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是那个年代工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而大寨则是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大寨人后来在回忆周恩来的时候，说道：“大寨红旗，倾注着周总理的心血”。

大寨的成绩是在大寨领头人陈永贵带领下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大寨人民公社下的大寨大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下，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逐渐被上级所重视。1959年10月，他作为山西省代表，赴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此后，陈永贵的事迹不断出现在山西省委的文件中，出现在山西的党报上，后来又出现在1963年中共中央主办的刊物《红旗》上。1963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大寨的长篇通讯，全国开始关注大寨和陈永贵。也就是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群众都感到只有靠国家救助，否则没有活路。但陈永贵说：“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也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它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这年的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同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报道《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陈永贵和大寨人多年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非凡成就，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受北京市委邀请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其录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配发了社论。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这样，大寨及陈永贵的事迹，在影响全国的同时，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注意。

1964年3月29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记载，“汇报中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的情况，毛泽东表示要看看陈永贵的材料。”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时，说：“要注意种好十六亿亩，在此基础上建设四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实行点面结合，这很对。要自立更生，要像大寨那样。”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到了大寨，不过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毛泽东此次出行是3月27日从北京出发，途经邯郸、武汉、长沙、南昌、上海、南京等地，一直到5月13日回到北京。

周恩来则先于毛泽东注意到了大寨的典型性，而且一开始就提到了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学大寨的问题。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记载，1964年4月10日，周恩来和朱德、李富春、李先念等听取全国农业规划会议领导小组的汇报。周恩来对会议的总结提纲提出了意见，他说：“所谓会议做到了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群众指谁？是间接的，应该说清楚。介绍群众经验是好的，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各地条件不一样，一地的经验能否全面推广，还需要实践。讲大寨，要有点物质。到底大寨条件怎样？他们是用什么办法干的？‘八字宪法’是怎样贯彻的？国家给过他们什么支援？要说清楚。精神估计够了，还要讲点物质。只有精神没有物质不行，要两条腿。他们的条件不是到处都有，没有条件的地区怎么学？要说清楚。一九五八年以来，许多事情的精神都说得对，就是没物质，不一分为二，说来说去办不到，出了毛病。各地学大寨的精神，但也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各地要找出自己的先进典型，树自己的旗帜，因地制宜地推广自己的‘大寨’经验，不一定都到山西去学。”

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考察。廖带领三名助手和大寨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二十余天。他们着重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的、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他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5月25日，廖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渐在全国农村形成规模。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报告中说：“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并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 758 000斤粮食，平均每户每年交售2000斤。”

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正值毛泽东的生日。毛泽东平时是不庆祝自己的生日的。这一年他71岁。12月26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安排了3桌酒席，请了几位中央领导人、来京的地方领导人。他还特地请了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邢燕子、董加耕等几位来自工业、农业和科技战线上的人大代表，并与他们同桌。宴会开始前，周恩来和陈永贵单独谈了半个小时，详细了解了一些关于大寨生产生活的情况。

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第一次来到大寨。后来又于1967年4月9日和1973年4月23日两次视察了大寨。虽然三次的时间加在一起不到20个小时，但他在大寨的一言一行，都使大寨人深受感动，又深受启发和鼓舞。

一个国家总理，来到一个相当封闭的小山村，几乎没有任何隔阂就融入了百姓之中，而且就是一个个小小的举动，使得大寨人有了“自家人”的感觉。第一次到大寨，他来到“铁姑娘”郭凤莲家，看望她的姥姥。周恩来在吃玉米面窝窝头时，切成了两半，一半自己吃，一半给郭凤莲，并意味深长地说：很长时间没有吃这个饭了，这是革命的饭，在战争年代还不一定吃得上呢!第二次到大寨，又吃了窝窝头，还把自己吃剩下的半个窝窝头，用手帕包起来，装在衣兜里，准备回去吃。他还特意带了一些大寨人做的玉米面烤饼，打算带回去给其他中央领导人尝一尝。第三次到大寨，又去看望了郭凤莲的姥姥，对她说：“我上两次来，你还记得吗？”老人说：“记得，记得！”周恩来说：“前两次来，凤莲还没有结婚呢。”这时郭凤莲端来窝窝头，让周恩来尝。老人说：“买的东西，不如自己做的好吃。”周恩来听了爽朗大笑，把全屋的人都感染得一起笑了起来。临走的时候，周恩来握住老人的手说：以后有空再来看望你。

周恩来注重得更多的是如何建设好大寨。第一次来到大寨，他对农田基本建设、农具改革、沤制肥料，水利建设、引进良种、培养自己的优良品种、直到绿化工作、林业经济等，都作出了实事求是而又富有远见的具体建议和指示。第二次周恩来踏上大寨土地，发现大寨山坡上已经种满了树木，梯田整修得更加平整，还修了蓄水池，便赞扬道：“变化真快呀，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了！”第三次到大寨，周恩来看到虎头山上长满了绿油油的树，听说大寨人用酸枣树嫁接的大枣树已经结果，非常高兴，对陈永贵亲热地说：“永贵，我不敢认大寨了，大寨变化真大啊，你们老一辈、小一辈，干得好啊！”

周恩来第二次和第三次到大寨，正值他日理万机的“文革”期间。第二次周恩来去大寨，是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去的。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7年4月7日、10日和11日，周恩来同范文同举行多次会谈。“九日，陪范文同等飞大寨参观，当天返京。”同时，“4月7日、9日、10日三次接见天津各群众组织代表。”由此可见，周恩来当时是处于怎样一种忙碌的状态中，但他仍然挤出时间关注大寨的建设，可以说这不仅仅是对大寨的鼓励，也是对整个中国农民的鼓励。第三次到大寨，尽管因癌症身体虚弱，但他依然话声朗朗地鼓励大寨人，兴致勃勃宣传大寨精神。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3年4月19日—24日，周恩来与来访的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举行多次会谈，“二十二日，出席中国和墨西哥政府贸易协定签字仪式。当晚，和邓颖超同客人前往山西省昔阳县大寨访问。次日，送别埃切维里亚后返回北京。4月23日 在大寨与谢振华、陈永贵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谈话。”

◆周恩来夫妇陪同外宾参观大寨。

后来大寨人在回忆周恩来第三次到大寨时有这样的描述：当周恩来陪同外宾要步行上虎头山视察时，陈永贵说：“总理，可以坐车上山了，山上已修了盘山路。”周恩来说：“不坐车了，到了大寨就得有大寨精神，发扬大寨精神爬山哪！”到了虎头山上新修的蓄水池边时，周恩来向客人介绍说：“我1965年来时山上没有树，今日树木成林，又种了那么多水果树，梯田修得这么漂亮，又修了蓄水池，我说的，大寨人都这么做了，干了这么多事……”。在一旁的邓颖超风趣地说：“你们看，总理成了大寨的解说员了！”周恩来答道：“我来大寨三次了，对大寨的情况还是了解的。我说的有不对的地方，请永贵同志补充嘛！”墨西哥客人赞扬大寨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们说：“大寨人民的劳动精神是你们国家的榜样，也是第三世界的榜样，还是墨西哥的榜样。”周恩来说：“第三世界各国人民都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榜样，我们要向墨西哥人民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学习。”

关于农业学大寨的问题，正如本文前述，周恩来一开始就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文革”期间受到扭曲的时候，总的来说，周恩来还是心中有数，尽量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引导，使其回到六十年代初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轨道上来。1970年2月13日，他在全国棉花会议上谈到大寨经验时提出，各地区“应该找自己的种棉花的高产地区做模范”，“大寨经验是在山西，不一定在河北、江苏适用”，“各省都要找自己的‘大寨’”。“总的政策是，自力更生，估足困难，先公后私，国家帮助。”1971年，周恩来曾五次接见美国著名作家韩丁。在谈到大寨时，他说，大寨是一个许多人能够达到的榜样。但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变通，要考虑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地方。如果人人跑到大寨去学习，仿佛它是经典似的，那就不可能有帮助，反而是失败并且受到损害。大寨的核算制度不应当机械地仿效，大寨的石房子也是这样。原来，大寨的土窑房大多数在大水灾中给冲毁了。之后，陈永贵就带领大寨人民建造长长的一列列石窑房。这种建筑式样没有留下私人开园子的余地，也没有供家庭养猪的地方。如果所有的村子都应用这个办法，事情就会弄得一团糟。在大多数地方，群众的觉悟没有高到可以废除私人的园子和猪栏的程度。因此，我们实际要学习的，不是核算制度或房子这些具体做法，而是学习大寨人民怎样学习毛泽东思想，并真正地、有效地、深入地把它运用到他们的村子去。我们要学习的是大寨人民怎样贯彻执行“先公后私”和“基本上自力更生”的政策。

周恩来的这些“纠偏”的指示精神，通过一些有关会议传达到了全国各地，对当时农业学大寨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起到了较强纠正的作用。在1971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发出的综合简报第三期《当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中，强调：要正确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可只抓粮食，搞“单打一”。要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家庭副业。划清多种经营和正当的家庭副业同投机倒把、弃农经商的界限，不要不加分析地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对已经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多数群众不满意又减了产的，要作适当调整。不能搞高指标，动不动就要翻一番。不能搞形式主义、“一刀切”等。这些问题的强调，使许多干部认识到，“收自留地、取消劳动定额、搞大队核算”是“学大寨未抓住根本”，会“走到斜路上去”，从而改正了这些做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论是山西省委，还是中央领导，在实事求是地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的同时，特别强调，周恩来同志总结的大寨精神，特别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但在过去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在今后的改革开放中仍然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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