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部署解放上海的方案

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后，第三野战军主力乘胜追击，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麾下的5个军8万余人全歼于安徽的郎溪、广德山区，随后兵锋直指上海，准备夺取国民党重兵把守的这座东方大都市。

“文进”和“武进”的艰难抉择

一

郎（溪）广（德）围歼战之后，汤恩伯集团一部分逃往福建，主力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人退守上海。当时的蒋介石虽然已经“下野”，但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抓住军权不放。这时候，他也知道上海形势紧张，赶紧离开溪口老家坐军舰驶往上海，亲自指挥“保卫大上海”战役。

1949年“五一”节刚过，邓小平、陈毅等从南京转到江苏丹阳，筹划接管上海的工作，并会同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等谋划解放上海的作战。此时第三野战军的指挥机关已进抵苏州。上海近在眼前，连战连捷的指战员士气高昂，摩拳擦掌。在很多人眼里，打上海就等于是抓俘虏，所以都急切地盼望着迅速拿下上海。

就在三野大军扑向大上海的时候，在苏州前线指挥部里调兵遣将的粟裕、张震等人，突然接到了身在北平的毛泽东下达的命令。毛泽东指示：“三野暂时不要进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至于“何时占领上海，要等我们的命令”。军令如山，近20万大军紧急刹车，就地转入战前准备。官兵们很快就知道了原因所在。原来，中共中央考虑的是上海在中国所有城市中的特殊地位。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陈毅指出，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作战，好比“瓷器店里打老鼠”，如果打烂上海，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就会蒙受重大损失。而一旦解放军接管工作做得不好，导致上海停工停电，发生混乱，变成一座“死城”，解放军就可能在上海立不住脚。更为重要的是，上海是帝国主义利益最为集中的地方，外国资本占在华总投资额的80%以上，列强也轻易不会放弃上海。

西方列强为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上海常年驻有舰队等武装力量。中央军委决定，要估计到美国出兵占领中国若干个城市的可能，要先有思想准备。但是，毛泽东也看出了美国人的犹豫，他说：“如果我们力量越强大，作战越坚决，相反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就越小。”

早在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对是否会发生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这一问题作出了布置：第一，在兵力部署上要有所准备；第二，要尽可能避免直接的武装冲突。但是如果对方先打第一枪、第一炮，就要坚决还击。虽然没有同美国人交手，解放军的确先和英国人打起来了，就在解放军百万大军即将渡江的紧张时刻，发生了“紫石英号事件”。

守卫上海发电厂的解放军战士

二

4月20日，长江上突然开来了两艘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和“伴侣”号，横在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中间。英方对解放军的警告信号置若罔闻，最终爆发了双方的炮战，被解放军击中的“紫石英”号后来在双方谈判期间趁夜暗逃走。丢掉了长江防线后，此时的上海成为了蒋介石全部的希望。他妄图凭借汤恩伯集团的20余万兵力在上海坚守6个月，以便利用这段时间，继续抢运储存在上海的黄金、白银和其他重要物资到台湾。同时，寻机挑起国际事件，促成美英出兵干涉。

汤恩伯是浙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老乡关系盛行的国民党军队里，汤恩伯颇受蒋介石的赏识，从一个连长开始，直至升为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并与陈诚、胡宗南分掌重兵，独当一面，成为军事三巨头之一。汤恩伯与中共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率军“围剿”革命根据地时，执行蒋介石的旨意最坚决，在双手沾满了红军的鲜血后，一次次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

毛泽东紧急叫停大军前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解放军在打下上海后，能不能管好上海，这对当时的中共来说是一道极其复杂的难题。解放军在占领南京之后，发生了士兵擅闯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宅的外交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解放军指战员长期战斗生活在农村，对城市生活不习惯，对市民多有阶级偏见，闹出了不少笑话。因此，毛泽东要求全军各部队利用进攻上海前的“十天内”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不想让胜利之师重演明末李自成骄兵必败的悲剧。江南小城丹阳突然热闹起来，数千干部从解放区、北平、香港日夜兼程赶过来，投入接管上海的集中整训。

这次进驻上海不仅是对共产党的生死大考，也是对中国革命的生死考验。陈毅在丹阳提醒接管干部时强调：“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为确保上海能够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高瞻远瞩，为上海战役制定了指导方针：既要歼灭敌人，又要保持市区完整；既要攻占上海，又要接管好上海；既要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又要扩大我党解放军的政治影响，打一个军事政治全胜的漂亮仗。“文戏武仗”成为了上海战役典型的特征。

三

此时上海的国共双方兵力旗鼓相当，但是在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拥有数十艘舰艇和上百架飞机。上海周围历史上多次遭遇战火，修筑了大量的防守工事，仅一般炮火和炸药包奈何不了的钢筋水泥碉堡就有4000多座。这些工事，抗战前是美国人、德国人修，后来是日本人修。此时的国民党军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修筑了大量钢筋混凝土的地堡，构成了围绕上海地上和地下相结合的子母堡式交叉火力网。上海四周的要塞工事是由国内专家设计，并参考斯大林格勒塔基卡原理，用最坚固的材料，择最有利的地形修筑的。汤恩伯断言，上海郊外“必为共军之坟墓”。

粟裕、张震等三野领导按照上海地下党转出来的上海守敌防御部署图，将部队分为两个主攻方向。以叶飞、韦国清指挥的第10兵团从苏州、常州由西向东突击，目的是攻占吴淞、宝山，封锁江口。以宋时轮、郭化若指挥的第9兵团，从硖石、桐乡向北突击，协同第10兵团封锁江口，断敌海上退路。随后共同从四面向市区突击，解放上海。5月12日上午10时，战斗首先由进抵王家市、牌楼市的第10兵团第29军打响，国民党军第一道外围防线被解放军顺利突破。

5月14日凌晨，第29军从三个方面包围了淞沪守敌第二道防线上的重要据点月浦镇。然而麻烦终于来了。位于上海北面的月浦镇，被国民党守军视为吴淞、宝山防御阵地的西大门，要想拿下吴淞口首先必须从这里下手。从渡江战役开始，解放军官兵只看到国民党军拼命逃窜，部队上下洋溢着“打着背包进上海”的乐观情绪。一些指挥员甚至连上海守军是否有工事都不知道，在“文进”还是“武进”问题的判断上，从中央到部队，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

一个上海姑娘用自制的彩花挂在进城解放军的枪上，热烈欢迎解放军

东西对进歼灭外围顽敌

一

此时在月浦担任防守任务的是辽沈战役中从营口撤回来的国民党第52军，该军在抗战中因军长关麟征在台儿庄战役中被誉为“关铁拳”而闻名。第52军由于没有经过大战的直接消耗，装备与人员都相当完整，又曾与东北野战军多次作战，有战场经验。该部进驻上海后，扬言要打出个样子来看看。

解放军一开始采用的还是运动战的传统战法，以突击队为先导的集团式冲击、穿插、分割、歼灭，但在对方坚固设防的阵地面前，这种打法显得力不从心，陷入了国民党军交叉火力网中。在蒙蒙的细雨里，冒着浓密炮火发起冲击的战士们前仆后继，很难冲破对手纵深达3000米的防线。夺取一座地堡要伤亡近百人，消灭对手一个营竟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一天的战斗下来，进攻部队中一个上千人的战斗团只剩下120人，许多人都带伤挂彩。

5月15日，粟裕命令东线兵团加快作战节奏，连续突击，攻占吴淞口东岸，为对岸的西线兵团减压。同时改变了原先猛插猛打的作战方式，改为“小群动作为主，火炮抵近直瞄，夺取一点，巩固一点，逐步推进，相机出击”的新战法。5月16日以后，前线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终于使血火中的战场出现了转机。

1949年5月初，上海战役打响前几天，国民党上海守军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开至浦东奉贤县柘林地段的海堤边，这是汤恩伯在“大上海保卫战”中走的一步狠棋。在解放军上海战役的地图上，画着一个被称为钳形攻势的作战计划，位于黄浦江东岸的是三野伸出的另一个刀口——第9兵团。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领受的任务是，打开浦东战场，与钳子的另一头正大战浦西的第10兵团共同夹击吴淞口。宋时轮在大部队急行军的途中接到了三野前委要其加快行动的电报，他对正在急行军的部队下达了命令，必须于5月16日24时前攻占位于上海浦东的江岸城镇川沙、白龙港。

二

15日，三野命令第9、第10兵团截断敌人一切逃路，同时为避免敌人提前逃走，正面各军不要向上海逼得太紧。而这个逃路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黄浦江航道和吴淞口。此时在黄浦江上的8艘美国军舰已经全部撤走，国民党军舰正在大肆搬运金银物资准备外逃。汤恩伯为了保障吴淞口出海航道，从市区抽调了第51军增防浦东。当他得知解放军东线兵团正在日夜兼程挺进，又急令第54军军长阙汉骞赶到高桥组成浦东兵团。同时命令第75军增援高桥，又命令第21军以及第99师自市区增援月浦、杨行和刘行防线。

被调到浦东防守川沙的国民党第51军预计解放军赶到还需要两三天的路程，认为他们还有时间防御。谁知道他们刚到川沙，解放军就从天而降，几个小时就攻占了县城，迅速包围了仓促应战的第51军及暂编第8师。缓过神来的国民党军发现对面的解放军因急行军炮兵并没有跟上，在进攻中没有重武器，攻击部署也没来得及就绪，于是组织起3个团在重炮掩护下发动反击，计划一举突破包围，与相隔不远的国民党第12军会合。一拨一拨的冲锋部队扑向立足未稳的解放军阵地。

解放军则一面抗击对手的攻击，一面使出巧计，派部队绕过国民党守军的阵地，大规模向前穿插迂回。5月14日，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已经安放了炸药的奉贤。解放军向北一路猛进，直抵浦东腹地。

此时，西线的月浦、杨行、刘行一线仍在血战之中。在月浦的21.7高地上，敌军用坦克撞开了解放军防线并向纵深冲击。眼看着那么多人牺牲才夺来的阵地就要复失，战士们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用上了刺刀、铁锹甚至木棍。在近乎原始的肉搏战中，那些用惯了美式武器的国民党军碰上了更强硬的对手。

解放军上海攻坚的胶着战况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他从北平发来电报催促：“攻城的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西线正在苦战，东线也步步艰难。在浦东作战的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拾了国民党第51军之后，将攻势逐步推进到位临吴淞出海口的高桥。

三

高桥是国民党军浦东防御体系中最重要的核心，与黄浦江西岸的吴淞隔江相对，据守进出上海的门户。

国民党军躲在水泥地堡里，周围设置了大量的防御障碍，火器配备齐全，并能得到大炮和军舰炮火以及飞机、坦克的支持。战至5月23日，解放军还没有攻下高桥外围，三野指挥部令第31军军长周志坚统一指挥两个军，沿海岸、江岸夺取高桥，切断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部队连续几天在恶劣环境下作战，伤亡很大。于是部队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做法，集中兵力从中央突破。

5月25日，已在敌人眼皮底下的稻田泥水中泡了4天的解放军官兵向高桥之敌发起总攻。由于攻击发起点距敌很近，对手几乎没有反应时间，在解放军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中，对手的防线很快被突破。随着一个个碉堡被炸上了天，解放军全线攻入了高桥。高桥一垮，浦东国民党守军全线崩溃。

军政共济赢得全胜

在10天的外围战中，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一直指向国民党军撤退的必经之路吴淞口和高桥。汤恩伯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市区防守的兵力大大减少，而围绕出海口的战斗却日趋激烈。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等鉴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就绪和攻城战况，指示三野“多面攻击，才能分敌之势”。三野复电，准备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但前提是应不再受原计划规定的“只能先打吴淞”的限制。身在北平的毛泽东下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

战斗开始后，乘火车从丹阳抵达苏州的陈毅本欲在当地宿营，但听说国民党军在闸北的守将刘昌义可能有变，当即命令列车直驶上海。

1949年5月23日，三野于夜间发起总攻，四路大军同时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打入市内。天亮时浦东已被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军且战且退，战斗逐步进入市中心。到晚上路灯放亮时，解放军官兵已行进在南京路上。街区激战的枪声震荡在城市的上空，总攻发起两夜一天之后，占上海总面积一半的苏州河以南街区已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

军事进攻的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正按计划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策反活动。汤恩伯眼看着亲手打造的防御体系不日就被瓦解，只能被迫从吴淞口撤退。临走前，汤恩伯将指挥权交给了临时任命的淞沪警备部副司令刘昌义，却不知这位国民党军中将心中另有打算。

刘昌义出身西北军，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暂15军中将军长和第19集团军副司令、第一绥靖区副司令，抗战后手中一直没有实际兵权，在国民党中一直是个闲人。他心里明白：汤恩伯要逃，让自己来当这个替死鬼。

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攻势，刘昌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争取下，25日与解放军接洽后，于第二天率手下4万余人宣布战场投诚。在解放军的全线猛攻之下，对手精心部署的苏州河防线土崩瓦解。27日拂晓，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军淞沪警备司令部。随后，解放军迅速肃清了其他拒不放下武器的守军残部。上海最终获得完全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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