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重要文献

王一彪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缔造新中国70周年。在特殊的时间节点，重温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重要文献，从中把握其始终秉持的敢走新路的创新意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善抓党建的优良传统、一心为民的人民立场、调查研究的求实思维，对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滋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019年春末夏初，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参加两个星期的党性修养专题培训。为系统了解我们党在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全貌，更深入领会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思考，我特地从北京带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此卷共收录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9篇重要文献，分别是1928年10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1月《井冈山的斗争》、1929年12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30年1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1933年8月《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10月《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以及1934年1月《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大学时期主修中共党史曾聆听过老师对其中有关重点篇目的讲解，深切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大学毕业30多年后的今天在井冈山上重温这些经典，结合这几天先后瞻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茨坪和大小五井及黄洋界、茅坪八角楼等各处革命旧址，还到兴国、瑞金等革命纪念地学习体验，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那些曾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山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先进分子逐渐了解和掌握了为无产阶级谋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中国革命到底怎么走，马克思主义经典并未给出现成答案，即便从已经成功的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中也不可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革命路径。正是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实践经验缺乏，革命初期我们党按照俄国模式在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因复杂历史背景和当时条件导致中国革命遭遇重大挫折并陷入低潮。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经过秋收起义后将革命队伍带上井冈山，创建横跨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中央总部仍在上海。包括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内的各路革命队伍，大都按照党中央总部有关指示开展斗争。而党中央又接受来自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导，有时甚至是十分具体的指令，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就是正宗马克思主义的化身。然而，按照这些所谓掌握正宗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指示办，中国革命斗争常常遭受挫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立足“山沟沟”，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尽管当时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指挥就能够打胜仗，但他仍受排挤，有人贬称他的思想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早就证明，这“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引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真理。这次到井冈山参加学习，实地瞻仰茅坪这曾经的湘赣边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对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对“山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也有了更深层的思考。就是在茅坪八角楼的油灯下，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毛泽东同志先后撰写多篇报告和文章，成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光辉典范。《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从当时国内的政治状况、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经济问题、军事根据地问题六个方面，提出了“工农武装割剧”思想，科学分析论证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井冈山的斗争》进一步深入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形势发展、军事斗争、战略战术、依靠力量、组织领导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强调“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反对本本主义》更是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同志这一历史时期若干文献，最大特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囿于本本、迷信教条，为我们党指明了在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并取得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为后来毛泽东思想全面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能在革命低潮时期看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井冈山的革命斗争，是异常残酷、异常艰苦的。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疯狂“进剿”“会剿”，革命环境十分恶劣。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这样向中共中央报告：“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井冈山斗争初期，中国革命确实处于低潮，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作了实事求是的陈述，和大家一样“深深感觉寂寞”，但同时又盼望结束“这种寂寞生活”并“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
    在这样困难情况下，一些同志产生消极悲观情绪，甚至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针对党内这种消极悲观思想，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长信，即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毛泽东同志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念，没有就事论事简单批评，而是从大处落笔，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对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进行科学对比分析，既否定了夸大革命力量的盲动主义，也批判了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与价值，并坚信革命形势向前发展，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必将形成“燎原之势”，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的巩固扩大必将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透过这一历史文献可以深切感受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深刻理性认识，对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坚定信念。
    革命正处于低潮，毛泽东同志依然笃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除了坚定的信仰、信念，还因为他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样写道：“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样描述：“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并没有打垮红军将士的革命斗志，也没有动摇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井冈山时期那首“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的红军歌谣，就是最生动有力的佐证。
    党的组织力量和正确的斗争策略，是看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自信之源。在这几篇文献中，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党的组织力量，强调党的斗争策略。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他指出：“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强调：“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毛泽东同志始终坚信，只要有共产党，中国革命最终就能取得成功。所以，他这样豪迈而坚定地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支部建在连上”对红军正规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众所周知，从组织上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源自秋收起义之后、井冈山斗争前夕的“三湾改编”。但红军队伍的正规化建设展开并取得成效，主要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割据地区局势、探讨军事问题时，首次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思想。他说：“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对如何加强红军队伍的正规化建设、提高战斗力作了详尽论述，明确指出：“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支部建在连上”，实质就是要真正地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一原则的确立，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跟旧军队尤其是国民党的军阀部队，从此有了质的不同。这种质的不同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有专门论述，他在严肃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思想时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特别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军队党的建设，还因为当时红军队伍成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队伍以工人、农民为主，同时包含小资产阶级、旧军官、雇佣军、流民、俘虏兵等多种成分。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把成分复杂的红军队伍建设成为一支纪律严明、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军队，无疑在当时艰苦环境下是一项异常艰难繁重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离开党的正确领导绝无可能。与此同时，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实践中，血的教训换来的宝贵经验，其中一条无比珍贵的就是：党的正确领导总是与红军军事斗争的胜利具有密不可分的正向关系。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文中，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湘赣边界割据四月以后的胜利经验时，都认为“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而八月失败的教训则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通读井冈山斗争时期重要文献，可清晰地看到，通过加强红军队伍党的组织、思想、政治、民主、作风等各方面建设，红军士兵的政治觉悟、战斗力、影响力都大大提升，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项原则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也基本形成。
    “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无疑，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强化对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使命任务的认识，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对于我们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打造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新时代人民军队，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
    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这段收录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的重要论述，即便在80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意味深长，极具震撼力。
    把群众看成“真正的铜墙铁壁”，首先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清醒认识到革命战争本质上是人民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分正义与非正义两种。革命战争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需要，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反动阶级统治，争取自身解放的武装斗争形式，是正义之战。国民党反动派看似是在与红军作战，实际是在与广大工农群众为敌。决定战争的根本因素是人心向背。无论反动派在表面上多么强大，其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面前，终归是“纸老虎”，一戳就破，不堪一击。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铜墙铁壁”决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修筑的那些“乌龟壳”碉堡，而是千百万被动员起来的拥护革命斗争的人民群众！
    把群众看成“真正的铜墙铁壁”，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推动人类社会车轮滚滚向前的根本动力。这已为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证实。毛泽东同志在提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后指出：“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看看井冈山斗争之后的中国革命历史：无论是艰苦卓绝的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还是气势磅礴的持续3年的解放战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带领的人民军队，其兵力规模、武器装备、外部援助等各种条件都与强敌差距极为悬殊，但还是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最后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并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所始终依靠的“铜墙铁壁”，始终能够无私给予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的，正是这千百万的各族群众。
    把群众看成“真正的铜墙铁壁”，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最根本的阶级基础就是工农大众，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成功。毛泽东同志十分鲜明而又富有远见地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
    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一切革命工作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工农大众谋利益，为保护群众安危浴血奋战。事实证明，党在红色区域的各项政策和军事斗争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护。正如文中讲到，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如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业已深入党心军心民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要更加珍视并运用好群众路线这个法宝，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要更全面地认识这篇文献及其一系列论断的重大意义，必须从文章写作的具体历史背景中去探寻。关于此文的写作目的，1961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南三区会议讲话中曾经提到，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1930年写的。他所说的“一番大斗争”，指的是当时红四军党内的分歧与斗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红四军党内存在教条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党内一度盛行，致使许多正确的主张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党内团结也受到极大破坏，革命事业遭遇严重挫折。
    为汲取党内分歧和斗争的深刻教训，深入剖析教条主义的根源，毛泽东同志以调查研究为出发点和基础，分析当时红军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文章一开头，他就单刀直入强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针对当时红军中一部分同志“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他大声疾呼：“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文章详细阐明了调查的意义，以及调查的目的、调查的对象、调查的内容和技术方法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
    众所周知，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通过深入底层一线，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对革命的态度以及农民运动做过实际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经典文献。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始终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并积极主动开展调查研究。《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在批判党内主观主义时指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毛泽东同志重视调查，但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其调查的目的是为了研究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反对本本主义》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文中还有一个特别形象贴切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深入调查基础上，为纠正当时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撰写的，后来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与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相比，新时代开展调查研究的技术手段和保障条件好多了，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根本目的并没有发生改变。新时代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加需要我们加强调查研究，作出科学决策。广大党员干部应当继承弘扬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形成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问题意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符合中国实际、适应时代潮流的正确政策与行动，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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