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已至，我们以什么给大家拜年呢？

捧上一杯陈年老酒，从历史的苦酿中品味今日之甘甜。

去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个至暗时刻。

一个是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国民党背叛革命，共产党员血流成河，仅三天，即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这次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幸得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提出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主张，毛泽东、朱德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力挽狂澜于既倒。

第二个至暗时刻是1934年底，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后，血染湘江。红军主力由8万6千人，锐减为3万人。中国革命前途何去何从？吉凶未卜。

此时，实际掌握中央红军用兵大权的博古、李德执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惊慌失措，举棋未定，反反复复决意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

而蒋介石这时已经在湘西部署了20万大军，形成口袋阵，只等红军来钻。危难之际方显英雄本色。

毛泽东挺身而出，当机立断，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挺进，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

在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毛泽东又一次果断拨转了航向，为红军在惊涛骇浪中转危为安，反败为胜，指明了道路。

实践证明，在关键时刻必须有非常之人。时势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时势。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非常之人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打破常规，不按常理出牌。当时，红军的形势非常险峻。国民党派重兵“围追堵截”，外围的湘军、川军、桂军和黔军，分头多路向东、向南猛插，在西边和北边阻截；近处的守敌在黔东的锦屏、江口、沿河一带严加布防。

更为危险的是，蒋介石嫡系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4个师、周浑元2个纵队已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黔军6个团防守着江北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

蒋介石的意图十分明显，逼迫红军要么在被动的情况下就地决战；要么被驱赶到湘西“口袋阵”就擒：要么强渡乌江，背水一战。

而蒋介石认为强渡乌江是最险的一步棋，因为他已经把乌江部署为第二个湘江，令黔军25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部成一字长蛇摆开，在长约200余里的河段上部署了5个团和一个机炮营的防守兵力。

我军一些指挥员对强渡乌江也心存顾虑。

李德说，“乌江天险岂能一下子飞过？”博古认为，“黔军王家烈依托乌江，扼险固守，胜算难料吧？”

而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在“胜算难料“之间，善于创造和把握胜机，出奇招，下险棋。他说，“天险可渡，强敌难缠。兵家权谋，避实就虚。我们没有必要以3万之众，去钻蒋介石的20万铁桶阵，而要像剑一样戳破北面力量薄弱的黔敌，从而甩开敌人的包围圈，化险为夷。”

他要求红军不从一个渡口强渡乌江，而从茶山关、江界河、回龙场等多个渡口偷渡或强渡。要求各渡江部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使敌难以左右兼顾。

果然，毛泽东出奇制胜，使中央红军置于死地而后生。

毛泽东的指挥虽然英明，但也要有猛将和勇士们来实现。红2师红4团就是中央决策的坚定执行者，他们担任了红1军团的渡江先锋。

团长耿飚先用部分兵力佯动，然后，趁敌不备，悄悄将1营调到了上游老虎洞的对岸，作强渡主力之用，并以1营1连为主在各连队挑选出了18个能攻善守、水性好的干部战士，组成了渡江突击队。

为稳妥起见，耿飚先从18勇士中挑出了8人，让他们拉着一条绳索游到对岸，以便接应后续部队武装泅渡。但当8勇士泅渡到江道的三分之二时，被敌人发现，一阵猛烈的炮火，8勇士牺牲1人，其余7人被迫返回。

白天强渡不行，红4团改为夜袭。趁着夜幕，3个竹筏陆续下水，但因为江宽水急，除一个竹筏被激流冲到下游，战士们安然返回外，其他两个竹筏上的勇士们失去了联系。

这时，红军命悬一线。据上级通报，“追踪的国民党军薛岳纵队离这里不远了，形势危急，红4团应迅速完成渡江任务。” 红4团政委杨成武立即召开团党委紧急会议，决定第三次渡江，由1营出动60多只竹筏，以1连为尖刀连，进行大规模强渡。第一批强渡的3只竹筏载着17名勇士划向对岸，在距北岸约50米处被敌军发现，我军立即以仅有的火力进行猛烈压制。

这时，奇迹发生了。我夜袭失去联系的3连长毛正华率领4名战士突然现身，出其不意。原来他们冒着严寒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潜伏了一夜，在关键时刻他们突然往敌人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上了一刀。

在我军的内外夹击下，敌军方寸大乱，“双枪兵”露出了原形，步枪、烟枪丢了一路。经过激战，1连协同兄弟连队牢牢地控制住了江界河渡口，为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通过架设的浮桥渡过乌江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左、右两路红军也突破了峰岭巍峨、悬崖峭壁的茶山关渡口和回龙场渡口，一路攻击向前。

当国民党薛岳等部队追到乌江边时，却只能望江兴叹，红军已烧毁浮桥，甩开敌人，离乌江北岸有数十里之遥了。

突破乌江恰逢1935年年关，1月1日打响，1月5日结束，历时5天，击溃黔军4个团、2个营约4000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补充了红军装备，为1935年献上了一个大礼。

不仅暂时摆脱了敌军的追击，而且为我军获得了难得的休整机会，特别是为我党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可以说，突破乌江的决策者、指挥者和参战的勇士们，他们功不可没！

为了表彰突破乌江的勇士们，红1军团授予红4团3连连长毛正华三等红星奖章；授予1营营长罗有保、2连连长杨尚坤、指导员王海云、青年干事钟锦友、2班班长江大标、3连连长毛正华、3班班长唐占钦，机枪连连长林玉，侦察连连长王友才，以及战士王家福、刘昌洪、钟家通、朱光宣、林文来、刘福炳、罗家平、丁胜心、温赞元、孙明、羽辉明、曾传林、赖采芬等22人“突破乌江战斗英雄”称号，授予红2师红4团1营1连“强渡乌江模范连”荣誉称号。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每一位勇士的姓名、职务实录于上，是想让后人们不要忘记他们！

没有他们，长征的历史恐怕要重新改写；没有他们，新中国恐怕要推迟若干年诞生；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在祥和的氛围中欢天喜地地迎新春。

又到一年新春，每逢佳节倍思亲，除了思念我们的亲人，还应该思念那峥嵘岁月，以及在那峥嵘岁月中流血牺牲的勇士们。

又到一年新春，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八十八年前的那次长征为我们现在的新征程提供了太多的启示。

我们仍然面临着天灾人祸，仍然面临着敌人的“围追堵截“，但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

我们一定能够以非常之人、非常之策、非常之勇，战胜种种艰难险阻，突破一道一道的乌江天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又到一年新春，我们再次满怀深情地吟唱毛主席的诗词《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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