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破立并举，一方面深刻揭露和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本质和严重危害，另一方面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宣传党和国家的历史，牢牢掌握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导权。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总结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坚定地领导开展了揭露和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并且将它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一直持续至今。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政权存亡的战略高度，领导全党全面掀起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经过40年的实践，党积累了一系列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宝贵经验，对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1978-1994：反对以“非毛化”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倾向，加强党史国史研究、宣传与教育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否定并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国出现了把否定“文化大革命”变成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和国家历史、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来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反映。从党内来看，从1979年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到1980-1981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围绕着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现了争议，一些人借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探索，进而否定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1979年发表在《十月》上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没有给予正确反映，而是借党曾经犯过的错误来否定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在该片内部放映过程中，一些文艺界人士对其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有的甚至给予很高赞扬。从社会上来看，1978年冬，北京一些民间团体将自己制作的刊物贴在西单墙，其中一些内容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诽谤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20世纪80年代末，“非毛化”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继续传播，并有越演越烈之势。1988年播放的电视系列片《河殇》，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西方国家封锁的事实，丝毫不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用“封闭的篱墙”“‘穷过渡’的贫困”“文化专制的寂寞”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面貌；抹黑毛泽东背离《实践论》，推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①。1989年春，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叫嚣要“清算毛泽东主义的影响”，声称“中国的改革只有彻底否定毛泽东后才能获得成功”②。

以“非毛化”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推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发展。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非毛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并把加强党和国家历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作为一项迫切任务提上日程。

1.揭露和批驳“非毛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政治本质和严重危害

20世纪70年代末“非毛化”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刚露头，就引起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警觉。这时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虽然没有明确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概念来概括这一思潮③，但是对其政治本质和危害进行了深刻揭露，并及时有效地组织了批驳。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非毛化”错误思潮的政治实质“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④。同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由北京市取缔“西单墙”。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从正面回击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污蔑。

1981年，中央组织理论界、文艺界开展了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判。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指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⑤此后，《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了对《苦恋》的批判文章。1981年8月3—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讲话中，明确将歪曲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潮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并揭露其危害：“一种发生广泛社会影响的错误思潮，不同于个别性质、枝节性质的错误，如果不加批评控制，却可能像某种传染病一样，危害整个社会的精神健康和安定团结，甚至产生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⑥随后，《文艺报》1981年第19期发表《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明确了《苦恋》的错误所在，统一了理论界、文艺界的认识。

1988年《河殇》播放后，王震等老同志迅速对《河殇》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进行批驳。1988年9月9日，王震用亲身经历对《河殇》歪曲历史事实、“把什么都扣到毛泽东头上加以批判”的错误进行驳斥⑦。1988年10月，王震又开始组织撰写题为《〈河殇〉宣扬了什么？》的文章，系统批驳《河殇》“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是典型的历史宿命论”，“不是用唯物史观、用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化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而是用唯心史观、用地理环境决定论、用中国人天生愚劣等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等十个方面的错误⑧。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反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原因和危害时，深化了对改革开放以来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和国家历史的错误思潮的认识，明确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并将其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表现、“全盘西化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质上指明了历史虚无主义目的在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本质。1989年9月22日，江泽民强调：“任何割断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借口‘改革’而否定党的优良传统的做法，都是错误的。”⑨同年12月29日，江泽民进一步指出：“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口号的蛊惑，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滋长，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把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搞得相当混乱。而我们却放松了党的思想建设工作，这是一个失误。”⑩1990年1月10日，李瑞环也明确指出：“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的一部分。”(11)

2.恢复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宣传党和国家历史，加强中国近现代史教育

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新任务对党史国史工作提出了迫切需求，需要恢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宣传党和国家的历史，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且用正确的历史教育人，从正面澄清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歪曲的历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专门的党史国史研究机构，有组织地、系统地开展党史国史研究与宣传。为了加强党对新时期党史工作的领导，1980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指出：早日编辑和出版党史，是全党的迫切需要，为此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负责审定党史编辑计划，决定对党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最后审定全书书稿。中央党史委员会下设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负责党史编辑工作中的各项重要问题，初步审定全书书稿。在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研究室，直接负责党史资料的收集、研究、编写工作，由胡乔木担任主任。1980年7月，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成立。1980年5月，中央将“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组为中央文献研究室，胡乔木兼任主任，负责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传记、年谱、画册等，研究宣传老一辈革命家思想生平业绩风范。1982年，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下设党史工作小组，撤销中央党史委员会、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1988年中央决定党史工作小组改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作为主管全国党史工作的领导机构，杨尚昆任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任副组长(1990年、1994年又先后增加邓力群、胡绳两位副组长)。

在领导党史工作的过程中，胡乔木非常重视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提出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1990年3月8日，他强调：“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这种战斗就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与谎言的战斗。历史的真相本来就是这样的。可是敌对势力硬要抹杀、歪曲、污蔑过去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真相，因此，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的问题。”“并且对在国外论著中经常出现的许多比较重要的、有影响的错误观点和歪曲我们党的历史的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判。”(12)

中国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风潮中保持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研究，使人们正确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能够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1990年6月，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向中央提出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的建议，获得中央批准。在指导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的过程中，邓力群明确提出国史研究要开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任务。他说过，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必须了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有针对性地、有说服力地回答他们挑起的争论。我们要通过澄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造成的混乱，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是符合历史的规律的。

中央党史工作机构、国史研究机构的成立，大大推动了新时期党史国史研究与宣传的发展。这些机构不仅发表和出版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党史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做出权威评述，让人们正确了解历史，而且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揭露、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对于党史国史的歪曲、丑化和污蔑，使党史国史研究与宣传成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阵地。

与此同时，中央注重加强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让人民群众正确认识近代以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史，以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上的渗透。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分析大学生闹事的主要原因是被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煽动时，针对青年人不了解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史的状况，提出要用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让他们懂得“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13)。江泽民认为，“用什么历史教育青年，实际上是一场争夺接班人的斗争”，针对一些青年“缺乏革命历史的知识，遇到有人歪曲历史，就容易上当受骗”的情况，也强调对青年加强党史和近现代史教育(14)。1991年3月9日，江泽民致信国家教委负责同志，又提出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使他们熟悉我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斗争史，认识今天的人民政权来之不易”(15)。1991年8月27日，国家教委颁发《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从当年秋季开始，全国中小学都加强了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国情教育，高中还普遍开设《中国近现代史讲座》的必修课，重点对高中学生实施系统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知识教育。

二、1995-2011：反对以“告别革命”论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马工程建设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人攻击十月革命、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氛围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卷土重来。1995年，旅居美国的李泽厚、刘再复所著《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一书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以对20世纪中国进行反省的名义，提出“应当对国内国外影响很大的几次革命，包括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辛亥革命等重新认识、研究、分析和评价，应该理性地分析和了解革命方式的弊病，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对‘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方式的反省，才是根本性的反省”。以这种视野，该书认为“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我们的民族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累、非常疲倦的民族”(16)。这实际上抹杀、否定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与此同时，该书对毛泽东进行的错误分析，认为毛泽东迷信意识形态，迷信战争经验，用理想主义、民粹主义和伦理主义的空想对历史进程抗争，结果惨败；毛泽东的革命与洪秀全的革命都是农民革命，最终没有走出农民狭窄的眼界(17)。这就完全否定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告别革命”论贬损和否定近代以来一切进步的革命运动，实际上是试图从历史的根源上动摇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告别革命”论相呼应，社会上还热衷于对近代历史人物进行“翻案”式的重新评价，称慈禧是“优秀的政治家”、李鸿章是“被遗忘的爱国者”、袁世凯是“治世能臣”。这种所谓“人性化新视点”，完全抛弃了评价历史人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颠覆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知识体系，在社会上造成思想混乱。

1.领导批驳以“告别革命”论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

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极为警惕。1996年10月10日，江泽民指出，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松在思想、政治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影响和进行渗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利用一切手段和各种机会”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8)。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进一步分析我国社会上诸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违背的思想言论，“有的公开鼓吹‘全盘西化’，在政治上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在思想文化上主张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个人主义；有的歪曲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诋毁马克思主义，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有的不负责任，生产格调低下、宣扬色情暴力、迷信颓废的影视作品和书刊；有的对改革开放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等等”，强调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如果面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不闻不问，不批评，不斗争，听任它们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19)。2006年10月11日，胡锦涛强调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所滋长”，“正确的和错误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敏感、不研究，不能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不能有效引导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就会削弱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甚至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20)。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史学界积极行动起来，对“告别革命”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有力的批驳。1997年，国家教委组织刘大年、龚书铎、沙健孙等马克思主义史学专家撰写文章汇集出版了《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一书，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近现代史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正确评价等方面，系统批驳《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一书的错误所在，科学阐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道路，澄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1997年，胡绳在《百年潮》创刊号上批评“告别革命”论的谬误，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21)。

进入21世纪，理论界对“告别革命”论的批驳持续深入。2005年3月15日，《光明日报》特邀沙健孙、李文海、龚书铎、梁柱四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举行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的座谈，他们一致将“告别革命”论作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代表。他们分析“告别革命”论所采取的手法，指出：“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贬低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种思潮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的‘告别革命’论。”“为了否定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命斗争，一些人还故意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宣称要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而经过这样的所谓‘范式’转换，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便成了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他们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根源，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所鼓吹的那一套，从根子上说是历史唯心主义。就方法论而言，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要看它的主流、本质，而不能抓住支流、现象就下结论。历史虚无主义研究历史，恰恰是把支流当主流，把现象当本质，将历史上的某些失误抽象化，并加以孤立地、片面地放大、渲染，从而达到歪曲历史的目的。”他们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实质，并揭示其必将失败的命运，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历史，否定革命，美化和歌颂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丑化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要按照西方的那一套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这是没有出路的。”(22)

2.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巩固马克思主义史学主流地位

在改革开放时期，如果我们不注意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变化的现象及其背后的实质，不主动拿起科学理论的武器，就会丧失思想文化阵地。在深刻把握历史虚无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特别注重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1996年10月10日，江泽民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文艺学、新闻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管理科学等学科建设，并将其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项重要任务(23)。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力争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形成全面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材体系，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24)。

2004年4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决定组织全国最强的学术力量，编写150余种哲学社会科学专业骨干基础教材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其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编写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史学概论》等，是历史学学科方向出版的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从2007年开始作为高校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普遍采用，帮助大学生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看待历史问题的能力。《史学概论》作为一部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对于增进历史学专业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积极作用。《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别对1840-1949年中国近代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进行客观而准确的记述。这些教材虽然没有对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进行直接讨论和辨析，但是在编写过程中却注意反击学界和社会上对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国史知识体系的错误认识，这对于加强巩固马克思主义史学主流话语权大有助益。

三、十八大以来：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全面掀起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继续走和平发展的强国之路，这引起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慌。不论从国际战略格局上还是从意识形态上，他们都不希望看到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和平发展，因此中国越是发展壮大，他们越要加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力度，以达到其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西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交织在一起，甚嚣尘上。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新的形式向纵深发展：一是以“历史揭秘”“揭示历史真相”的幌子，使用经过精心裁剪的所谓“档案”“史料”，将完整的历史现象碎片化，歪曲攻击党和国家的历史，抹黑毛泽东等领袖人物，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合法性。二是将历史虚无主义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因为它们是脱离实际和无法实现的；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认识体系称为“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妄图从根本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三是将历史虚无主义的矛头指向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对方志敏、江姐、刘胡兰等革命英雄人物进行肆意的诋毁、诬蔑，着力向社会渗透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试图搞乱普通大众的思想认识，瓦解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

虽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经常以不同的面目、形式呈现，但其否定党和国家历史、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一贯政治本质和目的越来越鲜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政权存亡的战略高度，坚定地领导全党全社会掀起全面深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

第一，深刻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本质和理论本质，号召全党进行抵制和反对。2010年，习近平就提出“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25)。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深入分析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要害，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而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就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26)

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政治思潮的危害还在于经常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因此，习近平揭露和分析历史虚无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与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例如，历史虚无主义总是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发生的错误全部归结于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归结于毛泽东的主观动机和性格品质等，这实际上就是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联系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把个别历史人物夸大为历史主宰的英雄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习近平全面批评了这种历史观，他说：“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27)在评价党的领袖和重大历史事件时，历史虚无主义不从实际出发予以全面辩证的评价，而总是采取“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手法，不把握主流、专挑细枝末节进行否定，不提成就、总是盯着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不放。这实际上就是片面、静止、孤立地看待历史的形而上学方法。对于这种错误，习近平也进行了批评。他在谈到评价毛泽东时说：“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28)

在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本质、理论本质及其危害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反对、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号召，要求全党“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抵制否定中华文明、破坏民族团结、歪曲党史国史、诋毁国家形象、丑化人民群众的言论和行为……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29)。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将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作为全党准则提了出来，要求全党“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30)。

第二，指导意识形态思想战线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研究宣传党和国家的历史。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阵地，从事党和国家历史研究与宣传的专家学者、工作者是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用科学的历史观、正确的方法论对待历史。为此，习近平强调党史国史工作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31)。

习近平对于如何正确开展党史研究、历史研究进行了悉心指导。一方面，他强调“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32)。另一方面，他要求把史料工夫做扎实，来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准确把握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33)。

为了促进文艺作品正确反映党和国家的历史，2015年10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要求文艺创作“坚持唯物史观，不管历史条件发生任何变化，凡是为中华民族作出历史贡献的英雄，都应得到尊敬、受到颂扬，被人民记忆、由文艺书写”，“正确反映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34)。

此外，2015年，中央提出扎实推进理论工作“四大平台”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报刊网络理论宣传阵地，筑牢马克思主义主流话语权。这是新形势下汇集力量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重要抓手，对于切实加强唯物史观在史学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批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在重大问题上澄清人们的认识误区、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场围歼历史虚无主义的行动在全国展开。理论界、史学界组织召开学术会议，在各大报刊公开撰写发表理论研究文章，揭露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本质和错误所在。例如，自2015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联合主办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每年召开一次，专设“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主题，组织广大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工作者，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全面批驳；中国社会科学院还陆续组织出版了《还历史的本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当代中国出版社2017年版)等著作文集，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在党史研究、国史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中所提出的种种错误观点，有的放矢，从历史事实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论有据地加以批驳，对于澄清历史虚无主义在党史国史重大问题上对人们造成的思想混乱有很大帮助。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个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这是用法律手段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群众加入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队伍中来，一些长期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站、自媒体遭到人们的唾弃，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历史虚无主义正在破产”。

四、党领导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经验

1.始终高度重视，破立并举，牢牢掌握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导权

作为活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政治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是国内外复杂社会情况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从国内来说，长期以来一些人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持怀疑和悲观态度，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呼声越来越高，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从国外来说，国际上一直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和较量。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中，国外敌对势力常常是与国内舆论一起相互呼应，为达到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目的。

改革开放时期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意识形态工作，因为意识形态工作事关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和道路，搞不好会导致党和国家出大问题。1979年3月，邓小平阐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党的工作大局的危害时指出，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重点的转移”，“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35)？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将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安危相联系，号召全党全社会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的渗透。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从这种认识高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在集中力量领导经济建设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注重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尤其是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的问题上，要求思想政治战线“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36)。面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深刻批驳、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所在，及时整顿、扭转思想战线的软弱涣散态势；另一方面，坚持用史实说话，用正确的历史教育人民，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真正面目暴露在人民群众面前，其影响日渐衰微并最终被人民群众抛弃。由此，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阵地得到捍卫和巩固，而且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健康的舆论环境。

2.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理论武器

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却常常以学术外貌呈现，决定了它有一套自己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从历史观来说，英雄主义历史观、人性主义历史观以及价值中立历史观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从方法论来看，片面、静止、割裂等是历史虚无主义经常采用的手法，实质上就是形而上学方法。这决定了历史虚无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

自诞生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从而成为无产阶级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进行斗争的强大武器。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一段时期内，在史学多样化风潮之中，西方种种史学理论涌入国内，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造成不小的冲击，唯物史观被当作一种普通的学术派别，并且被错误地歪曲为重理论、不重史料等，这大大影响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侵入提供可乘之机。

要从根本上战胜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我们必须拿起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首先，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从立场上与历史虚无主义划清界限。习近平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37)其次，必须真正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关于历史发展规律和主要动力的理论以及阶级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折射出来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充分研究和探讨，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在这方面，习近平身体力行，把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切实运用到对党和国家历史的分析评价中，在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提出了分清主流与支流、把握历史的主流与本质等全面、辩证地看待历史的方法，在实践中树立了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典范。

3.始终警惕两种错误倾向，敢于发声亮剑，注意有的放矢

在40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过程中，有两种错误倾向值得注意。一种错误倾向认为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是研究工作的一种“范式转换”，是一些学者的“一家之言”，应该允许不同学术理论观点存在；即使观点是错误的，也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不应该予以大力批判。这种看法没有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真正政治面目，将政治问题学术化对待容易造成思想战线涣散软弱，从而放任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肆虐传播并产生危害。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出现过。针对思想战线软弱涣散的情况，1983年10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38)；并在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坚持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然而，由于当时中央负责人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对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虚无主义的人进行包庇，导致以《河殇》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在社会上传播。

这种思想战线软弱涣散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人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复杂情况没有正确的认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是“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39)。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1989年东欧剧变、我国发生政治风波，本质上就是西方敌对势力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的激化，所以邓小平在1989年11月23日作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判断(40)。但是在此后一段时间内，阶级斗争、阶级分析观点被当成“左”的东西在理论界、舆论界被边缘化，致使一些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41)。在当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防止这种软弱涣散倾向，敢于发声亮剑，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问题上旗帜鲜明，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

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还需要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即不注意区分政治立场、思想认识、学术观点，将各种错误观点一并放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筐里进行空泛、简单的批判。这种做法即使出发点是好的，也往往达不到好的效果，容易被反批为“戴帽子”，影响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效果。1983年邓小平在指导思想战线斗争时就提出，要避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倾向，指出：“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他尤其强调，“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42)。这也是当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中应该注意吸取的经验。

①《新纪元——电视连续节目〈河殇〉第四集解说词》，《光明日报》1988年6月26日。

②转引自：《王震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0、644页。

③“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概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已经明确提出，当时是指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态度，这种用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4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2页。

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1页。

⑦《王震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5页。

⑧易家言：《〈河殇〉宣扬了什么？》，《人民日报》1989年7月19日。

⑨《江泽民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9年9月23日。

⑩《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11)《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李瑞环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当代戏剧》1990年第2期。

(12)《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73、375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6页。

(14)参见江泽民：《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15)《江泽民总书记致信李铁映何东昌强调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使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认识人民政权来之不易，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人民日报》1991年6月1日。

(16)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4年，第60、61、65页。

(17)参见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4年，第90、95页。

(18)《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3页。

(19)《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20)《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27页。

(21)《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

(22)《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光明日报》2005年3月15日。

(23)参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9页。

(2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87-688页。

(25)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

(2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

(27)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28)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29)《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0日。

(30)《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

(3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32)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

(33)参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

(34)《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0日。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4页。

(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

(3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页。

(3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5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页。

(41)《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2017年，第242页。

(4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