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5日，滕代远与林一在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驻地合影

林一 （1917—2007），河北武邑人，滕代远夫人。193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2007年8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此文是林一生前 （2002年）撰写的回忆文章的一部分，现刊登出来以飨读者。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一直战斗在太行山上。从1940年至1948年5月，近8年的时间，在太行山晋东南根据地工作，先是情报部门，后是城工部门，因此我对太行山怀有深厚的感情。岁月的流逝，时代的风雨，没能斩断我对往事的回忆。

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1938年秋，从苏联学习完成后，和战友们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西安辗转到达延安，经过短期学习，任延安中央社会部机要科长。年底和滕代远结婚。1939年夏，参加中央党校组织的土改工作团下到延川土改3个月后，被调至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在党中央领导身边工作近2年。

有一天，中社部领导找我谈话，大意是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我们军队对日军作战打了很多胜仗，为了配合战争，在隐蔽战线上还需要加强斗争，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情报保卫工作组）到前方八路军总司令部开展工作，任务是搜集敌伪军、政、警、特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供领导参考。工作方法，可以派人打入敌占区，潜入敌伪内部，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他又说，工作组共7人，由你负责，张箴协助，给你们配备2名电台报务员、1名译电员，便于和我们联系。另外，物色了2名干部，他们在敌占区有社会关系，到前方后设法派出去。你们到前总后，由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你有什么意见？

我听了以后感到担子很重。因为当时我在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主要抓行政管理，对业务工作很少接触，心中无底。我提出对这项工作毫无经验，很难做好，是否另派个负责人，我可以协助。他说不另派人了，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有党的领导可以随时请示嘛！

我决心接受这一繁重的任务。我们一行7人，1940年秋从延安出发，经过战火纷飞的晋西北，越过敌人层层封锁线，用两条腿行军，走了两个多月，于12月到达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晋东南辽县武军寺村。

到前总后，我立即向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副总司令、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汇报。我把在延安中社部领导上分配的任务、人员状况、工作关系一一向他们汇报。几位领导当时商定：工作组由彭总直接领导，具体工作向刘锡五部长请示。工作组建制属前总司令部秘书处，我负责工作组的领导工作，林一、张箴、宗韬对外称秘书，2名报务员编在司令部第三科，业务由我指导，另2名外出人员设法尽快派出。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工作也逐步展开了。要想打入敌人内部，首先要选择符合条件的派遣对象。领导上帮助选调，我们携带彭总的信又到抗大去挑选。代远1940年5月调任抗大总校副校长，很支持我的工作，前后选调了20多人，由张箴、席一先后负责办了3期训练班，学习结束后逐个派出。

潜伏在敌人的心脏

1941年下半年，工作组改为司令部参谋处情报科，我任科长，直接受左权参谋长领导，不再向中社部直接汇报了。这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建立情报组织，要求八路军前方总部、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等各司令部成立情报处，任务是搜集敌伪、国民党的军政情报，调查研究其动向，进行部队侦察，查明敌伪军番号、兵种、武器、行动企图等，以便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

1941年底，前方总部在原情报科和技术侦察科（对外称新闻台）的基础上组建了情报处，处长左权（兼）、副处长项本立（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改为两个科，项被调走），处以下设4个科，我任第一科（派遣科）科长。第一科的工作任务是：选调干部进行训练，根据领导指示，确定派出方向、任务，为派出人员办理具体工作（如解决化装、经费、“良民证”等），规定联络点及接头暗号，外边同志回来后组织汇报，接收送回的情报，翻译往来密信，派人员到敌占区巡视工作，传达指示等。

我们先后派出一批符合条件的干部，打入华北敌占区大中城市和伪军伪组织中，搜集情报，发展地下武装，对伪军进行策反，联络爱国进步人士掩护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由情报处直接派出的干部有75人，在敌占区建立了情报站和交通站。在城工部时期，他们又发展党员70多人，当时有140多名共产党人，分散在敌人心脏里活动。

情报工作的派遣并非一帆风顺，被派出人员遇到很多困难、艰险，才站稳脚跟，隐蔽下来。例如，1942年从抗大选调的军事主任教员王文治和政治文化教员王伯彦夫妇，由总部情报处派去青岛，经过曲折，才搞到青岛“良民证”。到年底又经人介绍，王文治潜入河北省遵化县，在伪治安军第3集团军第6团书记处补个勤务兵，书记官看他字写得好，让帮文书抄写，官称“帮写”。

王文治利用“帮写”后又提升为上士文书之便，搜集了不少伪军资料，由爱人王伯彦带回总部情报处。王要求总部再选派一人，安插到伪军6团任职，我们又选派前总后勤部秘书科长邓芳钦随王伯彦到了遵化，经王推荐，潜入伪军6团书记处。王后来转移到另部伪军。邓能写一笔好字，工作积极，深受团长器重，由上士文书升任准尉司书。华北伪治安军是日军亲手组建的所谓正规部队，号称近20万人。伪治安军总部头目是大汉奸齐燮元，下属几个集团军，建制团是基层单位，从一个团的编制、武器配备、人员情况可以了解到集团军全军情况。王、邓二人职务虽然较低但岗位重要，他们先后埋伏了3年之久，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送回总部。

为了在伪军里发展地下武装，1942年我们又从抗大上干科调军事教员张鸿烈和刘筱萍夫妇到敌占区北平工作。张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过张学良部上校副官，参加过青年党，阅历丰富，军事素质好。到北平没有找到可靠的社会关系，后经在保定的老师推荐，到河北省献县任伪军干部训练所所长，后由所长升为大队长、伪警备团副团长、伪县长兼保安联队队长。虽然职务步步高升，但并非处处顺利，用张本人的话说：“三年中，日本人对我时时怀有戒心，用各种方法试探我，我也用各种手段和他们周旋，他们始终没有发现我有什么破绽，我艰难地度过了这三年。”

献县派有日本顾问，“讨伐大队长”是日本人。1944年5月，从天津宪兵队来了个儿玉少佐，突然找张鸿烈说：“你的八路军说话。”翻译说：“让你把通八路军的事详细说出来，说了没事，不说不行。”张听后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日本人对他曾有过多次考验，他不显山不露水地处处表现出为“皇军”“效劳”的“忠心”。他和冀中八分区地委有联系，数次派人商量打假仗。

在一次打假仗中，伪军损失惨重，张也受点轻伤，为了消除日本人对他的怀疑，当时他勇敢地用自己的手枪打伤过自己右小腿，以表现对八路军作战的“坚决”，并且得过几次嘉奖。当时他想，今天是怎么了？是否有人叛变告密？他表面上很镇静，对日本人说：“我的情况，木村大队长最清楚。每次讨伐，我都走在前头，保安联队积极出去讨伐，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对皇军没有二心，没想到今天竟落个通八路的罪名。”儿玉仍紧紧追问。他急中生智，以攻为守，不管三七二十一，摘下身上的战刀，卸下手枪，扔到桌子上，又扯下军衔和领章，扔到地上说：“我不干了，皇军愿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张能听懂一些日语，当时日本木村大队长说了许多张的好话，并说谷部队长（中将旅团长）还奖给张一把战刀等。儿玉一听他还有来历，面色有些缓和，从皮包中拿出4封匿名信给张看，内容是：送出的情报收到了，枪、子弹、药品均收到，以后换个地方送……他只看了两封信就冷笑说：“这信不值得一看，这是八路惯用的圈套，想借你们的手把我杀掉，你们日本人那么有办法，怎能相信这些信呢？”他们又是让座，又是倒咖啡，经过4个多钟头才算完。后来张分析，这是日本宪兵故意拿信来诈他，诈出东西来，可向上级报功，诈不出也没有什么关系。

1945年8月，张鸿烈得到上级同意，率1200余官兵起义归队，投入冀中军区部队，编为第2纵队，张被委任为纵队司令员。军区党委发了慰问电，前总参谋长滕代远发了嘉奖电。

滕代远、林一夫妇和孩子们在一起

难忘彭老总

几年来，我们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体会最主要的一条，是领导对情报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开始时，受彭总直接领导，我们到抗大调干部，他亲自写信给抗大总校副校长滕代远、教育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得到校方大力支持。我们在办训练班时，每期不到10人的训练班，彭总骑着马，到小山沟村亲自去讲课，学员们都深受感动。敌占区同志回来汇报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彭总盘着腿坐在老乡的炕头上，仔细听取贾建国对伪军头目齐燮元开展争取工作的汇报，不时插话询问，最后指出：“齐虽已下台，在伪军中仍有影响，对这个工作不做，有点可惜，但不能抱过高希望。齐是封建、半封建产物，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思想上没有共同基础，但他是汉奸，到一定条件下，他是要找出路的，所以有可能成功。”

情报处开始是左权参谋长兼处长，1942年5月在敌人“扫荡”中左权不幸牺牲，8月25日滕代远调前总任参谋长兼情报处长。他们对派出的主要干部，走前亲自谈话，回来听汇报作指示，重要情报亲自批示。在1942年底召开的情报工作会议上，滕代远参谋长作了工作总结，提出今后任务和努力方向。

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不仅使情报工作能顺利开展，也给被派出人员增强了决心和信心。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为了不辜负党的使命，克服重重困难去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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