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福鼎·艾则孜，是公众熟知的一位杰出的社会政治活动家，曾任第十、十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一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自治区政府主席。毛泽东称他为“新疆的领袖人物”。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卓越的作家、诗人。那就让我们来见识一下作为文人的赛福鼎吧。

　　展露文学天赋

　　1915年3月12日，赛福鼎出生于新疆阿图什一个开明的爱国实业者家庭。其父喜好音乐、诗歌，提倡新式教育，赛福鼎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幼喜爱读书，以至于酷爱文学、音乐，并成为一生的爱好。高中毕业后，他被遴选为喀什行政公署秘书。1934年，阿图什地区的新式教育兴起，在好友的邀请下，赛福鼎辞去工作，担任了小学校长兼教员。

　　那时，盛世才把持的新疆政府奉行“联俄联共”政策，派遣一批新疆青年赴苏联乌兹别克塔什干中亚大学留学，赛福鼎为其中一员。留苏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奠定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思想基础。同时他还阅读了不少诗歌、小说、散文和文艺理论方面的名著，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1937年底，赛福鼎毕业回国，在参加盛世才开办的迪化（乌鲁木齐）政治训练班学习时，大胆发表抨击当局的言论，被视为“激进青年”，发配到边境塔城新疆日报社塔城分社工作。赛福鼎觉得报社与文字打交道，又能接触了解社会，很符合自己的志趣。

　　赛福鼎在报社谨慎做人，认真做事，把报社安排给他的校对工作做得一丝不苟，还向报社汉族同事学习汉语。工作之余，他埋头读书，钻研业务，争取早日当一名编辑。功夫不负苦心人，一年后他当上了《塔城报》维文版的编辑。他深入民众，了解社会底层情况，经他编辑的版面群众性、新闻性明显提高，受到读者欢迎，报纸发行量显著提升。

　　◆赛福鼎·艾则孜

　　从这时开始，赛福鼎的文学天赋得到展现。同大多文学青年一样，他也从写诗起步。1938年，他创作的一首诗《统一战线》发表，他用诗的语言呼吁民众，建立起最广泛各族各界抗日统一战线，斩断蹂躏我大好河山的日寇的铁蹄，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由此便一发而不可收，他的一些充满激情的诗作在《塔城报》《革命青年》《新生》等报刊上发表，在塔城引起不小轰动。

　　这便更激发了赛福鼎的创作热情，他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孤儿托合提》在《新生》报上发表，作品讲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悲剧故事，一维吾尔农民在水坝将要决口时，受迷信的蛊惑，竟把一个孤儿活埋在坝基之下，以求得大坝安全，结果事与愿违。此作是维吾尔文学史上第一篇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开启了一个古老民族文学发展的新开端。在《孤儿托合提》之后，他又发表了《两种景色》《当代奴隶》《痛苦的记忆》《遗物》《光荣的牺牲》等5篇小说。《遗物》《光荣的牺牲》是以反对日本侵略题材的作品，透出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

　　作为一名文学青年，赛福鼎在塔城声名鹊起。他被一所女子学校聘为兼职教师，讲授维吾尔语文、政治、时事、历史等课程。他还应邀参加塔城维吾尔文化促进会的工作，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在赛福鼎的组织下，他在塔城女校的同事和学生中的文艺爱好者兴高采烈地走到一起，为维文会增添了新鲜血液。那时对群众有着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是戏剧，于是赛福鼎牵头成立了演出队。赛福鼎年轻英俊，才华横溢，很受女生们的青睐，其中一位聪慧、漂亮的维吾尔姑娘走进了他的视野，她开朗热情的性格和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深深地吸引了他，她叫阿依木。赛福鼎为演出队创作了独幕剧剧本《九一八》，表现抗战时期东北某山区一支女游击队英勇抗日的故事。他选择阿依木出演主角。他们自制道具，自带服装，自导自演，很快推出了这台小话剧。由于剧情好，演员投入，塔城各界人士交口称赞。

　　◆年轻的赛福鼎夫妇伉俪情深。

　　1939年3月，赛福鼎与还是学生身份的阿依木在塔城结婚，和阿依木的母亲弟妹一起生活，日子虽然清贫，但他们的感情真挚。阿依木在女校毕业后，进入了演出队，赛福鼎写剧本，阿依木演戏，小俩口伉俪情深。

　　演出队又演出了一台大型话剧《血迹》，反映的是东北军民英勇抗日的故事，再次受到塔城民众的欢迎。接着，他们又创作并排演了《光荣的胜利》《不速之客》《战斗的姑娘》等剧目，使演出队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赛福鼎还翻译了意大利剧作家卡尔洛·哥尔多尼的世界名剧《一仆二主》、乌兹别克斯坦剧作家哈姆扎·伊克姆·扎达的《地主和仆人》等，自导自演，搬上舞台。苏联领事馆、苏新贸易公司还分别邀请演出队进行专场演出，苏联领事官对话剧艺术形式非常熟悉，连连称赞。

　　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赛福鼎的创作坚持为时代呐喊讴歌，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寻求人民解放。

　　1942年，盛世才抛弃“联俄联共”政策，转向反苏反共，并开展大清洗。赛福鼎是留苏学生又是流放者，在大清洗中首当其冲。1943年1月，赛福鼎被赶出了塔城报社，维文会副会长和秘书长的职务也被撤销。为了养家糊口，他开过裁缝铺，在公园俱乐部当过勤杂工。可到最后，连这份工作也被剥夺了，只好靠变卖衣物、家具来维持生计。

　　突然有一天，赛福鼎遭到当局逮捕，逼他交代在苏联领事馆接受了什么任务，为什么要写吹捧列宁的文章。赛福鼎义正词严地据理驳斥。后经各界人士联名具保，警察局不得不放了他。由于警察经常上门骚扰，赛福鼎根本找不到工作，生活更加艰难。但这一切并没有把赛福鼎压垮，反而让他对盛世才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增强了他对革命的向往。

　　在塔城待不下去了。1943年6月，赛福鼎举家迁往伊宁。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1944年参加了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爆发的“三区革命”，成为革命领导人之一。“三区革命”的迅猛发展，迫使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10月与三区革命临时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成立了新疆省民主联合政府，赛福鼎出任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传承民族瑰宝

　　1946年9月，赛福鼎率省选举委员会第三监选小组赴南疆喀什专区，参加省、县两级参议员及县长的监选工作。其间，当地组织剧团为监选小组安排了包括维吾尔木卡姆在内的数场演出。赛福鼎生在南疆，自幼受到木卡姆艺术熏陶，这次有幸欣赏南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大师吐尔迪阿洪的精湛演奏。木卡姆又称为十二木卡姆，由七十二支套曲组成，每演奏一个木卡姆，需费时两个小时，奏完十二木卡姆需要24小时。赛福鼎聆听吐尔迪阿洪演奏木卡姆，字字珠玑般的音声，如风飘掠过他的耳际，沁入了他的心魂，他被木卡姆艺术精气深深吸引。

　　短暂的联合政府宣告破裂后，赛福鼎又返回三区革命中心伊宁，他牵挂维吾尔传统乐舞艺术的这一瑰宝，试图将吐尔迪阿洪大师接到伊宁，但未能如愿。

　　新中国建立之初，赛福鼎担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兼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他随同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获准顺访苏联几个加盟共和国，在与阿塞拜疆第一书记会谈时，对方谈及新疆音乐宝藏木卡姆值得搜集整理，令他很受触动。随着吐尔迪阿洪等优秀传人年事已高，木卡姆艺术将濒临失传。

　　回国后，赛福鼎把此事提上议事日程。然而，新疆省要完成这项浩大的艺术工程，既缺专业音乐人才，又缺经费保障。1951年，赛福鼎在北京向周恩来汇报新疆情况时，建议国家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支持，拯救木卡姆这一新疆民间乐舞艺术瑰宝。

　　◆维吾尔族艺人演奏十二木卡姆。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文化部给新疆下拨专款，选派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青年学者万桐书和《人民音乐》杂志社编辑连筱梅夫妇赴疆。以万桐书为组长，音乐家、作曲家吕骥、刘炽、刘锋以及新疆有关人员参加，成立了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赛福鼎为他们提供一切方便，将吐尔迪阿洪和另外几位优秀民间木卡姆艺人接到乌鲁木齐居住。吐尔迪阿洪等几位老艺人一起切磋技艺，万桐书等人一边听着老艺人弹唱，一边用录音机录音。其间，吐尔迪阿洪两次回喀什，工作亦为之停顿。赛福鼎了解其中原委后，即派人将其全家接到乌鲁木齐妥善安置，使老艺人深受感动，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吐尔迪阿洪带着儿子卡吾力，一个打手鼓，一个拉萨塔尔，一唱就是两个月。1951年10月，第一阶段录制了24盘录音带，万桐书对照录音记谱，反复补充修订，不断完善十二木卡姆乐谱。到1956年吐尔迪阿洪仙逝时，木卡姆这一艺术瑰宝得以抢救成功。后又经过广泛收集、整理，集成《十二木卡姆》（上、下册）一书，1960年由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实现了木卡姆艺术由口头传承向文本传承的升华。

　　此后，赛福鼎考虑如何把木卡姆艺术搬上舞台，为各族人民提供高雅的民族精神食粮。1959年，新疆话剧团以和田翻身农民库尔班·吐鲁木几次想骑毛驴、带礼物上北京看望毛泽东主席，最终得以实现愿望的真实故事为题材，创作了以木卡姆为音乐素材的现代音乐话剧《步步紧跟毛主席》，作为献礼节目进京参加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赛福鼎现场观看，并撰写两篇剧评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既鼓舞了剧组全体演职人员，又扩大了对木卡姆艺术的宣传。

　　1965年，在庆祝新疆自治区成立10周年之际，自治区有关部门计划编创一部歌舞剧。赛福鼎听汇报后，非常生气地对自治区文化部门负责人说：“我讲了多少次要将十二木卡姆搬上舞台，你们为什么没有人动？难道要等我死了以后再搞吗？”于是，一部以十二木卡姆中的“奥夏克木卡姆”为音乐素材的新木卡姆大型歌舞《人民公社万岁》编创完成。赛福鼎指示，从全区各地文工团选调最好的歌手、舞蹈演员和乐队，集中在乌鲁木齐市攻关排练。这部大型歌舞首次公开亮相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典晚会时，受到贺龙率领的中央代表团的高度赞誉。

　　◆新木卡姆大型歌舞《人民公社万岁》节目单。

　　1978年1月，赛福鼎离疆赴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职。他仍关心着木卡姆艺术事业的发展，说：“木卡姆是维吾尔民间乐曲艺术的精华，是维吾尔精神文明的灵魂。”他与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多次谈到，希望以十二木卡姆的音乐素材为基础，创造出更能走向全国、奉献世界的以西洋乐器为演奏主体的交响乐来。在赛福鼎的关心支持下，“且比亚特木卡姆”系统完整地搬上了全国第四届“华夏之声”舞台。随后，木卡姆歌舞艺术先后在英国、巴基斯坦、瑞典、德国、波兰、比利时、土耳其、奥地利、日本和中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受到各国各地观众的热烈欢迎，并引起了世界音乐界专家学者的关注。

　　1992年11月，国家民委、文化部等部门和新疆自治区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主办了“中国维吾尔木卡姆系列活动”，赛福鼎作了题为《加强木卡姆艺术的研究，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的讲话。木卡姆交响乐专场音乐会，木卡姆艺术学术研讨和展览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木卡姆艺术的影响。

　　不仅如此，赛福鼎还投入十二木卡姆具体研究与探索。1989年春，在美国夏威夷接受心脏手术治疗期间，他整理完成了一部汇集他多年的研究木卡姆成果的专著《论维吾尔木卡姆》，1992年10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为十二木卡姆的传承作出了新的贡献。

　　2005年11月25日，在赛福鼎逝世两年后，木卡姆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由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投拍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木卡姆往事》，作为新中国60周年的献礼作品，登上了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这是对为保护和传承十二木卡姆艺术作出重要贡献的赛福鼎的最好纪念。

　　创作井喷时期

　　赛福鼎政务十分繁忙，但在工作之余，他始终没有放下创作的笔。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创作进入一个全新主题，那就是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新中国、歌颂新生活。上世纪50年代，他创作了《图尔迪·卡斯木的欢乐》《农民的节日》等报告文学、特写，《发面团儿》《斗争之路》等话剧，出版剧本选《战斗的历程》（1959）。60年代初期，他创作了《第一列火车的鸣叫声》《腾飞吧，伊犁》《母亲》等散文、小说、诗歌。70年代，他创作了《红隼》《歌唱吧，百灵》《萨拉姆，帕合太里克》等散文诗和诗歌，出版散文随笔集《博格达峰的回声》（1973），诗集《风暴之歌》（1975）。1978年，他专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工作负担相对减轻，年过六旬的他，进入了文学创作的井喷时期。

　　赛福鼎在研究十二木卡姆历史时发现，中世纪叶尔羌汗国王妃阿曼尼莎汗为编纂十二木卡姆付出了毕生精力，被维吾尔人尊为“十二木卡姆之母”。早在上世纪50年代，赛福鼎就萌生了以阿曼尼莎罕的传奇人生为素材创作一部大型音乐历史剧的想法，由于公务缠身，难以付诸实施，但他十分留意相关素材的积累。上世纪80年代初，他有了时间和精力专心创作，终于完成了经过多年准备的音乐历史剧本《阿曼尼莎汗》，艺术地还原了这位历史人物，并于1983年由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作品问世后，在维吾尔族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后来他又把舞台剧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由天山电影制片厂和天津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成故事片，剧中贯穿十二木卡姆悠扬、浑厚、纯朴的旋律，展示了维吾尔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深受维吾尔族观众喜爱，也为各民族观众认识、了解维吾尔族历史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94年，该片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电影奖。

　　◆1987年出版的《苏图克·布格拉汗》。

　　此作的成功，促使赛福鼎把创作重点集中于深邃的历史题材，他开始构思创作历史长篇小说《苏图克·布格拉汗》，苏图克是中世纪新疆喀喇汗朝第三位汗王，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与他有直接关系。由于年代久远和资料缺乏，创作难度很大。赛福鼎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辞辛劳返回新疆广泛搜集相关历史资料，并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出发，认真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分析，对那一时期维吾尔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全方位的把握，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主人公苏图克从伯父奥尔古恰克手里夺回本属自己的王位，最终把王位传给长子巴依塔什之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艺术地再现了维吾尔族人民中世纪的社会生活。

　　1987年《苏图克·布格拉汗》出版后，立即在维吾尔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并荣获第三届（1985—1987）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认为“它给我们提供了关于维吾尔人在中世纪时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状况、思想形式、心理和生活习俗等等方面的全面而丰富的知识。就此而言，可说它是一部百科词典”。此作是赛福鼎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2002年被译为土耳其文，汉译本由民族出版社2015年推出。

　　1985年，赛福鼎依据自己在新疆革命史中的亲身经历，创作了7幕17场的大型历史话剧《血的教训》。该剧以1933年至1944年期间，占据新疆地方最高权力、制造一系列血腥惨案的盛世才的黑暗统治为背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夏热甫汗、库尔班·尼亚孜等志士的革命活动。在剧本创作中，赛福鼎既尊重历史事实，又不局限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使戏剧冲突的产生和发展一直呈波浪形展开，在情节的吸引力方面，比他以往任何一部戏剧作品都更胜一筹。这部大型历史话剧与他的《苏图克·布格拉汗》《阿曼尼莎罕》两部作品一起，成为他创作生涯高峰的三部作品。

　　1988年，赛福鼎出版了长篇传记文学《天山雄鹰》，该书反映了新疆三区革命重要领导人之一、英年早逝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革命一生。1990年后，他陆续出版了他本人三卷本长篇回忆录《生命的史诗》。在这些作品中，他忠实记录了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20世纪在新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历史事件、风云人物，巨大的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讲述了他自己和他同时代的志同道合者，探寻真理，追求革命，实现共同的理想目标的可歌可泣的历程。

　　赛福鼎一生创作了1000多首诗歌。他的诗歌继承了维吾尔族优秀文化传统，有大量优秀的维吾尔古典格律诗，如双行诗（格则勒）、四行诗（柔巴依）以及叙事长诗等。他在留苏期间受苏联革命诗人的影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受毛泽东诗词的影响，又创作了许多自由诗、仿汉族传统格律诗等，这些都使他的诗歌不仅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时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豪迈气概。他的这些诗作格调高雅，情真意切，富有文化底蕴，分别收进《风暴之歌》（1975）、《赛福鼎诗歌选》（2003）等诗集。汉译《赛福鼎诗选》于199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赛福鼎可谓著作等身，他的创作几乎涉猎了所有现代文体，包括诗歌、小说、散文、特写、散文诗、戏剧、电影、传记、寓言、童话等，他还是一位文学翻译家，在现当代维吾尔作家中是一位独树一帜的集大成者，在维吾尔文学史上占据特殊地位。他的寓言、童话收入维吾尔语中小学课本，他的诗作被谱成歌曲在维吾尔民间传唱，他的戏剧作品搬上了舞台，他的影视作品在银屏呈现，为当代维吾尔文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广交文人朋友

　　赛福鼎酷爱文学创作，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新疆自治区最高领导人，他十分重视文艺工作，爱护文艺人才。被下放到新疆16年的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部长王蒙忆及赛福鼎，曾动情地说：“他除了是新疆与国家领导人之一以外，我始终认同，兼任过自治区文联主席、新疆大学校长与全国文联副主席的赛福鼎同志是文化人的知己，是我们的同行，与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赛福鼎很看重兼职的自治区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以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认为这是广交文人朋友的重要条件。他通过结交文人朋友，及时掌握文艺工作现状，相互交流切磋创作心得，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状态，并及时帮助其排忧解难。

　　在“文革”期间，新疆文联组织解散，大批文艺工作者不是被下放，就是被关进牛棚。为了保护新疆的文艺工作骨干，在赛福鼎的过问下，文化局成立了创作研究室，吸纳了原文联组织一部分作家、艺术家。当时被放逐到新疆的王蒙以及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阿不拉尤夫等著名作家、艺术家，依然可以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依托创作研究室从事创作。王蒙的70万字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就是在这期间写出来的，该作2014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15年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王蒙在谈到他在新疆16年创作的这部唯一作品时，感慨地说：“我得到以赛福鼎为代表的自治区领导的关怀与帮助，从而幸运地继续进行自己的业务。他本人是个始终尊重知识、追求学问与艺术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表现了维吾尔人民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的期许。”

　　上世纪70年代初，新疆军区文工团的一批业务骨干因“出身不好”而复员到地方，导致军区文工团人才流失，既影响了军队文艺事业发展，也影响了自治区文化事业。赛福鼎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把那些遭到错误处理的文艺骨干从全国各地请回来，让他们第二次参军重返新疆军区文工团。舞蹈编导孙玲是赛福鼎认识的一位文艺界朋友，因有海外关系受到过非常不公正对待，因此不愿意归队。赛福鼎就和任自治区文化厅长的妻子阿依木，专门把孙玲请到家里吃饺子。赛福鼎一边吃，一边做孙玲的思想工作，动员她回军区文工团，但她仍不愿意。赛福鼎微笑着开导她说：“妈妈也有打错孩子的时候，妈妈已经向你承认错误了，难道你还不能原谅你的妈妈吗？”听了这话，孙玲感动得流下了眼泪。1973年7月，孙玲回到新疆军区文工团，恢复军籍，补发了两年的差额工资。后来，她成为国家一级编导、新疆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为新疆的文艺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71年夏季的一天，赛福鼎的几位文人朋友向他反映，有人无限上纲，把民歌与政治扯在一起，贴上“反动”的标签，禁播禁唱。由于缺少群众喜爱的歌曲和音乐，不少人因偷偷收听外国歌曲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赛福鼎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十分重视，明确指出民歌属于艺术范畴，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建议解禁部分维吾尔民歌、乐曲，以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自治区文化厅第一批就解禁了30首民歌和乐曲，在电台中公开播放，群众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些熟悉的歌曲后，感到格外亲切。

　　1985年7月，《民族文学》杂志社在烟台举办民族文学笔会。赛福鼎专门到笔会看望少数民族作家，与大家一块愉快地座谈。他肯定《民族文学》办得很好，很有成绩，希望通过这个刊物培养出作者来，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他建议《民族文学》除出汉文版之外，还应该出几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那样才能真正起到各民族之间进行文学交流的作用。他鼓励北京办的少数民族文学培训中心长期办下去，给少数民族作家提供深造的机会。他倡导少数民族作家要到全国各地走走，开阔眼界，少数民族作家眼界打不开，就会跟汉族作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经费困难，他可以帮助呼吁一下。

　　赛福鼎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后，新疆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到北京来，都喜欢到他家坐坐，常年络绎不绝。无论是老朋友，还是刚认识的新朋友，包括普通的工人、农民、一般干部，他都一样热情接待。某次，赛福鼎一家人在北戴河休假。一个卖烧烤的新疆维吾尔青年求见，北戴河保卫处工作人员向他汇报。赛福鼎让秘书去了解一下情况，秘书问青年人：“你怎么认识赛福鼎？”青年人取出历史长篇小说《苏图克·布格拉汗》说：“我是通过这部书认识的。”没想到一部小说，竟在维吾尔青年中间产生这样的影响力，这使赛福鼎非常欣慰，立即把青年人请到住处，与其亲切交谈。

　　2003年11月24日，赛福鼎因病逝世，魂归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