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第一波“打虎”运动

颜  慧

导语：1951年冬季，毛泽东、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范围内开展“打虎”运动，主要目的是惩戒和肃清军内的贪污腐败分子，震慑全体官兵尤其是军队高级干部自进城后日趋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想。第一波“打虎”运动于1952年8月结束，这一阶段的“打虎”运动时机、火候、力度把握得都比较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时给广大官兵特别是高级干部注入了“清醒剂”。

源起：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援抗美援朝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为何在各项事业热火朝天推进之时开展“打虎”运动？这要从东北局的一份报告说起。

1951年8月31日，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在东北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提出，自东北转入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后，一些党员干部经不住资产阶级的诱惑，产生了严重的贪污蜕化。不仅如此，东北一级机关中也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他建议开展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以揭发、打击贪污蜕化和官僚主义现象。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在东北展开。在三个多月中，共揭发贪污分子3629人，仅东北贸易部检举揭发的金额就高达5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非常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没有进行处理。这场运动深刻教育了东北地区的党员干部，贪污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机关的开支也大为紧缩。11月1日，高岗将开展此项运动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报告中，高岗第一次将增产节约和反贪污斗争联系起来。毛泽东阅后敏锐地觉察到，政府部门各级干部反贪污腐化问题不仅是东北，而且是全国范围内都相当迫切的问题。

1952年2月10日，保定市举行公审大会，刘青山被押入会场

当时，为支持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国家全年预算比1950年增加了60%，其中总预算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这还不包括苏联政府的军事贷款。国家准备在1952年建设多个重点项目，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当时的新中国面临一个尖锐的矛盾：支出大幅度增加，而财政收入却十分有限。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增产节约是唯一的办法。10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决定从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提出，要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运动。他强调，为了继续支持抗美援朝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这是当前的中心任务。1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高岗的报告上写道：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

此时，各地反映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报告一份接一份报到中央。报告显示，经济工作部门贪污现象最严重。如仅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路星元一人，贪污金额就高达2.47亿元。华北、中南、西南、西北各区也曾连续揭发和处理了若干贪污事件。尤其是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被人揭发，贪污挪用公款达200亿元。刘青山、张子善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倒下，却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这让毛泽东十分震惊，他认为“三反”斗争已不是局部性的斗争，“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

12月1日，党中央在《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明确规定：所有党员，凡是利用职权实行贪污、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12月5日，毛泽东进一步明确要求各地“迅速订出自己的反贪污计划，并开始着手发动这一斗争”，要求政府系统（重点在财经部门及总务人员）、军事系统（重点在后勤部门）、党派团体系统都要迅速开展“三反”运动。还专门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简称中节委）。展开：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斗争

“三反”运动部署刚下达，装甲兵司令部就率先提交了工作报告。对此，毛泽东表示：这个报告着重在精简节约和反对浪费方面，并且还只是部分的开始，但已很有意义，使人高兴。他要求“全军立即展开这一斗争，发动全体指战员，进行精简节约，反对浪费，反对贪污，并将这二者既分开而又联系起来”。

当时，军队浪费现象非常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在作战费、建设费、事业费中的浪费和积压高达40亿一60亿斤大米。贪污现象也非常普遍。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4月底，华北军区贪污案件就占全部受纪律处分总数的30%一40%。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在军事系统的后勤部门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12月11日，毛泽东命令全军“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展开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随后，总政、总参、总后、华北军区、西南军区等都相继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各单位认真开展精简节约和“三反”运动。毛泽东要求各大军区“从发现浪费现象，去发现贪污现象”，提出“注意资产阶级和旧统治阶级腐化我党我军的严重危险性，迅速布置一个大张旗鼓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反贪污斗争”。

12月13日，总政向毛泽东汇报了精简节约和“三反”的部署情况。毛泽东认为，总政关于“三反”斗争的分析和布置是正确的，希望其他各部门“凡未作这种分析和布置的，都应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布置，并向中央作报告”。12月19日，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全军：整编工作必须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去进行，否则“整编工作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整编内容就会残缺不全”。随后，华北、西北、中南、西南军区都按照毛泽东关于“务必将整编和‘三反’结合去做，二者不可缺一”的指示进行“三反”运动。12月21日，在复电中南军区党委并告华东军区、西南军区时，毛泽东要求“应立即发动这一斗争，使贪污浪费的狂澜早日停止”。

为加强中央直属机关对“三反”运动的领导，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安子文、杨尚昆、肖华分别为第二、第三、第四书记。同时，还成立了军队系统总党委，肖华任第一书记、徐立清为第二书记。

各大军区开始行动起来。西南军区以“革命军人的战斗姿态”，“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模样”开展“三反”斗争。“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的华东军区“现在已完全主动了”。甚至在最前线作战的二十六军都开展了“三反”运动。毛泽东还要求各大军区也应仿照西南军区每周一次简报的做法，以便“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毛泽东对“三反”斗争进展缓慢的大军区进行了批评，指责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要求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西北军区当时正进行转业集训和整编工作，清出的贪污分子很少，“一亿元以上大‘老虎’还未发动去捉，甚至连计划都没有”，毛泽东命令西北军区“‘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不许整编”。

12月31日下午，中央直属总党委召开党政军团群扩大党委会，会上宣布：中央所属各部门限期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和坦白，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不管什么人，部长、局长……官僚主义、手上不干净的，一律撤职，撤职后补给饭吃。会上当场宣布对军委技术部部长戴镜元等三人“撤职查办”。

1952年1月4日，毛泽东亲笔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如果不彻底肃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1月9日，毛泽东就军事系统的“三反”运动报告的处理问题批示肖华：军事系统的“三反”报告有需处理的，一概请你们处理，包括军委各部、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的一般问题在内。只有若干特殊问题，必须经过我才能解决者，则由我来处理．我主要是管常政军民都有关系的一些问题的指导。1月10日，毛泽东肯定了空军党委的做法，即首长带头检讨，以发动群众揭发批评；再号召自动坦白，同时设立意见箱让群众检举。同日，西南军区直属部队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深入动员开展“三反”运动。贺龙在会上讲话：“过去我们打游击战争，有原则，有立场，生活很艰苦，干得很有劲，进了城市有些人就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诱惑、进攻。”“这次毛主席打了一个大雷，才把全国各大行政区和全国人民惊醒。”

高潮：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尽管经过前期“疾风暴雨”式的动员，但“三反”运动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真正发动起来”。加何突破运动瓶颈，将全军的大小“老虎”搜寻干净？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毛泽东认为分配“打虎”数量是较有效的方法。

1月18日，毛泽东提出搜寻老虎应遵循“嫌少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来”的原则，强调要“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在给中南军区和华东军区的电报中，毛泽东提出“尤其注意打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他估计华东、中南、西南军区“至少有大‘老虎’200个以上”，华东、中南军区的老虎可能更多，要求各大军区“提出一个大‘老虎’的估计数字”。几天后，毛泽东又提请全军注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老虎”的估计数字，有方向地去“打虎”。

各地形成了一股“打虎”热潮。华东军区颁布了“打‘老虎’、肃清贪污”令，号召全军向贪污分子展开猛烈进攻。华北军区通过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打包查”，把“打虎”专业化，5天内查出大小“老虎”288只，其中大“老虎”12只，贪污款额总计65亿元。中南军区也“从民主检查转入清查贪污”阶段，毛泽东随即督促中南军区“应立即重组队伍打‘老虎’”。军委直属系统最开始计划捉100只大“老虎”，几天后就追加到250只。

“打虎”过程中，各单位想出了很多“打虎”办法，总结了很多经验。如中南军区总结了七条寻找大贪污犯嫌疑踪迹的方法；空军在发现问题较多的部门加大组织力量，进行“搜山”，对逮捕的“大老虎”组织力量审讯，再确定重点“老虎”，分工包干；华北军区由懂政策、会算账、突击力强的人组成“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打包查。军委直属系统的“打虎”强调斗智为主，攻心为上，分化敌人，利用矛盾，以“虎”攻“虎”。

为乘胜追击，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咨开公审大贪污犯大会。据《人民日报》2月2日报道，在公审大会上，军队系统的王丕业、孙建国因贪污数额巨大，分别被判处五年和十年徒刑。

随着各大军区“打虎”数量节节攀升，毛泽东认定搜“虎”正未有穷期。让毛泽东认为全军“老虎”还可挖的，是华北军区第十军的“打虎”战果。最初，第十军捉到“大老虎”59只，计划还可捉到30只一40只“大老虎”。毛泽东认为第十军无生产无大建筑，过去被认为比较规矩，尚且查出这多“老虎”，那些有生产有大建筑，或过去不大守规矩的部队和机关“老虎”要更多。

由于定预算“指标”，过分强调“打虎”实绩，导致各单位争当先进，你追我赶，出现了一些“左”的现象。为此，毛泽东强调在“打虎”的关键阶段“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在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意这一点”。“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同时也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3月1日，军委直属总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既要彻底肃清“残虎”，也要防止与纠正“左”的偏向，提高“打虎”战术，着重靠调查，算细账，领导上不要急躁，不要冲动。会上还舰定了两条“打虎”纪律：禁止打、骂、捆等人格侮辱和变相肉刑；不得采用“疲劳战术”和“车轮战术”。全军“打虎”运动中“左”的偏向有所纠正。

处理：“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

毛泽东告诫全军，落实定案阶段要做好甄别工作，“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是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当时，中小贪污分子占总数的95%以上，而贪污金额则在1000元万以下，党中央研究决定，对这些人从轻处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利于教育”。

据不完全统计，“打虎”运动中全军揭发的贪污人员在最后的定案阶段有88.25%免于处分，有10.89%的人受行政处分，有0.86%的受刑事处分，19人被处死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军第一波“打虎”运动于1952年8月结束。尽管此次运动存在一些不足，但总的看来是成功的，时机、火候、力度把握得都比较好，及时给广大官兵特别是高级干部注入了“清醒剂”。

参考资料：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猷出版社1997年版。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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