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这是著名学者高亨赞颂毛泽东同志的诗句。一代伟人毛泽东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素养，更具有深沉的历史情怀。他的一生都在读史，学史，评史，用史。在研读历史人物时，毛泽东总有自己独特的品评。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不因袭旧说，而是独具慧眼，透过历史人物的言行，抓住历史人物身上最本质、最突出的特点，言他人之不敢言，评他人之不敢评，从中体现出毛泽东本人鲜明的性格特点、政治立场与历史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产党员要有历史思维，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2023年恰逢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策划“毛泽东读史”栏目，不仅是对毛泽东同志的纪念，也对党员干部学习历史、运用历史具有重要启示。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毛泽东熟稔中国历史，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留有诸多评批。其中，被明代思想家李贽喻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不仅是毛泽东诗词歌咏最多的古代帝王，也是毛泽东评批次数最多的古代帝王。对于这样一位在历史上存在争议的中国古代第一位封建君主，毛泽东有着怎样独特的见解与评价呢？

一、肯定功绩：“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

毛泽东评价秦始皇的总体态度是“一分为二”。1975年，当时在毛泽东身边为他读书的芦荻曾就秦代政治史和秦始皇的历史地位请教毛泽东，毛泽东明确表示：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评论。

“一分为二地评论”，首先便是肯定秦始皇的功绩。

“秦始皇是好皇帝。”这是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同各中央局书记谈话时所言。毛泽东对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一直都是褒扬与肯定的。现有资料显示，毛泽东至少六次明确表达过自己对于秦始皇的赞许，这在毛泽东对历代帝王的评价中并不多见。为清晰呈现毛泽东对秦始皇历史功绩的肯定，本文根据时间顺序将这些零散材料进行了梳理。

1958年2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对秦始皇要“估计得恰当”：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

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总结了秦始皇的功绩，并指出秦始皇善于集中统一领导：

说秦始皇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太武断了。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原来各国的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能说不是好事吗？秦始皇还在陕西关中开凿了有名的郑国渠，长三百余里，可灌溉农田四万余顷，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秦国也因此富强起来，终于把六国吞并了。能说这不是好事吗？……秦始皇有独裁的一面，也有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面，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高度集中统一是统一中国取得成功的积极因素。秦始皇看准全局情况后，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有很大的决心和气魄，敢于力排众议，不听那一套动摇军心的话。

1964年6月24日，在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中，毛泽东肯定秦始皇在中国封建君主中“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历史地位：

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1970年6月19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肯定秦始皇“做了些事情”：

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就是这个修长城的皇帝——秦始皇。中国这个字有两说：一个叫瓷器，一个没有A字，就是CHIN（秦朝）。这个皇帝可做了些事情呢。人家骂他骂得厉害。

1973年7月4日，在与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毛泽东引用李白诗肯定秦始皇：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同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同埃及副总统沙菲的谈话中，明确表明自己“赞成秦始皇”，并再次总结秦始皇历史功绩：

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形势图。

从上述这些言论中可以明确看出，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历史功绩确实非常赞许。具体而言，毛泽东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秦始皇其人其功予以肯定：

第一，肯定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先后灭掉韩、魏、楚、燕、赵、齐等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基础。对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肯定，称赞“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

第二，肯定秦始皇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推行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政治上，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高级官吏由皇帝亲自任免；地方上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中央任命，并随时可以罢免，从而稳固了中央集权，奠定了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经济上，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实行“车同轨”，开凿水渠，发展交通。文化上，统一文字，以小篆作为全国通用文字。毛泽东认为这些举措，是“事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

第三，肯定秦始皇善于集中统一领导。秦始皇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并能够有效推行自己的主张，毛泽东认为，是由于他具备“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能力。巩固一个新生的国家政权，推行一系列新的主张和举措，需要强大的决心和气魄，秦始皇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敢于力排众议，敢于勇往直前，从而实现“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对此，毛泽东感叹：“高度集中统一是统一中国取得成功的积极因素。”

横扫六合，虎视雄哉。对于秦始皇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饱受争议的帝王，毛泽东能够明确肯定他的历史功绩，并直白表达自己的赞许，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尊重，也体现了毛泽东的真性情。

二、正视问题：“对人民施行暴政，丧失了民心”

“一分为二地评论”，还需正视秦始皇施政的问题与弊病。

1975年，毛泽东在与芦荻的对话中，曾就此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泆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

◆秦诏统一度量衡。

上述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毛泽东对于秦始皇施政弊病的一段总结，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于秦始皇“一分为二”的批评观。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志得意满，耽于泆乐。毛泽东认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丧失了进取之心，大费人力物力财力，修建宫殿，四处求仙，以求长生不老，即所谓“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毛泽东所言不无道理。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确实给民众带来深重苦难，巡游四方，以求长生，也耗费巨资，引发百姓不满。但是，在“到处游走，消磨岁月”之外，我们还需看到秦始皇巡游四方背后的真实目的。事实上，秦始皇“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的五次出巡，均带有一定政治性。秦始皇在各地刻石纪念，有“东抚东土，以省卒”“临察四方”“宣省习俗”之意。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二世所谓“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

其二，施政残暴，压迫人民。相较于第一点“志得意满，耽于泆乐”，毛泽东认为秦始皇行暴政压迫人民，则是毫无争议的。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北筑长城，南伐南越，当时全国人口不过千把万，如此沉重的劳役、兵役、徭役、赋役，使人民苦不堪言。典籍记载：“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资财以奉其政。”而同时，秦始皇以法家为尊，制定了一系列严刑酷法，坑杀、黥面、割鼻、刖足，不一而足，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人民强烈不满。毛泽东所谓“残酷地压迫人民”“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也正是由此而来。

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暴政一贯持批评态度，这在毛泽东革命生涯的早期便已展现。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曾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在保存下来的学员听课笔记中，毛泽东谈到过秦朝历史：“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是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 实际上，秦末农民起义发生时，已是秦二世时代。这段文字中的“皆起兵讨始皇”不知是记录错误还是毛泽东讲述时的口误，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中看到毛泽东对秦朝暴政特别是秦始皇压迫人民的否定态度。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又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就包含着秦朝的暴政。他通过肯定“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的农民反抗运动，揭示了封建社会里“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1936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词作《沁园春·雪》，纵论古今，剖白心志。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下阕在纵论中国古代帝王时，写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看似是对秦始皇和汉武帝事功有余、文采不足的惋惜，实际上毛泽东另有深意。毛泽东在自注中写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毛泽东在此处对于秦始皇等帝王的“惋惜”，实际上表达的是“反封建主义”的主题，是一种诗化的“批判”。这与毛泽东在评判秦始皇等封建帝王时展现的阶级史观是一致的。

此外，毛泽东对于秦始皇压迫人民、施行暴政的否定，还体现在他对于汉代贾谊名篇《过秦论》的重视与肯定上。

《过秦论》最早总结梳理了秦王朝兴衰历史，较全面地分析了秦王朝得失功过以及经验教训，其思想见解至今振聋发聩。特别是《过秦论》对于秦灭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地揭露：“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指出了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即“仁义不施”。

1958年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曾通过肯定《过秦论》，明确表达了他对于秦始皇施行暴政的否定。毛泽东说：

贾谊是政治家、历史家，他写的《过秦论》是以人民力量和人民的向背为基本立足点，来观察国家兴衰、帝王成败的。所以，《过秦论》最后的一句话概括秦朝速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人民施行暴政，丧失了民心。这是值得后世汲取的深刻教训。

热爱阅读史书的毛泽东，还在《旧唐书·朱敬则传》中的一则批注中，表达了他对于《过秦论》的肯定。朱敬则认为，秦王朝在时势变化之后而政策“不知变”，依然重刑名法术，最终导致败亡之祸。毛泽东在阅读到这段文字时，在天头处写下批注：“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贾谊观点的认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秦亡之因，并以此为警示，可谓明辨深思。正如贾谊在《过秦论》结尾处所言：“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三、独特见解：“焚坑事业要商量”

焚书坑儒，指的是发生在秦始皇时期的“焚书”与“坑儒”两件历史大事，也是秦始皇受后世诟病的重要原因。对此，毛泽东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焚书”一事，即焚烧诗书。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主张禁止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要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禁止私学，欲学法令者要以吏为师，此即为“焚书”。“坑儒”一事，即坑杀儒生。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方士卢生、侯生等替秦始皇求仙失败后，私下攻击秦始皇为人及其执政等各方面行事，后又携带求仙巨资出逃。秦始皇得知后迁怒于方士儒生，抓获460余人并将他们全部活埋，此即为“坑儒”。

历史上，对待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态度大多都是否定的，毛泽东亦然。他在1958年的郑州会议上，明确表示过“焚书坑儒当然是坏事”，因为“它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又在此基础上，对焚书坑儒进行了具体分析，由此生发出属于政治家毛泽东的一系列独特见解。

在1958年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我们对什么事都应当有分析，秦始皇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实只有460人。孟子主张“法先王”，所以孟子一派的书是“以古非今”的。而荀子一派则相反，主张“法后王”，推行法家一派的学说。秦始皇是主张“法后王”，反对“法先王”的。所以他并不坑荀子一派的儒，也不焚荀子一派的书。

毛泽东认为，秦始皇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主张“法先王”的孟子一派的儒，没有坑荀子一派的儒，也没有焚主张“法后王”的荀子一派的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秦始皇推崇“法后王”。毛泽东进一步对自己的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

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主张值得赞赏，当然我并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人。当时，要由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不实行专政是不行的。但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太过火了。政治上要实行专政，文化上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这一条秦始皇是办不到的。

毛泽东表示，自己“并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人”，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做法也“太过火”。但同时，他也指出，这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时不得不采取的专政手段。结合当前工作，毛泽东认为，在政治上可以实行专政，但是在文化上还是要提倡“双百”方针，并明确表示“这一条秦始皇是办不到的”。

◆秦刻石。

毛泽东对焚书坑儒的看法，还体现在他对于历史上涉及焚书坑儒诗词的关注。

如，毛泽东特别关注唐人章碣《焚书坑》一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1959年，毛泽东曾让康生查核章碣生平以及此诗是否其作品。康生在12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碣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差不多，送上请阅。”毛泽东于是又请秘书林克再查。12月11日在康生的报告上写了致林克的信：“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为）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1966年4月14日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毛泽东引用了这首诗。

又如，毛泽东曾对《历代诗话》中一些涉及焚书坑儒的诗歌诗话进行过圈点。清初学者吴景旭在《历代诗话》中引明人陈眉公诗：“雪满前山酒满觚，一编常对老潜夫。尔曹空恨咸阳火，焚后残书读尽无？”叶圣野诗：“《黄鸟》歌残恨未央，可怜一夕葬三良。坑儒旧是秦家事，何独伤心怨始皇？”又引南宋史学家郑樵的议论，认为秦始皇所坑者，不过是“一时议论不合者”的少数儒生，说明秦始皇焚书坑儒并不如世人所传那样残酷。这一观点，与毛泽东颇有契合之处，毛泽东都加了圈点。

而最能体现毛泽东对待焚书坑儒看法的，便是创作于“文革”时期的诗歌《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年近80岁的毛泽东重燃诗情，作此诗歌，诗中涉及对秦始皇及焚书坑儒的评价：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相较于50年代毛泽东关于“坑儒”“其实也没有坑光”的说法，诗中对于焚书坑儒的看法更进了一步，认为秦始皇“焚坑事业”应当重新探讨。而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主要与当时毛泽东对待儒家、法家的不同态度有关。郭沫若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多有扬儒抑法的倾向。其代表性的言论，是在重庆时期写的《十批判书》，内容涉及否定秦始皇，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而毛泽东在当时更推崇法家思想，不同意郭沫若扬儒抑法的观点。特别是关于秦始皇实行的“秦政法”，即“郡县制”，毛泽东劝诫郭沫若多读一下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不要复古倒退。《封建论》中对分封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上述毛泽东关于焚书坑儒的独特看法，实际上隐含着毛泽东对待儒家和法家的不同态度。儒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思想及实践的两大流派。二者的冲突，主要在于重王道还是重霸道，重怀柔还是重严刑，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而对于革命家毛泽东来说，在政治方式上，他更倾向于法家。毛泽东的一生，都在变革突破，破除迷信，创造新事物，开辟新天地，因而，不可避免地更倾向于思想观点与其相似的法家。而推行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便是秦始皇。毛泽东在1958年5月8日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曾就阅读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实际上，毛泽东“焚坑事业要商量”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言：“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梁启超亦认为，所坑之儒，多为“如汉时文成五利之徒”，认为“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胡适也认为，“焚书坑儒”手段虽残忍，但其中破旧立新、敢于变革的精神值得肯定。

特殊的历史年代，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某些说法或许激进，但其中蕴含的思想观点，却值得我们探讨与深思。

四、实践思考：“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近年来，社会上曾存在一种声音，说毛泽东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妄图借此将毛泽东塑造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行“专制”“暴政”的“封建君主”。这种论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考察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出处，还原其本来面目，本质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否说过“马克思加秦始皇”呢？如果说过，那么其真实情况究竟为何？

◆秦始皇铜车马。

现有资料显示，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曾说过类似的话：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枝叶扶植。”天津专区办一个400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归中央管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十分之八。1962年搞到八九千万吨钢，那时怎么管，再看情况。重点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以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这是迄今为止有记录可查的唯一一次毛泽东谈到所谓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观点。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实际上谈的是民主与集中的问题。1958年8月12日至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工业生产。毛泽东在8月19日的第一次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在讲到第一个问题“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时，说到了“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强调通过集中统一领导，适度发扬民主，更好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对此有过记录，他在介绍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有关钢铁问题的讲话要点时，写道：“针对当时生铁供应紧张，调度不灵，个别地方赶着大车去鞍钢要铁，不给不走，毛主席一再强调：冤有头，债有主。完不成生产计划或调拨计划，要按纪律办事，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薄一波的这段记录，也从侧面印证了“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这句话的出处，以及这句话所针对的问题。

◆秦始皇

“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实际上反映的是50年代毛泽东对于开展经济工作的一些思考，针对的是当时一些地方专讲民主、不讲集中的分散主义状况，强调的重点在于民主与集中相统一，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关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关系问题，毛泽东在50年代有不少思考和论述。他在《论十大关系》等讲话中的基本看法是，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上，我们受苏联体制的影响，集权过多，妨碍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要进行改革。他主张适当放权，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而1958年在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放权改革时，又出现了另一倾向，即放权过多，出现了分散主义和一定的无政府状态。针对这种情况，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强调集中，由此引出了“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说法。事实上，关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历来主张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反对片面讲民主或者讲集中。在“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这句话中，马克思与秦始皇只是“民主”与“集中”的比喻而已。

相类似的，毛泽东还提出过，我们需要“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革命的‘秦始皇’”。

1959 年3月底4月初，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针对当时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谈到了秦始皇。他说：

要学习和借鉴秦始皇善于集中力量于主攻方向，同时要学会走群众路线。不利于群众的事情就是不利于国家，没有什么有利于群众而不利于国家的事。秦始皇并不是没有过错，给秦始皇翻案，要看到他还有重大的过错。历史上的秦始皇搞专制独裁，同群众路线是根本对立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一方面领导上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允许保留意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方面领导要以身作则，提倡作自我批评。这样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经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在这个基础上集中起来，这是革命的“秦始皇”，集中统一就有了群众基础。

这段文字中关于“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革命的‘秦始皇’”，实际上都是毛泽东结合实际工作进行的一种比喻，强调一方面要发扬集中，一方面要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夯实群众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与澄清，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将“马克思加秦始皇”妄断为毛泽东实行“暴政”“专制”，实为对毛泽东的抹黑与污蔑，与毛泽东的原意并不相符。而毛泽东的这一说法，实际上是将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以更为生动形象的方式进行了表达，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也是毛泽东古为今用、与古为新的一种实践探索。

毛泽东对于秦始皇的评批，展现了他深邃的历史眼光与历史思维。总体来看，这些评批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一分为二，辩证分析；二是因时而变，随势而动；三是破旧立新，自出机杼；四是生动形象，古为今用。这些特点属于也只能属于热爱历史又瞩目现实的政治家毛泽东。

“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这是1920年冬年仅27岁的毛泽东写给好友蔡和森的信中所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这是1964年春年逾70岁的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一词中所述。从青年到老年，从冬日至春日，四时更迭，人世代序，毛泽东的一生，都在读史、论史、评史。在与历史的相遇、相知、相惜中，毛泽东低吟着：“歌未竟，东方白。”