了切中时代脉搏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在19世纪行将终结之际,尼采以先知般的口吻预言了价值虚无主义这一“不速之客”的来临。当然,仅就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而言,与其说它是一种现代性的历史事实,毋宁说它是一种蕴藏在西方历史中的基本逻辑和基本运动,虚无主义自有其古典形态和历史传统。传统或古典的虚无主义在实质上是表征绝对价值权威的超验的神、理念或天道对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的否定,带有鲜明的观念论色彩。前现代的社会结构呈现出诸领域尚未分化、高度同质的特点,这样一种“机械团结”的社会模式产生了一种充当整合社会生活统一性的“大全式”的价值秩序,其典型表现形式即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它以神、理念所表征的崇高价值褫夺和消解了人作为价值主体的自由和尊严,本身就充满了虚幻性和压迫性。

现代性瓦解了古典虚无主义及其观念论基础,但也正是在与传统的断裂和脱域中将价值虚无主义这一现代性的幽灵召唤出来,其实质是理性化—世俗化进程中形成的物化逻辑和资本逻辑对崇高价值的罢黜、意义世界的疏离和人自身价值的虚无化。作为轴心时代培植起来的用以应对虚无主义挑战的文化传统,理性主义在现代性境遇中呈现出来的内在分裂却极大地抽空了自身的潜能,由此倒转为塑造虚无主义的文化机制。现代性奠基于理性化之上,但由理性化驱动的世俗化进程以及由此形成的物化逻辑,却偏离乃至僭越了承载目的和意义维度的价值理性的规约和引导,而单向度地滑入工具理性的统治之下,但后者所建立的现代世界乃是由经验事实和数理逻辑填充而成的碎片化的、价值中立的“力学体系”。这一物质容器不仅加剧了“世界的非精神化”,而且排斥人生价值和意义这种缺乏工具性的“超验”问题。由于传统的意义世界已被“祛魅”,而放归私人领域的价值理念因缺乏公度性而处于“诸神之争”的境况之中,且同样面临着被物化和抽空的境地,缺乏价值根基和意义支撑的现代人和社会实际上将自身抛入虚无主义的价值真空之中。

随着现代性的全球化延展,价值虚无主义通过与拜物教、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相对主义等价值观的相互聚合,与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彼此支撑,成为任何一个置身于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社会和个人亟须直面的价值处境。置身于这一处境,抵制和克服价值虚无主义就构成现当代哲学的重要议题之一。但总体而言,西方学界的诊疗方案仍囿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不仅没有超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视界,而且越来越陷入反现代化的保守主义的窠臼之中。在这种理论境遇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仍然是辨析和抵御虚无主义价值观不可或缺的视域。

一方面,马克思站在人类解放和世界历史的高度,为克服价值虚无主义提供了基本立场。与立足于贵族立场或民族主义立场或个体生存论立场的虚无主义批判者不同,马克思把价值虚无主义诊断为现代性的征候,本质上是对人类解放这一根本价值的否定和虚无,是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民族国家必经的历史环节。因此,马克思只是将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看作实现人类解放这一终极目标的历史前提,“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只有人类解放才构成对价值虚无主义的真正克服。马克思站在现代文明历史变迁的角度对价值虚无主义的批判,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立场,从而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克服价值虚无主义提供了基本观点。马克思不仅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观念论哲学内在具有的虚幻性和压迫性,并揭示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思想根源,而且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资本逻辑和物化逻辑的内在强制和内在巩固指认为引发价值虚无主义的现实根源,并将历史地扬弃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克服价值虚无主义的根本出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历史建制和共产主义的价值信仰的生成作为重建新的价值秩序和价值理想的基本路径。与囿于反现代性框架的文化保守主义相比,马克思对价值虚无主义的批判体现出更高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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