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夫妻的峥嵘岁月

颖  涵

何孟雄与缪伯英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

颖涵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党员为数不多，何孟雄、缪伯英这对夫妻尤为引人注目。他们既是湖南老乡，又同在北京求学，终因共同的信仰走到一起。同志们从他们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称为“英雄”夫妻。

何孟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缪伯英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他们双双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英雄夫妻实至名归。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党员为数不多，何孟雄、缪伯英这对夫妻尤为引人注目。他们既是湖南老乡，又同在北京求学，终因共同的信仰走到一起。同志们从他们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称为“英雄”夫妻。

何孟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缪伯英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他们双双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英雄夫妻实至名归。

“工读互助”活动的尝试

开张之日，她们还贴了不少小广告：“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

1899年，缪伯英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缪云可曾任湖南省教育司主任，致力于教育救国，尤其重视妇女教育，曾经参加创办过好几所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

缪伯英活泼聪颖，父母对她钟爱有加，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缪云可希望女儿成为一名教师，实现他“教育救国”的抱负。缪伯英不负众望，20岁时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

初到北京，求知若渴的缪伯英被这里的各种救国思潮吸引，她一边认真学习校内课程，一边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活动。为表达自己反封建的决心，还将一头长发剪成齐耳短发，在一众女生中显得格外突出。

北京大学举办的湖南学生同乡会上，缪伯英认识了何孟雄。何孟雄是湖南炎陵县人，1917年考入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长沙求学期间，开始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并结识了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进步人士。1918年夏，何孟雄赴北京参与留法勤工俭学筹备活动，在法文专修馆学习，半年后到北京大学理科当旁听生。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社团纷纷涌现，何孟雄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缪伯英对北大的各种进步活动产生浓厚兴趣，经何孟雄介绍，她经常到北大读书、看报、听演讲。

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大失所望，他们开始向往和追求新社会、新生活，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工读互助团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1919年底，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支持下，中国大学学生王光祈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提出“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理念，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生活，要求成员脱离家庭、婚姻和学校关系，半工半读，自食其力。

何孟雄、缪伯英出于对工读互助新思潮的着迷，一起参加了这次实践活动。工读互助团成立后分为四组，设有食堂股、电影股、洗衣股、英算专修馆。何孟雄所在的第一组在沙滩东口骑河楼斗鸡坑7号租了三间小房子，摆上五张桌子，办起“俭节食堂”。为彰显决心，成员们在门口贴上“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的对联。北京《晨报》以《寒苦学生之模范》为标题，介绍何孟雄等开办的“俭节食堂”，称赞“菜蔬精美价格低廉，大受学生欢迎”。缪伯英所在的第三组全是女生，她们租住在东安门北河沿17号，挂出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小木牌，开起裁缝店、洗衣店，女学生变身“女裁缝”。开张之日，她们还贴了不少小广告：“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

参加工读互助实践活动的学生们不怕吃苦，勤于劳作，缪伯英甚至为此一度中断学业。但是仅有理想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缺少经验，经营管理不善，几个月经营下来，不但毫无盈余，反而赔了本钱。没过多久，电影、石印、洗衣几股就相继停业，工读互助实践岌岌可危。学生们决定背水一战，他们另外租下两间房子，增添五张桌子，扩大食堂规模，成败在此一举。但是这次扩充却引发了食堂危机，团员们很快发现，生意既不发达，开销又比以前要大，以至十几天后不仅每天要亏本一元五角，甚至连料理食堂的八个人吃饭都成了问题！不久，食堂只好关门歇业。美好的愿望最终被残酷的现实击碎，1920年3月23日，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布解散，9月，女子工读互助团也难以为继宣布解散。

实践证明“工读互助”救国是行不通的，何孟雄、缪伯英等学生逐渐意识到：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认清现实的他们决定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实际可循的途径。

双双成为早期共产党员

21岁的缪伯英成为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早的一位女党员。

参加工读互助团期间，缪伯英就经常到北京大学参加社会活动。一次，李大钊谈到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青年学习、生活方向问题时，激动地呼吁：“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努力啊，猛进啊，我亲爱的青年。”热情激昂的话语使缪伯英分外激动，听完演讲后她找到李大钊，十分诚恳地说：“您讲得真好，我不是北大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看到她那诚挚的眼神，便答应了。

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认真研读《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仔细聆听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她很快认识到，社会积弊太深，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缪伯英开始学着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观察、思考问题，她逐渐摆脱无政府主义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20年3月，何孟雄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北大学生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何孟雄介绍，缪伯英也加入研究会。这时的何孟雄还是无政府主义者，缪伯英就经常与他一起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讨论问题，认真耐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向何孟雄讲解俄国十月革命，说明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和缪伯英的帮助下，何孟雄逐渐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何孟雄、缪伯英成为第一批青年团员。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为充实革命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何孟雄、缪伯英等五人入党，21岁的缪伯英成为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早的一位女党员。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北京西城地区最早的中共基层组织中共西城支部成立，缪伯英担任第一任书记。

身陷囹圄志更坚

这已经不是何孟雄第一次被捕入狱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入狱两次。

1921年3月16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开会推选何孟雄赴柏林参加国际少年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临行前出于安全起见，缪伯英把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信和“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缝在了何孟雄贴身的衣服里。3月底，何孟雄和其他参加会议的代表由北京出发取道苏俄转赴柏林。可是他们的行踪被北洋政府的密探侦知，行至满洲里时被奉系军阀逮捕，关进黑龙江的陆军监狱。

这已经不是何孟雄第一次被捕入狱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入狱两次。第一次是1919年6月3日，何孟雄因为上街宣传反帝爱国而被军警逮捕，关进被临时改作监狱的北大三院礼堂。第二次是1920年5月1日，北大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何孟雄在街头散发《北京劳动宣言》传单时被军警逮捕。在狱中被审讯时，何孟雄义正辞严地声明自己此举纯为救国。当时北京舆论界称赞何孟雄等8位学生是在中国第一次因“五一运动”而入狱的少年，他们的行动起到了唤醒社会的作用。

这次被关进陆军监狱，何孟雄面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还写下《狱中题壁》表明心志：

当年小吏陷江州，

今日龙江作楚囚。

万里投荒阿穆尔，

从容莫负少年头。

何孟雄在狱中临危不惧，接受审讯时一口咬定是赴莫斯科考察教育，始终没有泄露组织的秘密，他还巧妙地将重要文件保存完好。在狱中，何孟雄想方设法把自己被捕请求营救的信函传递出监狱。经过几个月的辗转，信终于到了北京，到了李大钊的手中。李大钊立刻托友人与关押何孟雄等人的监狱取得联系，展开营救。罗章龙也找到蔡元培请他出面保释。何孟雄终于得以回京，为纪念这一事件，他特地取了个“江囚”的笔名。经过这次狱中考验，何孟雄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回到北京后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党组织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立即通知已暴露身份的何孟雄、缪伯英紧急转移。

接受斗争风暴的洗礼

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两颗年轻的心也逐渐走到了一起。1921年10月9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何孟雄、缪伯英在中老胡同5号喜结连理。从这天起，他们的家就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同志们经常在这里开会活动。陈独秀从上海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四大”，途经北京时也住在这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9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在北京成立。新婚燕尔的何孟雄即投入北方分部工作中，不久代理北方分部主任职务，主持部里工作，主编北方党和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何孟雄把主要精力投入工人运动，根据党的指示，他经常秘密前往产业工人集中的北京丰台、长辛店、南口和唐山、石家庄等地，办夜校、建工会，给工人讲课，与他们话家常，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被工人视为贴心人。

1922年夏，何孟雄奉李大钊之命到京绥铁路，用密查员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人运动。他深入南口、张家口等地发动工人，领导开办了“工人夜校”“读报组”“文化补习学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提高素质。每每，何孟雄等工人们下工后，和他们一起聊天说时事，谈苏俄革命，讲英、德、美等国的工人斗争。为了便于工人理解，他编写通俗易懂的歌谣，“不做工的大肚皮，反把我们欺，起来！起来！团结！团结！最后胜利是我们！”何孟雄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其间，他先后成功领导了南口工人斗争、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在何孟雄的领导下，1923年春，京绥铁路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张家口车务工人支部在张家口建立。

何孟雄奔走于工人运动的同时，缪伯英也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自己。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部长。8月，遵照党组织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她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不久，她又根据工作需要南下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缪伯英与同志们一起秘密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他们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家属。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李大钊曾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因为革命工作，何孟雄、缪伯英聚少离多。一次在天津工作时，何孟雄拍下一张照片，回到北京后，在照片背面写下一段题记：“此像摄于天津，正适伯英病。我自己投身劳动运（动）时期，为五路同盟，将他等的台拆散，建树吾们的基本组织。”短短数语，表达了何孟雄对爱人的牵挂，更表达了他强烈的斗争意志和献身工人运动的决心。

1924年夏，张国焘被捕叛变，在狱中供出了李大钊、黄日葵、范体仁、高尚德、刘仁静、缪伯英等党员名单。北洋军阀政府下令严肃查拿。党组织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立即通知已暴露身份的何孟雄、缪伯英紧急转移。夫妻二人接到通知当天便乘火车南下，回到长沙乡下老家。

甘洒热血写春秋

为防意外，缪伯英多次嘱咐帮着照顾孩子的族兄，说“如果我们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你们马上搬家，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离开北京后，何孟雄、缪伯英又在长沙、武汉、上海等多地从事党的工作。

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中共中央迁往上海。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

“十里洋场”的上海，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斗争环境异常险恶。凭着对党的忠诚，何孟雄、缪伯英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们居无定所，食无定时，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为防意外，缪伯英多次嘱咐帮着照顾孩子的族兄：“如果我们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你们马上搬家，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1929年10月，积劳成疾的缪伯英因伤寒病被送进上海仁济医院，临终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10月下旬，刚满30岁的缪伯英溘然长逝，告别了她的爱人和年幼的孩子、告别了党，也告别了她未竟的党的事业。

送别了妻子，何孟雄继续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1930年以后，党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占据统治地位，何孟雄勇于坚持真理，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思想，为此受到批判打击，但他仍坚持向中央两次递交自己的意见书。

1931年1月，上海警察局从国民党市党部得到情报，17日到18日共产党要召开重要会议，地点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中山旅社6号房间等。17日下午，警察局联合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一起开始大搜捕，时任江苏省委委员的何孟雄在中山旅社被捕。

接下来的4天时间，国民党先后逮捕了36名共产党员，并将此列为重要案件，要求从速审理。何孟雄被捕时化名陈方，受审时审判长叫他交代参加共产党开会之事。他镇定自若地说：“不知道开会之事。我是到中山旅社7号房间找姓刘的朋友，包探叫我到6号房间。我进去房内，只有一人，就是包探，把我捉住了。”他讲的头头是道，审判长无言以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宣判“被告等犯共产党之嫌疑及疑与共产党有关系”，移交华界警察局，关入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这是何孟雄第四次被捕入狱了，在狱中，他没有思考个人的安危，而是思索着中国革命的问题。他的囚室成为大家讨论问题的场所。残酷的监狱生活把他折磨得病倒了。当难友得知他的身份后，对他肃然起敬，纷纷伸出援手，鼓励、帮助他战胜病痛。

2月初的一天，军法处处长亲自提审何孟雄。审判中，国民党为了拉拢他，说：“你反对立三路线，我也反对立三路线，希望我们联合起来。”何孟雄义正辞严地怒斥道：“我们反对立三路线是为了建立一条正确路线，打倒你们，赶走帝国主义。”对方碰了一鼻子灰，又借他在党内受到“左”倾错误打击妄图挑拨他与党的关系。但是，何孟雄在敌人面前坚决维护党的团结，怀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信念回答：“革命队伍内部出现了叛徒固然可恨，但叛徒再多，也不能影响革命。今天叛徒出卖了我，明天将有千百个革命的后来人！”

2月7日，何孟雄等23位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镣铐，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临行前他沉着冷静，和同志们一起高呼：“打到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何孟雄牺牲时年仅33岁，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从容莫负少年头”的铮铮誓言。

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了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信仰，何孟雄、缪伯英双双献出他们年轻的生命。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的事迹将被后人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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