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延安看到了什么？

  徐建国

华侨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陈嘉庚作为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南洋华侨领袖，在祖国遭受外敌入侵的关键时刻，更加关注国内形势和战局的发展，他带领华侨捐钱捐物，支持国内抗战。同时，陈嘉庚和广大华侨迫切希望了解国内局势，于是，他号召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回国慰问。关于“慰劳团”回国的目的，是“系欲鼓励同胞”，“收取国内军民社会好印象，回南洋作宣传资料”。中共抓住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这个契机，不但极力促成他访问延安，而且以真诚的态度和良好的精神面貌赢得了他的好感，成功地转变了他对中共的认识。他在华侨中所作的积极宣传，对于改变华侨对中共的认识和看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陈嘉庚访问延安前对中共的认识

陈嘉庚，1874年出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1890年，他17岁时出洋到新加坡。旅居新加坡60年（1890~1950年），晚年回国定居，他是20世纪海外华侨中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赞誉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来到新加坡后，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到1925年已经成为拥有1200多万资产的南洋著名工商企业家。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嘉庚认为它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是中国正统的中央政府，他为他创办的新加坡《南洋商报》订了一条守则，就是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40年来重庆之前，他可谓是坚决的“拥蒋派”。在他心目中，“中国国民政府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信赖之唯一政府，国民政府之主张，即中国全国国民之主张”。作为一位爱国华侨，在祖国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刻，他的爱国心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

累计捐款近8亿支援抗战

1937年7月全民抗战爆发，1937年10月，陈嘉庚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任主席，并出面联络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在新加坡开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推举为正主席。号召南洋800万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抗战，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他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此外，他还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以及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供应药品等。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至1940年10月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1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总数达3000批以上，每月平均100批，以上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献（注1：中国侨网文《陈嘉庚对祖国抗战事业的杰出贡献》）。据郁达夫主编的《星洲十年》（星洲日报创刊十周年纪念）引用的资料显示，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38年终一年半中，全马来亚华侨共购买抗战公债12，864，105元，献金义捐19，901，721元，合计共32，765，826元，当时全马华侨总人口2，105，895人，平均每人15元，按当时物价及实际消费水平，足够一个人3个月的伙食消费支出，足见当年筹款运动深入人心，华侨的爱国热情是多么感人了（注2：抗日战争纪念网文《陈嘉庚和南洋华侨抗日》）。

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1939年国民政府军费开支为18亿元，华侨自1937年-1945年，8年中捐款共达13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1.6亿多元，而陈嘉庚领导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捐给抗战的汇款高达7.7亿元，陈嘉庚对国民政府战时财政的正常运转所起的作用是无比巨大的（注3：《辽通日报》2015年7月22日11版文《陈嘉庚吃过的两顿饭》）。

他在1938年向国民参政会提交的《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为汉奸》的提案，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赞扬，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邹韬奋说：“这了了十一个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陈嘉庚时刻关注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国共两党长期以来的斗争。但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尤其是受到片面宣传的影响，包括他在内的广大华侨无法了解中共的真实情况。正如他自己所说：“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陈嘉庚所说的“片面宣传”，当然指的是国民党对中共的种种污蔑和诽谤，即使是在他率领慰劳团到达重庆后，依然如此。“余在重庆时，常闻陕北延安等处，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削净尽……似非为宣传而来，又是略可靠之人告余者。然彼或闻诸他人，或阅印刷册，信以为真。”但他对此还是有所警惕的，在新加坡时，他已经听说过中共的抗战业绩，也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介绍中共的书籍，对共产党尽管还有怀疑，但已经不是格格不入了。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抵达重庆，他在机场欢迎会上致辞说：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到达，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这说明他还没有下定到延安去的决心。在逗留重庆期间，他看到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看到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种种事实使他对抗战形势和未来发展悲观失望。后来，他在给董必武的信中谈了他的想法：“重庆蒋方既无可挽回，但未（知）延安方面如何对待，故决心速往访延安。”所以，才有了他后来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去实地考察的行动。

二、陈嘉庚在延安的访问和考察

对于陈嘉庚回国慰劳之行，中共给予高度重视，对于他在机场欢迎会上的致辞传达出的信息，中共绝不会错过。在慰劳团逗留重庆期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等人冲破种种阻挠，多次拜访他，诚挚地邀请他到延安参观访问。在此期间，叶剑英、林伯渠和邓颖超等人还邀请陈嘉庚参加中共办事处举办的茶会，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这是他和共产党人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初步了解了中共一致对外的诚意，也进一步促使他下定到延安实地考察的决心。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把会见情况向延安作了汇报，几天后，毛泽东从延安来电，正式邀请他访问延安。蒋介石得知他有意去延安，为此专门宴请他，目的在于阻止他。对此他回答：“余以代表华侨职责，回国慰劳考察，凡交通无阻要区，不得不亲往以尽任务，俾回洋较有事实可报告。”蒋见他决心已定，只好说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

陈嘉庚排除重重障碍，于1940年5月31日率慰劳团一行抵达延安。同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几乎用了整版篇幅刊载全国记者协会主席范长江从重庆发来的《陈嘉庚先生印象记》，并加了编者按，介绍了他的爱国事迹和慰劳团的任务。同时，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慰劳团一行抵达延安时，公路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当陈嘉庚一行走下汽车时，“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延安！”“向陈嘉庚先生致敬！”“向海外爱国侨胞致敬！”等口号腾空而起，党政军领导人王明、吴玉章、高自立、肖劲光、周士第及在延安的全体归侨、延安各界群众5000多人参加了欢迎会。

延安各界热烈欢迎陈嘉庚先生

中共虽然对陈嘉庚一行访问延安非常重视，但没有像国民党那样刻意巴结或奉迎，而是希望他们自己去了解真实的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和人民。按照美国记者冈瑟·斯坦的说法是：“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我们”，正如陈嘉庚自己所说：“华侨爱国，出自衷诚，所经各地，调查访问，搜集材料，务求详确，以期回洋报告侨众，使明了祖国真相，庶不负代表返国之职责……到延安时日虽短，探访务求其广博，调查务求其周详，盖必耳闻目睹，始能获得确切之事实也。”

事实上，陈嘉庚心中还是有许多疑问的，他在与来自南洋的华侨青年座谈中，一再地问他们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对共产党的看法如何等问题。这些青年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边区官兵一致、军民团结、干部廉洁、以身作则，共产党员吃苦在前、视死如归的革命情操，他为此感叹不已。他还与边区财政厅、公安厅、法院等单位来自福建的工作人员座谈；边区政府邀请一些边区的非党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到他的住处晤谈，以便使他更多地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除了这些面对面的座谈交流外，他还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他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抗大等学校，得知鲁艺、陕北公学、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政法学院、青干校等学校都有不少华侨青年，他很高兴，对于延安一地就办起这么多学校，如此重视培养人才，是他没想到的；朱德还陪同他到安塞兵工厂参观。

在延安期间，陈嘉庚的行动没有受到丝毫限制。他顺着城垣上山，俯瞰被日机轰炸成废墟的延安城区。他也曾信步来到延河边，观看男女自卫队员列队操练和练习投弹，日本反战同盟的男女盟员在河边洗衣服。他在南门外唯一的市场街“新市场”，亲眼看到商店私营，营业自由；居民行路往来，坐谈起居，咸有自然秩序。没有衣着破烂、面黄肌瘦的人。女大南洋学生常在交际处吃完晚饭后，一人夜行十余里回校，都没有出事。男女衣服均极朴素，虽男女同坐，无人敢戏言妄语，非法举动。亲眼所见的种种事实，与他原来所听到的不实之词形成强烈对比。他曾经特别强调：“本人非专家，所见难免肤浅，而风尘仆仆，走马看花，又多疏漏，但较一般报纸记载，或出于道听途说者，自度当较真确。”

陈嘉庚访问延安期间，毛泽东多次抽出时间同他会谈。如6月1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处会见了他，就中共进行的反摩擦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作了解释与说明；6月4日下午，毛泽东又到边区政府交际处看望他，交谈至夜十时左右。在多次交谈中，毛泽东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共领导的军队抗击日军和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阐述了中共的各项政策，并强调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其他一些细节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在他们二人的一次谈话中，两位华侨学生、一位原集美学校学生前来协助翻译，陈嘉庚注意到他们“无敬礼便坐，安然座谈，绝无拘束”，他认为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府机构没法看到的事，心想这就是“平等无阶级制度了”。他也看到朱德同学生们一起打篮球，看到朱德的伙食同士兵一样，自己盛了饭同士兵一起，狼吞虎咽吃了个饱。从毛泽东、朱德等人身上，陈嘉庚看到“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

延安之行，陈嘉庚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共，过去的种种传闻和不实之词不攻自破。按他所说：“本人往延安前多年，屡见报载中国共产党凶恶残忍，甚于强盗猛兽。及到重庆，所闻更觉厉害……且有人劝我勿往，以免危险。及到延安，所见所闻，则完全与所传相反。”通过对比，他得出以下结论：一、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统区那样捐税多如牛毛；二、领导人廉洁，他们的工资标准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照；三、没有乞丐、妓女和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民不聊生；四、领导人与人民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等级森严；五、社会治安好；六、男女关系严肃；七、朴素成风；八、民主风气好，县长是民选的。在他看来，“实为别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因而他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中共希望陈嘉庚能够将所看到的真实情况传达给广大海外华侨，毛泽东对他说：“君到此多日，所有见过此间情形，如回到南洋请代向侨胞报告。”在离开延安前，朱德在延安各界举行的欢送会上致词说：我们过去已经为团结尽了最大的努力，取得了极大的成绩，现在更要求全国团结。希望你们回去以后，把这个精神传达给海外的数千万侨胞。陈嘉庚对此予以热烈回应，他说：此次访问延安最感到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方面对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立场坚定，态度坚决，对延安地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奋，并表示，“我们来延安后，得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诸领袖畅谈，亲耳听到许多话，使我们相信祖国的抗战一定没有问题，并将此言宣达给南洋各侨胞”。

三、陈嘉庚在华侨中对中共的宣传

延安之行，陈嘉庚对中共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对此国民党当局十分明了，但他们还企图混淆视听，妄图消除中共对陈嘉庚的影响。从延安回到西安后，蒋鼎文、陈立夫等人去见他，又是破口大骂共产党，并举出事例，以图蒙混。但他根本不为所动：我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当然带有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决不致为人蒙蔽，以致辜负华侨的委托。回到重庆后的7月25日，他应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作了《西北之观感》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驳斥了种种关于中共的污蔑不实之词，实事求是地谈了他对延安的良好印象，并特别强调：“余以上所言，系所闻与所见，据实而言。”《西北之观感》的演讲，言人所不敢言，以事实矫正了抗战大后方的错误视听，一时传遍山城重庆。许多有正义感的人仿佛在浑浊的空气中突然吸到一股新鲜空气，增加了人们对中共的了解，但也引起国民党人的不满，向他施加压力，为此专门派人诘问他，“（你）住延安七八天之短期，何能知如许详细。以华侨领袖地位，未免为共产党火上添油”。他对此极为愤慨：“你们说我替共产党说话，那么贵党也应该实行良好的政治，同共产党竞争，那样就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他又说：“我是凭着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陈嘉庚对中共的宣传，受到了国民党的巨大压力，“引起国民党人大不满，后来生出许多事端。”但他并没有屈服，而是继续在各地宣传他对共产党的良好印象，抨击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和消极抗日，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回新加坡途中，在各地华侨举行的欢迎会上，他一如既往地宣传共产党的良好形象。在缅甸、马来西亚等地，他向华侨报告了在国内慰劳中的观感，另外，只要有华侨问起延安的详细情况，他都会给以认真的解答。如在仰光，12月15日的华侨欢迎大会上，他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党政官员之间的争权夺利和派系之间的倾轧，以及延安的军民一家、吏治清廉、共御外侮的事实。他以极乐观的态度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2月21日，抵达槟榔屿后，他出席福建会馆举行的欢迎会，发言内容与在仰光相同。在吉隆坡，他在欢迎会上说：“去年新加坡各社团联合欢迎我，我的演讲措词是相当悲观的。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他详细介绍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12月26日，赴金宝埠各界大会、赴丹绒马林埠茶会，会后与许多青年畅谈访问延安的观感；27日，在巴生闽南公所举行的侨团联合欢迎会上，讲述对延安的感受；29日，赴加影埠、芙蓉埠举行的欢迎会；30日，在马六甲赴各界举行的欢迎会并赴福建会馆举行的大会。在这些地方举行的一系列欢迎会上，他所讲的内容同在仰光所讲基本相同，其中基本上都包括对延安的观感。

回到新加坡后，南侨筹赈会于1941年1月5日召开了万人欢迎大会，他说：“陕北延安为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前时延安城内亦颇繁荣，居民二万余家。抗战后，敌机累事轰炸，全城夷为废墟，现已无人居住。城郊四面多山，遂从山下或山麓间，开辟马路，穿凿土洞，以为住屋。每洞深约三四十尺，阔十多尺，高亦如之。所有政府机关以及医院学校居民，概在其中。敌机无法轰炸，故亦旧不再来。民众安居乐业，衣被亦颇整洁。西安事变，蒋委员长曾允准划定陕甘宁二十一县为中共治理地，仍属中央统辖，而中共即取消原有政策，奉行三民主义。边区民众产业仍属私有，三年新垦荒地三百余万亩，亦系私人产业。商人贸易自由，市肆繁盛，与其他各省县同。卫生教育各费，概由政府负担。公务人员、士兵、学生，每年由公家发给寒暑两季衣服各两套，上下一律，绝无等差。长衣马褂，旗袍高跟鞋，则绝迹不见。风俗质朴，生活简单，宴乐应酬更谈不到。婚姻自由，男女有别。县长民选，公务人员舞弊上五十元革职，五百元枪毙。”他所讲到的延安的清正廉洁与国统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给广大侨胞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他以《南洋商报》为阵地，多次发表他回国慰劳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其中包括他对国民党的抨击和对共产党的赞誉。如1941年1月6日的《回国考察观感———新加坡各侨团欢迎会上演词》，1941年4月3日的《斥吴铁城高凌百祸侨阴谋———陈嘉庚在南洋闽侨大会中演词》，1941年2月5日的《响应延安陈嘉庚主张团结息争通电》等，都阐述了他在延安的观感，表达了他对中共的赞赏。

陈嘉庚一路行来，一路宣讲，“在国内外各地据实报告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在广大华侨中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海外华侨一向只是单纯的“爱国”，只有朦胧的爱国概念。通过他的启发和引导，渐渐明白了国家、政府、党派的具体问题，对国共两党进行了比较。在爱国华侨中爱憎趋于分明，追求和抉择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他这种明辨是非、爱憎分明的正义行为，使许多人认清了正确的爱国方向。”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华侨对中共的认识和看法，扩大了中共在华侨中的影响力，成为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向华侨中延伸的成功实践。

四、结论

国民党对陈嘉庚回国慰劳也非常重视，专门拨出招待费，派出中央组织部、海外部和政治部为常委，组织了招待委员会负责招待事宜，租定有名旅馆为慰问团住所。但这些行为不但没有博得他的好感，反而引起他的厌恶。他认为在抗战紧急时刻，绝不应该如此铺张浪费，再加上他所看到的国民党贪污腐败、消极抗日等现象，因而对国家的未来感到失望。

中共抓住陈嘉庚有意访问延安这个契机，但既没有组织专门的招待委员会，也无力拨出招待费，而是把真实的中共和延安呈现在他面前，展示了延安和中共的风采，“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此造成他政治上的重大转折。胡愈之曾这样评价：“从陈嘉庚先生一生的政治生活来说，从海外华侨的爱国运动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和看法发生了彻底转变，“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他到处宣扬对延安的感受，国民党当局对此非常害怕和痛恨，采取了三条措施以达到限制和消除这种影响的目的：1.电告东南各省，监视其行动；2.通过新加坡总领事馆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禁止其回新加坡；3.派吴铁城到南洋各地活动，消除其影响。如“吴铁城在星洲时，对记者谈话，大骂特骂‘汉奸’，‘口是心非’，他骂的不是别人，正是骂我，只要懂得看报纸的，我想都会明了的”；“高凌百在南侨大会开幕演词，大骂‘口是心非’，‘挂羊头卖狗肉’，‘无党无派是倒行逆施’，这些话在说谁呢”，针对的还是陈嘉庚。

但陈嘉庚并没有屈服于这种政治压力，无论在国内还是回到南洋，他一直赞誉共产党和抨击国民党，积极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扩大了中共在华侨中的影响。星马的国民党称他是“天字第一号的公敌”。由此可见对他的痛恨之情。但是，国民党的种种伎俩并没有取得效果，广大华侨通过他的广泛宣传，对祖国抗战胜利更加坚定了信心，逐渐认清了国民党的嘴脸，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径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越来越多的华侨对国民党的反共升级极为反感，公开警告他们：“离间、挑拨、中伤、压迫、制造摩擦的种种阴谋手段，必定会遭受全民的反对，必定陷国家民族于百劫不复之境；只有民主、团结、合作，力求进步，才受到民众的欢迎，才能争取抗战胜利。”华侨中原来听到的对中共的种种污蔑和诋毁，再也没有人相信了，“近年间报纸或社会，宣传中共凶恶事，已罕闻见。”广大侨胞了解到国统区的黑暗，也看到解放区的光明，“许多关于延安的批评的谣传”烟消云散，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广大华侨对中共的怀疑和误解。

“陈嘉庚自访问延安以来，更加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大声疾呼：团结到底、抗战到底、组织华侨、运动华侨，敦促国民党枪口对外。”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和军队的影响力，“经南洋华侨慰劳团到延安后，在南洋声势尤大。”陈嘉庚访问延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关系到国共两党在华侨中的威信和影响力，决定对国共两党民心向背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表明中共统一战线范围的扩大，是中共对海外华侨进行统战工作的一次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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